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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指習近平扶貧戰爭可能變成對窮人的戰爭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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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最近再次將消除貧困問題提上議事日程。兩天前,他在一次親自主持的會上說,要確保中國在2020年“全部脫貧”。但有美國媒體報道,習近平對貧困宣戰可能讓中國窮人成為最大受害者。有經濟學家說,把脫貧作為政府的任務,通過特殊手段達成目標,這種脫貧不可持續,之後貧困還會捲土重來。

2月12日,習近平在成都主持召開了脫貧座談會。他說,要“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消除絕對貧困;確保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穩定實現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貧困地區基本公共服務領域主要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

美籍华裔经济学家、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文贯中提供)
美籍华裔经济学家、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文贯中提供)

美國三一學院退休經濟學教授文貫中說,2020年,也就是中共建黨100週年前。習近平上台時離那時還有7、8年時間,認為能達到。但開始5年他忙著反腐,“現在一算,只有2,3年了,有點著急。口號已經喊出來,國內和國際上很多人盯著這一口號,如果不能實現,喊這種口號又有什麼意義呢?”

按照中國設定的貧困標準,人均純收入2300元為國家扶貧標準,大約相當於每天掙96美分。按此標準,2016年中國仍有43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另外,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約5億人中國人 - 佔人口約40%,生活在每天不足5.5美元的條件下。

紐約一家以與貧困作鬥爭為目標的非政府組織最近說,習近平的脫貧運動,或曰“扶貧戰爭”,可能使中國的窮人受到最大傷害。

羅賓·胡德基金會最近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發表周君鴻(Eugene K Chow)的文章。文章說,中國窮人有可能在習近平的脫貧運動中受到最嚴重傷害。原因是,這一運動 “嚴重依賴不透明、神秘、已經負擔過重的社會福利制度”和“可能使中國貧困人口比以前更糟的政策”。

周君鴻在文章中說,習近平一方面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發起了“驅逐低端人口”運動,另一方面正把7000萬農村居民搬遷到中國的二、三線城市去 - 既可消化那裡空置的“鬼城”,又可提升新城市居民帶來的消費水平。

但文章說,“由於欠發達地區的醫療人員和教師嚴重短缺,這些新城鎮居民無法獲得健保醫療和教育等基本服務”; “農村移居城市的居民不僅缺乏服務,還切斷了他們過去熟悉的自給自足的生活,並將其拋入一個不熟悉的世界。”

習近平在最近的這次會上說,要保證實現中國貧困人口“兩不愁三保障”,即 “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

自由撰稿人、原羅賓胡德基金會作家周君鴻(Eugene K Chow)
自由撰稿人、原羅賓胡德基金會作家周君鴻(Eugene K Chow)

但周君鴻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引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數據,“估計為100萬新的城市居民提供教育和醫療保健等關鍵服務將需要花費150億美元。照此推算,將7000萬人轉移到城市,正如政府計劃的,將花費超過1萬億美元,比當前政府支出預算的三分之一還多”。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分析表明,如果不進行重大改革,到2023年中國的養老基金盈餘將變成赤字,到2050年,這一數字將增長到118萬億美元。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將被埋葬在超過2.5萬億美元的債務之中。

不過文貫中教授說,習近平既然已經把話說出口,最終就有可能完成,“作為一個政府的任務,通過各種人為的、短期的、特殊的手段達到目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這不等於說這種脫貧是可持續的。一切恢復常態後,貧困會再度來臨。”

文貫中認為,習近平說要讓所有人都過上富裕的日子,“所有”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目標。他說,貧困總會留下死角,“即便是美國也不能避免,有些地方由於自然條件, 就是很難富起來。中國也一樣,在很多地方留下了貧困死角。”

貧困的根本原因在制度

文貫中說,中國主要是制度上的問題,“一個是戶口,一個是土地制度。戶口制度阻擋了農村裡最優秀的人到城裡落戶,而土地制度又鼓勵最優秀的人離開農村。 ”

他解釋說,在土地私有制下,從農村流入城市的首先是農村中生產率最低的人;但是在中國,農村中最有能力的人都首先離開了,留下的是老弱病殘懶者。 “在現在的這種扶貧方式下,有些懶人會賴在政府身上,越懶的人會越振振有詞,覺得是政府欠了他們。”

文貫中進一步解釋道:在土地私有制下,“能夠兼併別人土地的人一般來說必然是能力最強的人,”;但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是集體所有制,有人頭就有地,“只要你是這個村的成員,就有承包權,就要給你一份土地。這樣,每個家庭在做決策時肯定是把最無能的最老的最弱的留下來。”

“既然無法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能人就首先進城去了。而城裡的很多工作其實是不需要那些能幹的農民的,結果把農村優秀勞動力在城市中浪費掉了。而農村又喪失了最優秀的農民。不像美國的農民是全方位的企業家。這樣的人才能跟上城市人的收入。”

文貫中說,這就是為什麼“改革開放幾十年後,中國的農業還是很落後,技術很原始,經營很分散。”

文貫中認為,中國有些人不是好好向世界發達國家學習,“卻還幻想重新用集體化道路達到全面而持續的脫貧目的。短期內,中國政府有錢,逢年過節,村官確實能給貧困戶送點東西。” “我們往往看到各級幹部在弄虛作假。”

弄虛作假的訪貧問苦

習近平在成都舉行會議之前,到四川省一個偏遠山區,訪問那裡的彝族民眾。中共官方媒體配發了習近平到一戶彝族人家參觀的照片。社交媒體上有網友說照片中的廚房,門、燈泡、炊具,甚至抹布都是新的,臘肉和香腸的懸掛方法也不對。

文貫中說:“照片裡的這家農民竟然把很多臘肉香腸掛在爐子上面。有點常識的人都知道,要保存這種東西,掛在爐子上面是最犯忌的,火一烤,油都要滴下來了。”

為落實習近平提出將中國建成“美麗國家”的目標,中央政府計劃將貧窮村莊變成迷人小鎮。 2017年,中國政府已批准了400多個。住建部的文件說:計劃到2020年“培育1000個左右特色小鎮,以此帶動全國小鎮建設”。

周君鴻在為外交官雜誌寫的《夢鄉:中國迷人的村莊》一文中說,中國政府官員認為特色城鎮是吸引居民返鄉、重新平衡發展、為農村帶來急需公共服務的好方式。但有專家對此持懷疑態度。上海交通大學經濟學教授盧明說:“這些特色城鎮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缺乏規模經濟。”

盧先生預計,長期而言這些城鎮將失敗,因為它們遠離主要城市,那裡是高端製造業所在地,也是商品和服務需求的所在地。

文貫中認為,城市化並不是造一堆房子,然後把人搬遷進去,就會成為有活力的城市。 “不是的。它首先要有具有內生活力的企業存在,其產品有社會需求,確實需要擴大生產,因而需要更多的勞動力。”

文貫中說,“如果認為索性把幾千萬農民遷進去,這些房子就盤活了,這是新的天方夜譚。這些農民進去以後,要吃要喝要穿,政府能管他們一輩子的生活費嗎?”

文貫中認為:“農村經濟發展不是靠幾個特色小鎮,還是要靠億萬個農民個體的主觀能動性,自己琢磨出什麼是好的生財之道,上級領導很難為每個人想出適合他們致富的辦法,大部分情況下都是不成功的。”

實際上,中國官員已經擔心這一政策可能導致更多鬼城。今年早些時候一位中國國家發改委的官員就說,很多特色小鎮已變成沒有居民或企業的鬼城。

中國有可住34億人空樓

周君鴻說,“在過去十年中,過度熱情的地方官員和開發商進行了由債務刺激的建築狂歡,已經修建了可容納34億居民容量的空置城市。”

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功地使全國的貧困人口減少了約2.5億。聯合國和世界銀行在各自的研究報告中均承認,30年來,全人類取得的減貧事業成就中,三分之二應歸功於中國。

文貫中說,由於中國人均收入在改革開放的70年代末起點很低,因此說共產黨讓幾億中國人脫貧,在學理上和事實上都是成立的。但是他說現在問題是,收入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 “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年收入可以達到上萬美元,但有些貧困地區人均收入不到1000美元,差別達8、9000美元之多。”

官方新華社的最新報導說,習近平的目標正按部就班地達成之中:過去5年,中國已經成功讓將近7000萬人脫貧;未來3年的任務是完成剩餘的3000萬。

周君鴻說,“看你怎麼界定成功。如果讓窮人從每天掙96美分到掙97美分就叫成功,也許從官方的統計數字來說是戰勝了貧困,但如果從有意義的角度來看,我不認為這叫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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