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近年來在全球範圍內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影響力滲透，近日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共在歐洲開闢了一條政治戰線，即通過“友好協會”來推進中共政府的國內優先事項和外交政策目標。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CSBA）7月發布的這份報告名為《揭示中國在歐洲的影響力：友好協會如何籠絡歐洲精英》。報告指出，“友協”通過直接和間接渠道與共產黨聯繫在一起，“在推進中國國內優先事項和外交政策目標方面，這些前沿陣地扮演著喉舌和中間人的角色”。
報告還說：“對中共來說，理想的情況是，通過這些團體培養出來的外國精英將繼續提升其重要性，並積極影響國家政策，充當國家級別人物的遊說者或政策顧問。”
為中國說話，推動“一帶一路”
CSBA稱，“友好協會”的組成和任務各不相同，但總的來說，它們是由某個特定外國領域內的政界、商界和其他精英組成的團體，這些團體尋求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雙邊關係。縱然這些“團體”有助於促進中國和歐洲各國之間的教育及文化交流，但它們也是統戰部的“有用工具”，扮演著中國共產黨代理人的角色，以擴大和深化中共在歐洲的影響力。
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員馬曉月（Mareike Ohlberg）告訴美國之音：“'友好'這個詞聽起來不錯，但我們要記住，這是中共的一個政治概念，'中國朋友'是指願意在國外代表黨的利益的人。”
CSBA的報告發現，一些外國人被拉攏後（coopted）會以各種方式為中國共產黨的目的服務。他們會重複共產黨的談話要點，轉移有損北京形象的言論，促進貿易和投資，鼓勵技術轉讓，並支持一些對中國有利的政策變化。
報告還說，他們支持歐洲與中國在可能構成安全風險的領域加強接觸，並推動了“一帶一路”倡議。
“意大利對華友好協會”（ICFA）成立於2013年，據稱是中意兩國人民交流的橋樑與紐帶。協會現任主席是意大利前眾議院議長艾琳·皮維蒂（Irene Pivetti）。
皮維蒂致力於塑造輿論，她會為包括人權在內的中共有爭議的政策辯護。報告說，“在2018年10月意大利媒體的一次視頻採訪中，皮維蒂為新疆當局對維吾爾人的不人道拘禁進行了辯護”，皮維蒂還說中國“在遏制恐怖主義蔓延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此外，皮維蒂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方面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報告中提到皮維蒂曾讚揚這一倡議，並表示她相信“一帶一路將比長城更偉大”。
報告還提到“捷中友好合作協會”，並稱協會是中國共產黨最近努力擴大在捷克影響力的中心組織之一。協會最初的主席捷克前外交部長科胡特（Jan Kohout）在協會成立後不久便表示，希望擺脫捷克在西藏和中國人權問題上的傳統立場，以換取經濟利益。
科胡特離開協會後，捷克前防長泰福迪克（Jaroslav Tvrdik）接替了主席的位置，除了在中捷兩國間建立國家層面的關係外，泰福迪克還明確表示，協會尋求促進和加強中國共產黨在捷克地方層面的關係等。
報告還說，捷克政府在處理“一帶一路”問題上也依賴“捷中友好合作協會”。“總之，各友協及其領導人始終與中國共產黨國際統戰工作的核心原則保持一致。”
馬曉月認為，只要成員和活動是透明的，友協本身並不令人反感，但情況往往並非如此。這使得友協有可能在不披露與中國關係的情況下，代表中國在歐洲的合作夥伴組織活動。
歐盟容易滲透？
CSBA的報告還指出，友好協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歐洲的立法和政策結果，它們是對主權的“潛在挑戰”。
羅格斯大學政治與法學教授凱勒曼（R. Daniel Kelemen）對美國之音說，外部力量或許可以在歐盟內部培育“特洛伊木馬政權”（Trojan horse regimes），這將代表他們在歐盟內部的利益，並將歐盟從內部分裂，“因此，如果外部勢力能夠通過一兩個成員國政府獲得影響力，它們就有可能破壞歐盟的外交政策”。
馬曉月說：“歐洲最大的不足是缺乏對中共的結構和戰略目標的了解，這使得各國容易受到這些影響。”
研究中國政治的知名學者、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教授季北慈（Bates Gill）則認為，歐洲國家享有開放、自由、民主的社會，這種開放性可以被友協利用。
報告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如果中國共產黨的做法、觀點和代理人在歐洲變得更能被接受或正常化，那麼北京將在擴大和鞏固其影響力方面取得進展。
如何應對友協
CSBA的報告也指出，“歐洲當局和公民社會能夠很好地實施審慎的方法和政策，以更好地了解、監督和抵制友協”。
報告提到，歐洲許多一流的學術和研究機構應該促進對中國影響力運作的嚴格、深入的研究，並利用第一手資料；政客應建立官僚報告機制和程序，作為政府對中共影響的公開記錄；歐洲議員可以設立調查委員會，公佈有關外國影響力的年度報告，或者通過法律，要求本國政府或歐盟機構公佈有關中國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年度報告。
報告還建議：“歐洲應該從它與許多面臨中國共產黨類似挑戰的民主政府之間的正式和非正式網絡中汲取力量。”
CSBA高級研究員吉原恆淑（Toshi Yoshihara）星期二（8月4日）在就報告舉行的一場討論會上表示，面對這些風險，歐洲的民主與開發同樣是其優勢，“像透明度和問責制這樣的公民社會的標準做法變得尤其重要”。
吉原恆淑說：“透明度和問責措施可能會增加一些精英成員加入這些友協的政治和聲譽成本，因為他們可能會受到更大的公眾監督，並承擔潛在的額外風險，這樣他們可能一開始就不會加入友協。”
他還說：“如果自由民主國家可以更好地監督，或許可以阻止這些友好協會進行的一些活動。”
吉原恆淑還表示，友好協會意味著中國的統戰工作變得越來越全球化。
CSBA研究員比安奇（Jack Bianchi）也表示，中國“聲稱在國外有46個友協，並且已經和157個國家的500多個團體建立了關係。所以他們在歐洲以外的地方也很活躍”。
季北慈認為，近年來，隨著統戰活動越來越引人注目以及世界各地對這些活動的關注，這種戰術的影響可能會比以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