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的一篇報導說，中國倒退回“網格化管理”來監控民眾的生活。但是，中國國內的媒體，特別實施了這種管理方式的城市媒體，普遍強調其惠民和社會管理效率提高的一面。美國的一位中國問題專家認為，“網格化管理”的初衷是更有效地解決政府應對民生問題的能力，但是如果缺乏權力製衡，這種社會管理方式有變味的風險。
《金融時報》4月3日刊登一篇署名為露西·霍恩比（Lucy Hornby）的文章說，中國正在全國范圍內鋪開一種被稱為“網格化管理”的社會管理體系，以恢復隨著社會開放而在社區中逐漸減弱的國家存在。
文章說，在這種管理模式下，城鎮通過在每個街區網絡單元設立警亭和群眾網絡來減少鄰里糾紛、犯罪、加強市容衛生，以及監視任何被認為是滋事者（troublemaker）的人。文章舉拉薩和廣州的例子來說明“網格化管理”在中國的大範圍實施，並表示，這恰逢中國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對民間社會和異議人士加緊控制之時。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中國問題高級研究員何天睦(Timothy Heath)認為，這種管理體係不止是為了控制。
他說：“不只是這樣。還涉及更好地應對（民眾需求）和在管理上更有效率。這是習近平理政的一個重要主題。……他確實是想要加強中國共產黨的有效治理能力和應對民眾各種需求的能力的。”
何天睦還指出，網絡化管理早在習近平執政之前就已經提出和試點。他說，當時中國當局已經認識到，過去那種維持社會秩序的方法（例如城管）已經越來越不起作用了，反而會造成社會不穩定，因此政府需要提升了解和應對民眾訴求的能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學網在2013年發表的一篇有關社區網格化管理的文章說，網格化管理於2004年由北京市東城區首先在城市管理中實踐，之後在北京朝陽區、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多個城市（區）試點。這篇文章說，社區網格化管理是以滿足服務對象的需求為具體任務，通過現代信息技術，打破以往行政部門各自為政、權責不明等種種弊端的一種新的社會管理體系。
在中國媒體的報導中，網格化管理是一項提高執法和處理民生問題效率的惠民舉措，比如及時發現和處理車輛違章佔道和窨井蓋丟失等涉及公共設施、市容環境等問題。
蘭德公司的何天睦說，網格化管理確實是助於政府利用信息技術更積極地應對各種民生問題，但是其中隱含的一個危險是，權力沒有製衡的政府有可能會在實施過程中把社會控制置於更重要的位置。
他說：“對政府來說，存在這樣的誘惑，就是利用信息技術盯住對某些事情不滿的人，並讓他們噤聲。我認為，對於權力沒有製衡的政府來說，這是個很大的誘惑。”
在網絡化管理提出和試點的過去幾年間，中國也不乏質疑之聲。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張鳴2014年在微博中發文說，他在看到自己住的小區多了一塊某某居委會的第六網格的牌子的時候，瞬間“感覺自己像是進了監獄”。他在文章中說，本來城市小區的居民通過業主委員會自治就可以了，也有利於城市治安，但是中國的城市管理者，對自發組織有著天然的不信任，對治下的人民有著一定要管牢的思維定勢。
他寫道：“在他們眼裡，這個人民的國家，所有治下的居民，都是潛在的敵人，不知道什麼時候，就幹壞事了。必須得盯緊，盯 牢，他們才會放心。自治肯定是不靠譜的，因為你們這些刁民，肯定會私下串通，甚至利用自治組織幹更大的壞事。網格這個概念，雖然讓被網進去的人感覺不舒 服，但那些網子外面的'看守'，感覺卻很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