澳中非官方高階對話第七次會議週四(9月7日)將於北京召開。這是雙邊關係自2020年惡化以來，產官學界代表首度恢復對談。分析人士指出，澳中關係處於“適度改善的軌道”上，但這類介乎官方和民間智庫的1.5軌交流旨在擴大對話基礎，難達成突破性的進展。此外，兩國的根本性戰略差異太大，就算關係和緩了，再惡化的可能性仍高。
澳大利亞外交部9月2日表示，今年度的澳中高階對話將涉觸及貿易、投資、民間關聯繫和國際安全等議題。澳方代表團由前貿易部長克雷格·埃默森（Craig Emerson）領軍，成員包括前外交部長朱莉·畢曉普（Julie Bishop）及外交貿易部秘書長安思捷（Jan Elizabeth Adams）。中方代表團則由前外交部長、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名譽會長李肇星率領。
澳中對話聚焦經貿、教育和減碳 但成效難期
澳方代表團團長埃默森9月3日投書《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表示，此次會談有機會進一步穩定和加强两國關係，並與中國就貿易、投資、教育和減碳等議題尋求合作立基。他寫道:“我們不會失去什麼，反而可以獲益良多。”
他直言，本週的對話目的不在於實現外交或經濟突破，而在於更理解雙方的觀點，以管理分歧，也有助於後續的官方交流。 ，他期望對話“無所畏懼、坦率且友好。”。
澳方代表團共計18名成員，除兩位跨黨派的前任部長級官員，還包括澳大利亞商業理事會國際參與委員會主席史偉立（Warwick Smith）、旅遊與運輸論壇首席執行官瑪吉·奧斯蒙德（Margy Osmond）和澳大利亞工業集團氣候變遷和能源事務負責人里德（Tennant Reed）等橫跨產官學界的代表，凸顯此對話的1.5軌性質，也就是介乎官方的一軌外交和純民間的二軌外交之間。
澳大利亞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所所長羅震（James Laurenceson）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兩國中斷高階對話長達三年，自去年5五月恢復接觸以來，雙方仍在摸索可合作的領域，但難有突破。
羅震說：“我並不指望，（這次對話）能達成什麼重大成果，因為澳中間已經重啟部長級會議，包括在國防、外交、教育和農業等領域。這次會談屬於1.5軌對話，它只能擴大兩國的討論範疇。”
中國重點關注澳大利亞的政治態度
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澳洲研究中心創辦人劉德海認為，澳大利亞的政治態度是中國重點關注的領域，也是兩國關係改善與否的關鍵，亦即，先政治，經濟次之、最後才是安全。他說，澳大利亞前任總理斯柯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政府首重安全，澳中關係當然緊張。 ，如今工黨主政後，重經貿並在於政治上尋求“較能妥協的立場”，唯獨在安全層面，仍站隊美國。不過，這看在中共眼裡，澳大利亞不過是“姿態較委婉”，但骨子裡的外交基調並沒有改變。
劉德海說，此次澳方代表團成員的跨度較全面，包括旅遊和教育等服務業代表，凸顯澳方對中國市場的重視，尤其埃默森出任團長，也反映經貿互動的主軸。澳大利亞是農產品和礦產的出口大國，但製造業相當依賴中國進口，且難以找到替代供應來源，如中國製電動車正成為澳洲市場的新寵。他說，就經濟壓力而言，澳大利亞需要中國遠大於中國需要澳大利亞，這給了中國政治施壓的優勢，因為中國若不向澳大利亞採購牛肉，可以改向巴西採購，也可繞過澳大利亞，向俄羅斯採購能源。因此，中國持續的經貿制裁對澳大利亞比較不利。
劉德海告訴美國之音：“中國是看澳洲到底在政治上願不願意配合，如果(澳大利亞)擺明了是要跟中國對抗，當然就不太容易改變(兩國關係)。（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內斯上台已經在語調上有改變，(因此)在經貿上，中國做了一些調整，比如說，小麥(輸中)可以解放了，這兩邊可以互動了；，但是像龍蝦、紅酒，還有一些其他的(產品)，並沒有全面的開放。”
不過，澳大利亞正在推動出口市場的多樣化，以減少對中國依賴。據澳大利亞統計局的統計，雖然中國仍是澳大利亞最大的出口國，不過相較於中國製裁前，2019年佔澳洲出口排名第2-5名的日本、韓國、台灣和印度，2022年對澳採購都倍增，抵消了中國製裁帶來的經濟打擊。
對澳制裁出現反效果後，中國的對外關係也出現幽微轉變。
澳大利亞雪梨大學副教授袁勁東8八月在於《All China Review》發表評論指出，中國正深化其與東盟國家的經濟合作，並在與歐洲政要互訪中，強調商機而非地緣政治分歧等。他認為，中國可能意識到，戰狼外交已讓美國及其盟友更加團結，因此須改採更積極、主動和自信的外交方式，才能突破美國的包圍。袁勁東分析，中國與美國盟友圈國家的經濟關係，是中國的優勢，攸關美國能否實現“遏制中國的目標”。
澳大利亞籲中取消葡萄酒制裁 否則將向WTO申訴
繼北京8八月初取消對澳大利亞大麥的懲罰性關稅後，堪培拉進一步呼籲中國取消對澳大利亞葡萄酒等商品的所有製裁。
悉尼科技大學的羅震說，大麥關稅的取消，世貿組織（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扮演重要角色，因為澳大利亞向世貿組織WTO提出申訴後，北京發現處於不利的局面，於是達成協議，承諾快速審查大麥徵收的關稅，以換取澳方暫緩世貿組織WTO投申訴。最後中方解除制裁，澳大利亞也同步撤銷世貿組織WTO投申訴。
羅震分析，澳方可能循類似途徑來反制中國對葡萄酒的製裁，若世貿組織WTO裁決出爐，北京再嘗敗果，他認為，“堪培拉將樂於給北京另一個保全面子的下台階下。 ”
羅震指出，澳中關係正處於“適度改善的軌道”上，但全球局勢已改變，兩國不可能回到2015年簽署自貿協定的全盛期，但或能回到2020年前，也就是，兩國雖有政治分歧，但仍能維持對話並務實地推動關係。
羅震說：“我認為，雙方都不想回到在2020-2022年間，雙邊關係完全失控的狀態。基本上，澳大利亞認為，澳中擴大貿易符合中國的利益，中國也認為，兩國貿易符合澳大利亞的利益，雙方滿懷信心在接觸，因為這顯然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不過，位於南台灣台南的的成大政治系教授王宏仁認為，澳中關係存在結構性分歧，包括價值觀和人權觀的差異，尤其中國仍關押澳籍記者成蕾和澳籍華裔作家楊恆均，讓兩國的緊張關係很難和緩。他說，澳方代表團此次有來自學界和藝術界的代表，但面對中國全面扼殺學術和藝術自由下，澳方希望通過藝文界的交流來改善彼此認知，根本是天方夜譚。
關係改善但難持久 澳大利亞恐動輒“冒犯”中國
王宏仁說，可以理解澳方希望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以換取中國取消制裁，並促進國內經濟的疫後復蘇。但即使經貿關係改善了，雙邊關係要真正好轉仍有變數，因為很可能動輒“又冒犯了中國”，導致產品又被制裁。
王宏仁告訴美國之音：“長久來看，這個(關係改善)還是注定失敗的，因為中國政體沒有改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外交政策沒有改變，這個黨的體制沒有改變的話，澳洲身為西方世界一員，它跟美國、英國的關係這麼密切，不可能說，你在經濟、社會跟中國關係很好，你又在跟英國、日本、還有美國一起合作軍事演習，不可能這樣子兩面討好。”
羅震也同意這樣的觀察，他說，澳中關係潛在的緊張元素並未消失，亦即美國在亞太區的角色。對於美國重返亞太並積極參與區域事務，北京相當忌憚，但澳大利亞偏偏是美國堅定的安全盟友，即便全力避免將防務掛鉤對華政策，但根本性的戰略差異代表澳中關係永遠有芥蒂.，例如，澳大利亞若因國安考量終止中資承租達爾文港的99年合約，或全面禁止中資在澳大利亞投資關鍵礦產行業，將激怒北京，強烈反制，“衝突驟升的可能性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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