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至8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強調，將“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他是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今年秋天新學期開學，中國300多所大學的學生們甚至要在英語課上學習習近平的“不忘初心”。習近平的這種做法被外界稱為“洗腦”教育。 從中共建政時學習“毛主席萬歲”到現在重點學習習近平的“不忘初心”，中國大學英語的“洗腦”課似乎經歷了一個“輪迴”。
習近平語錄走進英語教科書
學生們使用的是2022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時代大學進階英語綜合教程》（第3版）。據了解，這本教材收錄了數十篇習近平的演講和語錄，以確保學生擁有“正確的世界觀”。
這個教材的主編並不諱言編寫這本教材的目的是為了“意識形態之戰”。《金融時報》的報導援引該教科書主編、四川大學教授石堅的話說，“我們拿起任何一本西方主要刊物，標題全是中國、中國、中國，他們全都負面針對我們。中國與美國打的不僅是貿易、金融與科技戰，也是意識形態之戰”。
該教材的作者群在序言中表示，他們意圖匡正“之前教科書僅聚焦英文文化的問題趨勢”。該教材計劃進一步更新。據了解，“明年將出版的最新版本，將收錄習主席在20大會議中的語錄；我們將跟上時事”。
2014年至2018年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黃意誠認為，習近平的語錄以及共產黨的“黨話”出現在英語課本和課堂上，應該始於2017年，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開始，這個時期輿論宣傳和管控的力度加強。
黃意誠說，2014年他剛入讀北大時，大學英語課本上並沒有這些“黨話”的出現，只是2018年在專門的翻譯課上才接觸到一些政治語言，不過，當時也沒有到要翻譯習近平語錄的地步。
他說：“有這種一長段一長段的政治語言，需要練習把它們翻譯成英語……”。他說，當時，他們被要求要會翻譯中共的十七大、十八大的這個報告，並按照官方發佈的翻譯為標準。
黃意誠說，他迄今最記憶猶新的是一句“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因為這並不是英文中常用的短語，表達起來非常拗口。不過，這樣的經歷並沒有讓黃意誠成為高舉中國共產黨旗幟的棋手， 2022年，黃意誠參加了有高校學生髮起的抗議中共清零政策的“白紙運動”。
黃意誠覺得這樣的英語教學趨勢很奇怪。 他說：“學習英語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英語，但這些語言在實際和西方人交流的時候用不到。”
同樣的趨勢，他也在其他學科中感受到。他在本科期間一共需要學習六門政治課程，在剛入學時，這些課程的考試是開卷的。但是到2017年，習近平決定修改憲法之後，這些課程改成了閉卷的。“之前沒上過這幾門課的同學都很後悔”，他對記者說，“佔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說身邊的一部分同學其實對學習這些帶有政治宣傳性質的內容不感興趣，但是為了能夠有好的績點可以去申請國外的大學或者申請獎學金，也不得不適應這樣的制度。
不僅英語課，習近平思想已融入從企管、物理到生物等許多大學學科中。在2020年最新發佈的“大學英語教學指南”中，中國教育部曾說，教科書應“有目的”的包含習主席倡導的一系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以確保學生擁有“正確的世界觀”。
事實上，中共對年輕人在英語教學中的“洗腦”教育從未間斷，可以追溯到中共建政時期，並伴隨著中國領導人對外部世界認知的改變而改變。
1970年代：最熟悉“毛主席萬歲！”
周孝正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退休教授。生於1947年的周孝正自己也曾是被“洗腦”的年輕人。他現在居住在美國。1966年高中畢業時，周孝正剛好趕上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高考被取消，先前學俄語的他跟著從北京師範大學（現首都師範大學）英語系的姊姊自學英語。
他告訴美國之音他學英語的經歷。他說：“因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她教我們英語首先教歌，第一首歌《東方紅》，第二首歌《大海航行靠舵手》。”
周孝正告訴記者，文革期間的中國課本充斥著時任中共主席毛澤東的語錄，他的頭像被印在教科書封面上，無論學習哪門學科，都要先學習他的最高指示。對很多當時的中國人來說，他們最熟悉的英語句子是“毛主席萬歲”。
文革結束後，1977年，周孝正考上了北京師範學院物理系，學的英語教材是當時很多中國人都熟悉《英語900句》和《新概念英語》，他說，當時的英語教材裡已經沒有語錄歌了。
1980年代：“許國璋英語”大行其道
現在已經退休的陳進（化名）1980年入讀了上海大學工程學院。在他進入大學的前一年，美中正式建交，鄧小平赴美訪問，“學校裡關於美國的討論很多，”陳進在電話採訪中回憶道。他說，隨著中美關係破冰，大學生學習英語很快提上了日程。因為“文革”已過，大學校園裡對於自由和民主的討論逐漸變多，大家對於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也充滿好奇。
陳進所就讀的機械工程專業是當時很難考進的熱門專業，也頗受到政府重視。他說，國家希望他們能夠看懂英文文獻，學習西方的先進科技。
陳進記得他們當年用的教材是1961年由中國英語教育家，北京外國語學院教授許國璋主編的《英語》。“文革”期間，學英語有“裡通外敵”的嫌疑，會帶來被批鬥的可能。《英語》教材的編寫者之一，知名學者俞大絪女士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侮辱後自殺身亡。
“文革”結束後，英語專業面臨無大綱、無計劃、無教材的局面，只能將這套教材修訂後繼續使用。這套教材仍然有不少60年代的政治印記，例如，在學習英語的一般過去時，會有“那時候人人過著窮苦艱難的生活，而現在勞動人民都在過幸福生活”這樣的例句。“許國璋英語”在20世紀80年代風靡全國。許國璋本人後來在採訪時說，“許國璋英語”大行其道只表明英語界的落後。
“我們的課本上沒有毛澤東語錄，也不需要翻譯那些政治性的講話，”陳進告訴記者。他還記得當時高考英文並不是主科之一。，1977年恢復高考時，英文分數乘以10%後計入總分，之後佔比重逐年增加，在陳進高考當年，英文成績所佔比重要乘以30%，直到1984年英語才被列入高考主要科目之一。
由於物質匱乏，錄音機、收音機很少見，學校裡基本沒有什麼英語視聽資料，更別說有外教來教口語了。陳進說自己學的是“啞巴英語”，在“機床”“齒輪”這些單詞旁邊注上中文讀音，然後死記硬背下來。有時候遇到語法和閱讀理解上的問題去問老師，老師也不一定能講得明白。他說：“後來學校裡來了一名留學生，是剛果一位政要的兒子，來我們學院學工程，就屬他英文說得最好。”
1990年代：西方文化的流行和“新東方”的出現
1993年，許國璋花費六年，將《英語》改編為《新編許國璋英語》。他在自序中提到了這一版本的修訂順應了中國“從封閉到開放，從陳規到改革”的變化，“以傳播文化信息為重”。不過，中國人學英語的渠道卻不僅僅局限於“許國璋英語”了。
隨著中國與西方交流的加深，學英語成為了一種潮流，學英語的中國人的數量呈幾何數級增長，想出國留學的人數也在增加。1993年，有“留學教父”之稱的俞敏洪在北京創立了最早專營托福（TOEFL)、GRE等出國留學所需的考試的培訓機構新東方學校。1994年，因為英語出色而獲得關注的李陽創辦了李陽瘋狂英語教育集團。
1997年，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訪問美國，他在哈佛大學用英文演講，並用英文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目主持人麥克·華萊士（Mike Wallace）的專訪。1986年，江澤民在安撫參加學生運動“86學潮”的學生時，在被問到是否知道“民有、民治、民享”時，他當眾用英文背誦美國第16人總統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的《葛底斯堡演說》。
中國最高領導人對西方文化的肯定和欣賞影響到了大學校園裡的莘莘學子。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教授伍國於90年初期在北京語言大學就讀英語系。他說，當時學校裡已經有大量來自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教師。口語課上，學生會在英美籍教師的帶領下，提高口語表達能力，並不斷糾正發音，還會學習俚語和俗語。除此以外，幾乎所有學生都會聽VOA和BBC的英文廣播。
伍國告訴美國之音：“教材本身的影響其實不如電影、新聞報導、小說、或者外教個人等等因素”。他說：“教材只是起到一種比較機械的訓練的效果”。
伍國當時喜歡看《與狼共舞》《小鬼當家》等美國電影，並感覺到了“異國文化的獨特和新奇” ，他在大學裡也自由閱讀著《紐約時報》等美國的報刊。學校的教學緊跟西方國家的時事政治，在美國大選期間，會放美國總統電視辯論，並組織學生們展開模擬的新聞發佈會。
他告訴記者：“當時的社會氣氛和教學對西方都是非常正面的。很多人都在試圖出國留學，同學的父母中有駐外外交官，或者在美國訪問的學者，還是讓人覺得很厲害吧。”他當年的校友中，有不少人如他這般在留學後定居於當地。留在中國的同學因為會英語，職業發展也相當不錯，有不少現在活躍在中國的外交圈，“包括一些駐外大使，總領事”。
他表示，大家對於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普遍有好感。作為英語專業學生，他需要學會“中英聯合聲明”這樣特定詞彙的英文翻譯，但並沒有其他意識形態內容。
2000-2020年代：雅思（IELTS)、托福培訓，出國成潮
2011年入讀北京師範大學就讀社會科學專業的Sam Sun告訴記者，當他入學時，已經有好些同學早就做好了留學的準備，他們會在課餘時間上雅思、托福的培訓課程，大學的英語課程反而不是那麼重要。
大學英語教材的選擇也多了很多，“都是自己學校選擇的，北京的高校也不一定用一樣的教材，”Sam說道。當時使用較廣的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教材，但也有不少高校使用自編教材。
“第一年英語是必修，上課前有個年級摸底考試，所以是水平差不多的人一個班，閱讀一門，寫作一門，聽說一門。但是第二年就是選修了，在不同的主題裡選一個，都是外教開的課，”他告訴記者。他在大學一年級就考過了四六級，之後就忙著考托福，考GRE，和申請美國大學，周圍的不少同學也主要靠課外培訓班學習英語。
在他的記憶中，英語教材並沒有包含什麼政治內容，作文主題大多是講述西方國家的風土和人文的。同學中也並沒有特別反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情緒，相反，大家對於西方國家的資訊都很有興趣，周圍的外教和外國同學也不少。
他回憶道：“我不記得有讓我很反感的東西”，整個大學四年裡，他也沒有感受到很多的“思想教育”。唯一和宣傳沾點邊的內容，是寫作關於中國舉辦亞運會等國際盛會的報導，在當時，中國正塑造著一個歡迎其他國家來做朋友的好客形象，並沒有著力煽動對其他國家的仇恨。
2021年到2023年：“去英語化”和“潤”美
在加強英語教學中的習近平思想的同時，中國近幾年也一直在推進“去英語化”。上個月，中國西安交通大學教務處上星期發佈通知，表示不再將英語四六級考試成績與本科生畢業和學士學位掛鉤，引發了媒體和網絡的不少爭議。
不過，雖然政府在推行“去英語化”，但是很多年輕人還是選擇自己學習英語。中國的中產家庭也選擇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國和西方。
根據美國國務院發佈的美國海外各使領館簽赴美簽證數量報告顯示，2023年一季度，共有5413名中國大陸籍學生獲得赴美留學F1學生簽證，人數已經超過了2019年和2018年第一季度獲得美國F1學生簽證的人數。
還會“洗”回來？
面對中國政府日漸加強的輿論管控和宣傳，在中國人民大學教了三十多年書的周孝正表示並不擔憂。他說：“這些年輕人，他們現在可能被洗腦，但是可能很快就洗回來。”
他這樣解釋說：“當時江澤民作為總書記，他定性說，中美兩國是面向21世紀的富有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胡錦濤一上台，（說中美兩國是）全面合作夥伴。這個習近平12年剛當老大的時候也這麼說嘛，我們中國有一千條理由跟美國搞好關係，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說的比我還極端呢，一個是戰略夥伴，一個是全面合作夥伴，一個是‘千條理由’。現在怎麼著了？你想從12年習近平上台到現在掌權還不到11年呢，這不就變了嗎？”
有意思的是，習近平似乎又變了回來。星期一（10月9日），習近平在北京會晤了到訪的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率領的一個兩黨參議員代表團時再提“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
他說：“面對變亂交織的世界，中美兩國如何相處，這決定著人類的前途和命運。我也多次講過，跟幾任（美國）總統都講過，我說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中美應該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在新的時期推動中美關係能夠穩下來，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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