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律賓，居家令對依靠短期工作來賺取家庭收入的下層社會人士不起作用。儘管有疫情，儘管有規定，但他們在2020年仍需外出。成千上萬的人最終被捕入獄，獄中環境增加了他們的患病風險。
在泰國，擔心疫情對其標誌性旅遊業和出口業造成影響的人們向政府，甚至國王抗議。而鄰國馬來西亞則將移民和難民排除在新冠救助計劃之外。
這些只是國際倡導組織去年在東南亞列舉的幾個例子。他們講述了一個更廣泛的故事：新冠疫情加劇了東南亞大部分地區人權的惡化。
東南亞有11個國家，擁有超過6.5億人口，主要是年輕民主國家，這些國家去年在採取嚴格的行動應對新冠疫情的同時，也在忙於重建脆弱的經濟。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亞洲部副主任費爾·羅伯遜（Phil Robertson）說，那裡的人權受到了打擊。
羅伯遜說:“我們看到在許多東南亞國家繼續在低谷中掙扎。新冠疫情就像一盞真正的探照燈，凸顯了不同人群的不平等和脆弱性。”
他還說，疫情使各國得以“加強”針對持不同政見者的現有政策和命令。
馬來西亞、緬甸和泰國
人權觀察在上週發布的一份國家報告中表示，馬來西亞遏制新冠疫情的措施“對邊緣化社區產生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報告指出，因為疫情而失去工作的移民和難民“被排除在政府救助項目之外，許多人無法養家糊口”。
馬來西亞有3150萬人，其中350多萬人是移民和難民。
非營利的國際發展組織亞洲基金會在2020年8月的一次簡報中說，在貧困的緬甸，“大部分人口”沒有得到醫療服務，特別是在農村地區。
基金會的報告說，一些被忽視的人轉而依賴武裝叛軍組織的援助。報告還說，醫療服務主要關注占主導地位的巴瑪佛教徒，而不是其他群體。緬甸擁有135個民族，其中包括西部地區總是處於動盪中的穆斯林羅興亞人。
羅伯遜說，新加坡反移民情緒抬頭，當局隔離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外來務工人員，並給他們提供“即食食物”。
泰國的反政府的抗議浪潮也藉新冠病毒發難。泰國去年控制了新冠疫情，到目前為止，泰國的累計確診病例為12594例。但在從7月便開始聚集的數千名示威者中，一些人表示，對大規模集會（包括抗議）的禁令過於嚴格。
政策諮詢機構國際危機集團（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說，一些人甚至不顧《冒犯君主法》批評國王，批評國王的人可能因其評論而被判入獄15年。
泰國面臨著缺乏國際旅遊業不景氣和汽車出口需求下降的問題。國際危機集團在8月份的一份報告中表示:“這場自1997-199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衝擊，將使一個不滿情緒不斷發酵的社會和旨在阻撓民眾政治參與的政治秩序變得緊張。”
菲律賓鎮壓加劇
人權組織和菲律賓民眾說，除了其他措施外，菲律賓當局去年還出台了嚴格的居家措施，以阻止反政府活動。
馬尼拉大都會的窮人如果因為企業倒閉而失去工作，就會到市區外乞討或找工作。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政治學教授阿蒂恩扎（Maria Ela Atienza）說，一些人曾經是賣魚的小販和吉普尼（jeepneys）的司機，吉普尼是一種很受歡迎的公共交通工具。她還說，這些人有被拘留的風險。
總部設在美國的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今年4月在其網站上說，自2016年以來一直以處死毒品犯而聞名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已下令士兵和社區領袖射殺在社區隔離期間抗議的“麻煩製造者”。國際特赦組織還說，“一種普遍以為不會遭到懲罰”的想法導致了去年因政治觀點而對活動人士殺戮的增加。
阿蒂恩扎說：“（菲律賓當局）針對疫情採取這種極端軍事手段、傳統的以安全為中心的方法，而不是讓科學家和專家領導抗擊疫情的鬥爭。”
總部設在馬尼拉的左翼團體“新愛國聯盟” （Bagong Alyansang Makabayan）秘書長雷耶斯（Renato Reyes）說，負責執行居家令的警察有“大量濫用職權的行為”。他說，武裝部隊去年加強了“鎮壓叛亂”行動，目標是涉嫌支持共產主義武裝運動的人。人權組織說，7月簽署的反恐法案使任何鎮壓行動都變得更容易。
雷耶斯說:“法律手段、封鎖、利用疫情以及不斷加強的鎮壓叛亂行動，所有這些都加劇了菲律賓人權狀況的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