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重大幻滅，”26歲的石喬然（化名）在被問到如何看待中國政府在12月7日突然放開對新冠疫情的控制時這麼說。前一次讓石喬然感到有點幻滅的是三、四月的上海，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封控。那次，石喬然因為封控一個星期沒吃過肉也曾有過小小的抱怨。
政府決策像“賭氣”和“拍腦袋”
他說：“感覺（政府）就像跟女朋友賭氣。女朋友說，你對我不好，你對我管得這麼嚴。那我就不管你了，撒手什麼都不管了。賭氣一樣。”
石喬然所說的“你不讓我管”指的是不久前在中國多個地方爆發的“白紙運動”。該運動的一個直接訴求是放棄“清零”，放開管控。很多觀察人士指出，“白紙運動”直接促成了中國政府突然放棄“清零”政策。不過，也有人認為，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放棄清零是因為屈服於中國經濟的糟糕表現。
但是，無論如何，石喬然說，很難相信這突然的轉彎不是政府中某些人“一拍腦袋”後做出的倉促的、不負責任的決定。在採訪的過程中，“拍腦袋”和“不負責任”在石喬然的話語中多次出現。
他解釋說，他不反對放開，因為放開是最終的趨勢，但是“現在絕對不是最好的時間”。“至少不應該在冬天，在流感容易爆發的時候。……政府也沒有放開讓民眾打第四針的權利……，沒有做好藥物儲備……甚至輿論宣傳也沒做好。 …… 你可以放開，但是，你不能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放開。”
11月21日，負責防疫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赴重慶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的時候說，要“堅定不移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9天后，孫春蘭說，奧密克戎病毒致病性減弱。
倉促放開，政府準備不足
年輕的石喬然對中國政府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突然放開百思不得其解。他說：“我都能想到的，政府裡的人會想不到？”
疫情防控放開後，中國政府出台的一系列表現和聲明驗證著石喬然的擔憂--政府在決定放開時並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12月9日，也就是中國疫情政策急轉的第三天，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做好醫療資源的準備，可以說是我們做好下一階段醫療服務工作的‘先手棋’和‘關鍵棋’”。根據焦雅輝提供的數據，目前每10萬名中國居民中，只有不到4張重症監護病床（ICU）床位，絕大多集中在較富裕的城市。
擁有理工科背景的石喬然對此也有疑問，政府不是掌握大數據嗎？三年了，他們難道不能據此算出一旦管控放開後可能出現的大爆發，可能需要的ICU病床數，以及可能出現的發燒藥供應量？
有不少人質疑，抗疫三年來，中國將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投錯了地方--他們將更多的資源放到了建方艙以及核酸檢測上，而不是為將來的放開做更積極的準備，包括研發更有效的疫苗，加強醫療資源的儲備--建設重症醫學床位以及藥品供應上。
12月13日，在放開政策出台差不多一個星期後，中國國務院應對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才發佈消息說，允許“感染高風險人群、60歲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較嚴重基礎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開展第二劑次加強針免疫接種”。這個“第二劑次加強針”也就是石喬然所說的第四針疫苗。
根據中國國家衛健委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11月28日，中國80歲以上老年人加強針接種率剛剛達到40％。目前，還有約2500萬60歲以上的老人未接種疫苗。許多家庭至今仍對老年親屬接種疫苗的安全性猶豫不決。
12月7日，《金融時報》援引美國總統拜登的首席醫療顧問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警告稱，中國退出清零政策可能會給中國的衛生系統帶來壓力，並為可能傳播到世界各地的新變種創造條件。
而春運將為這樣的感染和變種創造完美的條件。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大家已經用“億陽遷徙”來形容即將到來的春運期間的疫情大爆發。
春運還沒有來臨，除了北京外，其他地方還沒有出現疫情大爆發的情況，屆時，中國的醫療系統能否承受住壓力令人擔憂。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國家新冠病毒肺炎聯防聯控機制專家組成員馮子健12月6日對中國媒體表示，根據數學模型測算，在第一波大規模衝擊達到最高峰時，人群中的感染率可能達到60%左右。隨後會逐步回落到一個平穩期，最終可能80%至90%的人都會經歷感染。按照中國14億人口來算，60%意味著約8.4億人口感染。目前全世界約有6.48億人感染。
退燒藥、黃桃罐頭、電解質水和醫療擠兌
雖然中國政府現在強調，奧密克戎病毒致病性減弱，但民眾仍對未來會發生什麼非常惶恐。在中國媒體和社交媒體上，有關民眾囤積發燒藥和抗原檢測試劑盒的報導隨處可見。黃桃罐頭和電解質水也成了緊俏的物資。民眾認為它們可以幫助患者補充維生素和水分。
石喬然居住在上海，因為上海預估的疫情高峰還有一個月才會到達，一些上海人並沒有很恐慌，但囤藥已在進行。
陳曉雅（化名）是上海一所高校的老師。面對政府疫情政策的急轉，陳曉雅的反應是“早該放開了。其實，應該三、四月份就放開的。”
陳曉雅在政策放開的第三天才想起買備用的退燒藥，還好她買到了。12月14日，陳曉雅開玩笑說，她現在藥準備好了，“就等什麼時候陽了。”
根據上海澎湃新聞12月15日的報導，上海的多家藥店沒有出現排長隊的現象，但是非處方類退燒藥均暫無貨。藥店的店員表示，何時到貨並不清楚。
生活在合肥的退休教授文軍（化名）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無法買到退燒的藥品。他在微信朋友圈裡寫道：“我們小區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多達四家藥房，居然沒有一家能買到要買的藥，像（蓮花）清瘟膠囊、布洛芬這類藥品早就沒貨了。實體店沒有，就在網上試一試，結果可想而知。現在老百姓不是害怕放開，而是害怕放開後如何應對第一波。”
文軍的朋友圈記錄了放開後他的心路歷程--從無措，到欣喜，到擔憂。12月7日，他寫道“熱鬧了近三個月的小區核酸採樣點終於在今天下午偃旗息鼓了。晚上散步路過昨天還燈火通明的小屋，今天卻黑咕隆咚的，突然有一種失落感，就像身上丟掉了一件盔甲似的。沒有了我們已經習慣了的每天核酸，倒是有點無措了。”
12月8日，文軍繼續寫道“從昨天到現在，整個網上都是一片歡天喜地，幸福來的如此突然，好像有點接不住。”可是，後面他又寫道：“這場疫情，我們忐忑不安地經歷了開頭，卻被突如其來的結尾搞得無比惶恐不安。”
如果說，擔心感染沒有退燒藥令文軍恐懼的話，對生活在北京朝陽區的楊先生來說，退燒藥的缺乏已經是必須面對的嚴峻的生活現實。
一向防護嚴密的楊先生在放開的第三天就感染了新冠，想不出在哪裡感染的，發燒也買不到退燒藥。
楊先生告訴美國之音，他的夫人趕緊出去買藥，但是發現“哪裡都買不到了。走到藥店旁邊都是大排長龍，需要至少一個小時才能排到前面。”
楊先生的夫人最後買到了一些中成藥，好在女兒的高中同學給他送來了8粒泰諾，後來，他在美國的女婿，通過公司在北京的辦事處給他寄了點藥，現在楊先生的病情已經得到了緩解。
楊先生的其他親友在一個星期不到的時間也相繼感染了新冠。楊先生在美國的女兒已經給他寄了退燒藥和維C泡騰片。
香港《明報》報導，中國大陸的這股搶藥潮延燒到香港，香港藥房的“必理痛”已嚴重缺貨。
在北京，市民的新冠感染率大幅上升，醫院和藥房正在經受衝擊。據中國一家專業健康媒體《八點健聞》12月11日的報導說，“近兩週，奧密克戎以迅雷之勢撕開了北京眾多醫院的防線。感染的醫護人數從幾十人飆升至幾百人，似乎只是一瞬間的事。”報導說，很多醫院因此只能不斷調整政策，從要求陽性醫護集中隔離迅速轉變為陽性輕症醫護繼續帶病工作。
中國南方某個城市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官員告訴美國之音說，他目前的工作重點是“考慮老人家的安全和醫療資源不被擠兌。”不過，他不願說地方政府到底採取了哪些措施來改善他所說的工作重點，只是強調，他現在負責的地方並沒有出現他擔憂的事情。
“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守護的第一責任人”
在政策急轉的同時，政府也在改變了敘事，開始強調“每個人都是自己健康守護的第一責任人”。
對此，一些中國人表示響應。在網上有這樣的帖子，“國家保護了我們三年，已經盡力了，以後再也沒有大喇叭，喊我們做核酸了，所以我們要做好防護，照顧好自己和家人。”
石喬然對政府準備不足，卻呼籲民眾成為自己健康守護的第一人感到憤怒：“我依法納稅，我讓渡部分自由，現在憑什麼讓我自己負責自己的健康？”
石喬然解釋說，他和他的朋友們之所以憤怒，第一是擔心醫療擠兌；第二是擔心有限的醫療資源被特權階層壟斷。
北京的一名網友12月14日的發帖說，自己的婆婆發燒，早上6點多在家無意識，9點多打120說有1萬多人等候。10點多鐘老人沒有了生命的體徵。
然而，12月12日，北京廣播電視台女記者呂梓源感染新冠後，體溫只有38度左右，沒有感到任何不適，卻被送進了小湯山方艙醫院進行治療。
呂梓源住的方艙和一般的幾千人擠在一起，連隔離帶也沒有的方艙大不相同，它是有獨立小單間的，各種設施一應俱全。
呂梓源的雙人房中，還有一個床位空出來，她說是給同事留著的。醫院提供了普通市民搶破頭也很難買到的布洛芬等退燒藥，房間裡有空調、衛生間、熱水壺，環境相當之好。
呂梓源自然遭到了中國網友們的唾罵。連中國著名媒體人胡錫進也看不下去了，點名批評了她。他在微博上寫道：“老胡看到BRTV記者小呂住進小湯山方艙醫院‘單間’的報導，那麼好的條件，肯定不是大多數感染者能享受到的。”
12月13日，輝瑞新冠口服藥Paxlovid在中國開放網售的消息也令很多中國人失望和憤怒。在網上，Paxlovid每盒售價高達2980元。第一批藥上架後，半個小時後銷售一空。現在相關平台已經將藥品下架。當時網友們就問：為什麼這一種在其他國家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採購和免費提供給高危人群的藥物，在中國可以賣這麼貴？如果遠程診療就能開藥、有錢就能買，普通老百姓怎麼能夠獲得？2020年中國總理李克強曾說，中國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 。
不過，在疫情發展態勢和“當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的意識普及中，人們對於外出聚餐和線下消費有了更謹慎的態度。在北京，三年來第一次無限制開放的商場和餐館人影寥寥。
“清零封控，共存放開，皆一個禍根”
浙江杭州的許戈（化名）一直是堅定的“放開派”，也一直不遺餘力地“躲避”或是“反抗”著各種地方要求的核酸檢測。不過，許戈認為：“無論是‘清零封控’還是‘共存放開’，（中國）政府都沒能很好的履行自己的職能。”
他說，中國政府的“清零”政策給自己帶來了很多的麻煩和不便。地方政府防疫層層加碼更是帶來了不少的“人禍”，包括貴州的大巴翻車和烏魯木齊居民樓的大火。
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 ，現為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國際政策與策略學院21世紀中國中心主席謝淑麗（Susan Shirk）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曾說過，中國目前的很多問題，包括清零防疫上的層層加碼都是中國個人化的政治系統運作的結果。
她說：“中國官員和政客，為了在這個自上而下的高壓體系中保護自己的職業生涯，必須相互競爭，以證明他們對黨和習近平的忠誠。他們這樣做的方式是‘追隨’習近平的政策，讚揚他並執行他的政策，甚至超出他的預期。”
在清零政策被地方官員層層加碼造成人禍之後，一些地方開始在“放開”政策上加碼。浙江桐鄉市新規，凡域內工作、生活、學習、出差、旅行的所有人員，全部納入“全民戴口罩”行動範圍。對因不佩戴口罩，造成疫情傳播擴散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將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美國公民力量負責人楊建利對“清零”帶來的次生災難以及“放開”可能造成的疫情大爆發的看法更加明確。12月12日，他和同事凌霖在公民力量網站“議報”上共同發文說，“‘清零封控’之禍，‘共存放開’之禍，皆一個禍根。”
文章將疫情爆發中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分為六個階段。文章說：“中國正面臨著清零政策退場後疫情的大爆發，中共當局很有可能將此嫁禍於‘白紙運動’，用此來反證清零的英明正確，”但“人們要十分清楚，清零政策退場後中國不可避免的疫情災難的罪魁禍手不是白紙運動而是習近平和中共政權，是習近平和中共政權從頭到尾把防疫政治化，一而再再而三地貽誤了提高中國集體免疫力的時機。”
在中國的網絡上，這樣的趨勢已經出現。隨著疫情的急劇升溫，不少民族主義博主的“清零派”們沒有把矛頭指向中國政府，而是將責任歸咎於此前反對封控的抗議者和響應當局“放開”政策的中國媒體。
(美國之音記者易林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