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傑出的外交家和地緣政治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將在5月27日迎來他的百歲誕辰。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裡，基辛格一直是國際政壇上最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對打開中國大門、緩和美蘇關係、結束越戰等作出了卓越的歷史性貢獻，並因此而在當代國際政治舞台上垂名。
上個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基辛格身處白宮權力中心之際，冷戰急劇升溫，美國深陷越戰泥潭，中東在阿以戰爭之後又一場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然而，危機和挑戰也為基辛格提供了歷史性的機遇。作為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和國務卿，他頻繁穿梭於中南海、克里姆林宮等地緣政治中心以及中東、拉美、非洲等遍佈世界的熱點地區，被認為是參與打造二戰以來全球權力格局為數不多的奠基者之一，在歷史的沿革中刻下了自己的痕跡。
“如果你要列出對當今我們所認可的政治秩序的形成最具影響力的五、六或七個人，也就是在二戰後創建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國際秩序的人，我認為你肯定要將他列入其中。”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歷史學教授杰裡米·蘇瑞(Jeremi Suri)對美國之音說。“他的權力比不上毛澤東、斯大林、羅斯福或丘吉爾，但或許他僅次於他們。”
“下星期不可能發生危機，我的日程都已經排滿了。”基辛格這句獨特的幽默透露出，那是一個基辛格參與運籌大局、改變世界歷史軌跡的年代。
美國在越戰後面臨嚴重分裂、公眾對國際參與面臨強烈幻滅感.基辛格在這一歷史關頭所發揮的作用，“基本上確保了美國在越南戰爭結束後繼續扮演全球角色的可能性，而當時美國實際上有可能完全放棄參與聯盟、軍事干預和海外努力。”《亨利·基辛格與美國權力：一部政治傳記》(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Power: A Political Biography)一書的作者托馬斯·施瓦茨（Thomas Schwartz）對美國之音說。施瓦茨也是范德比爾特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大學歷史教授。
鑒於基辛格的傑出貢獻，他於1977年獲得總統自由勛章，這是美國最高的平民獎項。 他還在1973年，因實現越南戰爭的和平解決與北越領導人黎德壽共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縱觀基辛格幾十年來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其反覆強調的核心觀點是，中國崛起不可避免，美中不可衝突。
“當我在美國的朋友和同事談論中國的崛起及其給我們帶來的問題時，我說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基辛格2007年在北京說，“我們無法阻止它，也不應該阻止它。”
對基辛格來說，美中關係已到了關乎人類興亡存滅這一步，拜登跟習近平見面時再談分歧已意義不大，而是應該說：“主席先生，現在和平面臨的兩個最大威脅是我們兩個，”他最近在接受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採訪時說，“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有能力毀滅人類。”
基辛格的《論中國》(On China)被公認為西方中國問題專家必讀書籍之一。在這部中國問題專著中，他以一位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獨特視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史，以及中共建立政權之後外交戰略特點，記錄了他與毛澤東、鄧小平等幾代中國領導人的交往歷程。
基辛格不但是中國執政以來前往中國的第一位官方美國特使，也是訪問中國最多的美國政界人士。他50多年來，先後近100次往返在兩國之間。
德克薩斯大學教授、《亨利·基辛格與美國世紀》一書的作者蘇瑞說，基辛格認為中國是一個具有偉大歷史文明的國家，當然，中國確實是如此，“但他忽視了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和大躍進所帶來的恐怖和暴行。”他對美國之音說，基辛格更加著迷於“帝王、紫禁城和長城等浪漫的歷史。”
基辛格見到毛澤東的時候，兩人握手久久不肯鬆開一幕大有兩人似乎彼此相見恨晚。范德堡大學的施瓦茨說，他們學校擁有一個新聞電視檔案館，其中保留有基辛格1973年11月與毛澤東見面時的畫面，“他和毛澤東握手時，兩人上上下下舞動了將近25秒。”
基辛格的外交大手筆幾乎都是秘密進行的。從打開美中大門、到結束越戰、談判美蘇限制戰略武器條約等等，基辛格參與並主導了一系列外界幾乎一無所知的外交行動。他1971年7月1日黎明在巴基斯坦登上那架波音707飛機飛往北京時甚至連美國國務卿都不知情，在他和蘇聯交涉核武器條約時美國正式的談判代表都被蒙在鼓裡。
對當年美中密會同樣渾然不知的還有台灣。雖然有人指出，台灣自那時以來長達幾十年的繁榮發展或在某種程度上要歸功於基辛格的北京之行中就台灣問題打下的框架，無論是福是禍，台灣海峽至今基本上維持了大致的和平。然而，在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台灣人的命運當年也就在自己的睡夢中、在基辛格和周恩來北京夏夜的討價還價中被決定了。
當年基辛格在與中國領導人就台灣問題進行談判時並未考慮徵求台灣人的意見，這一點在基辛格1975年與毛澤東的一次會晤記錄中也有明確記載。
據美國國務院公佈的會談實錄，在毛澤東對基辛格說“你們現在有中國的台灣”(But you now have the Taiwan of China)時，基辛格說：“但我們將在我們之間解決這個問題。” (But we will settle that between us.)
在那次會見中，在坐的還有時任美國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老布什（George H. W. Bush）。據美國國務院的英文會談實錄，毛在談話中曾忽然話鋒一轉對基辛格說：“他（老布什）可以成美國總統。”(He can be President.)
基辛格附和道：“1980年。”
1980年老布什出馬競選，雖然沒如基辛格所料當上總統，但是當了上副總統。時隔14年之後，當年在毛看來有總統象的老布什在1989年如其所料入主白宮，成為美國第41任總統。
與基辛格一樣，老布什也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一稱呼在中國外交措辭中極具特殊意義，就基辛格而言，他不僅有“破冰”之功，在中國眼裡，更有堅持不懈替中國美言之勞。
老布什在中國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對兩國關係的處理深受基辛格欣賞。他一面對中國譴責，一面又派他的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攜私人信函到北京與鄧小平見面解釋。
白宮生涯之後，基辛格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一家商業諮詢公司，為國際大公司提供政治風險諮詢。
以基辛格之尊，在中國通融點什麼事或許不難，但就潛在的利益衝突而言他在這個問題似乎並沒有陷入過重大醜聞的報導。如果說美中兩國間的商業交往當中有什麼基辛格身影的話，美國大型農工集團康地穀物是美國在中國的第一家外資飼料廠，1982年康地成立董事會時聘基辛格為董事。康地還曾經是全球最大豬肉生產商史密斯菲爾德的最大股東。
像絕大多數政治家一樣，基辛格也是一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他甚至因對拉美和南非等地一些歷史事件的處理而被指責為罪犯。
基辛格被很多人批為親中，但縱觀其公共政治生涯也不難發現他並非對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現實視而不見。“在亞洲，中國作為‘中央王國’的野心構成了對美國建立的世界秩序的挑戰。”他在今年2月的一次演講中說。
近年來，俄羅斯因烏克蘭戰爭等已基本不再被認為是美國的同等對手。這一曾經的世界第二軍事大國曾在很多年裡被被認為是比中國更大的威脅。
但在基辛格看來，即使是在冷戰年代蘇聯最強大的鼎盛時期它都遠遠不能跟今天的中國相比，因此，一個合理的中國政策應該是“斗”與“和”的兼收並蓄。“我們必須做好反對中國霸權的準備。但與此同時，也應對共存持開放態度。”基辛格2021年對歐洲最大的數字出版公司之一 AxelSpringerSE(阿克塞爾·施普林格)的總裁多普夫納(Mathias Dopfner)說。
悲觀的現實主義者
基辛格生於亂世，其成長起來的年代正值德國社會動蕩不安、法西斯勢力迅速膨脹，他在納粹的魔影下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直到在15歲時移民到美國。
移居美國後，他又曾應徵入伍，奔赴二戰中的德國戰場，後在哈佛獲得博士學位，歷任哈佛大學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負責人、教授。
《基辛格傳》(Kissinger: A Biography)一書的作者沃爾特·埃薩克森(Walter Isaacson)說，少年時代心靈上的陰影給基辛格後來的政治生涯打下深刻的烙印，促成了他對人性的悲觀態度。“我認為亨利·基辛格是班上最聰明的孩子，他在自負和不安全感的混合體中長大。”埃薩克森在書中寫道。
在國際政治界，基辛格外交思想的核心被普遍認為是在風雲變幻的國際政治中追求現實主義的權力均衡。在他看來，大國外交歸根結底是基於國際政治的現實，而非道德準則。“國家是一個脆弱的機構，”他在 2015 年出版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中寫道，“政治家沒有因道德約束而冒其生存風險的道德權利。”
批評者們指出，在這種外交政策模式中，政治價值觀—民主、人權等—沒有任何作用。
“他有一種世界若無治理便充滿危險的意識。”公共事務和歷史學教授蘇瑞說， 作為難民以及他在二戰期間的經歷塑造了基辛格的世界觀，尤其是他對世界危險和德國、俄羅斯等侵略性大國危險的看法。在另一方面，他深信像他這樣的領導人可以影響歷史進程，他是一個非常精英主義的思想家。
基辛格常常出語悲觀，先天下之憂而憂。范德比爾特大學的施瓦茨說，“一位教授曾經對我說，在學術界中，悲觀永遠比樂觀更認為睿智。”他認為，基辛格潛心造就了這樣一種悲觀者英明的印象。
百歲高齡之上，基辛格仍才思敏捷，常常躋身熱門議題的最前沿針砭時弊，月旦世界安危。人工智能或尚處蹣跚起步階段，但依基辛格之見，ChatGPT之類的自然語言處理程序的強大潛能將改變人類對現實的認知，知識也將被重新定義。
在步入人瑞期頤之年之際，他對世界最為悲觀和英明的忠告莫過於對世界末日的暗示。核武器雖然可怕，但在基辛格看來，那仍在可控範圍，對人類來說，數倍於此的滅頂之災是人工智能等的科技進步。
“在人類歷史上，人類第一次有能力在一個確定的時間段內自我毀滅，”基辛格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