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外界幾乎失聯的中國人權活動家胡佳近年長期被嚴密看守在北京通州家中，形同軟禁。中共導演的年度政治大戲人大政協兩會在即，按多年慣例，胡佳再度面臨被帶離北京。與往年不同的是，胡佳母親馮娟去年12月下旬病故，父親今年早些時候確診胰腺癌晚期。美國之音剛剛獲悉，老人病情急劇惡化，現在醫院插管搶救，注射嗎啡等止痛藥物，已無法發出聲音。消息傳出後，在海外社交媒體引起關注，輿論呼籲當局尊重人倫，讓胡佳陪伴進入臨終關懷的父親。近日有網友通過網絡電話會議方式向胡佳表示慰問和祝福。胡佳回應說，兩會期間若不得不離開北京，最放心不下的是病重的老父親。美國之音整理了網友提供的談話錄音，以下是胡佳談及父母和病情等部分內容。
現在就是因為我媽去年年末去世了。然後爸爸現在是在胰腺癌晚期。他們老兩口都是五七年的右派，所以這一輩子受了不少的苦。疫情期間所有那些，比如說醫療擠兌呀，什麼封控造成的各種影響。我覺得這些都影響到我父母的正常的健康和壽命。就目前來講，我需要送我爸最後的一程。我現在還是人身不自由的，各種因素影響， 這些方面往往都會滯後。
防偶發事件歷來兩會期間被離京
十年以前，2013年的3月14號，應該是兩會結束的那一天，我就刑事傳喚到了公安局，在那裡面受到過那種毆打。當時應該是登基的日子，就是到兩會結束就是登基嘛。現在就是一個新的概念的登基了，因為這是前所未有的性質的。我覺得不管怎麼樣，不會爆發以前那種暴力，我覺得還不至於。但是肯定會嚴密地控制我的自由，就是說跟外界的接觸。另外也不可能在北京呆著。現在因為父親的這個病，我也在交涉。但我覺得離京的可能性還是占主要的。
這個已經形成一種慣例性的，就是說每到兩會都需要離開北京。除了在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的兩會期間，那年1月和2月的時候就出現了疫情，包括武漢的這些方面的問題。那一次是真正的是控制在了北京，就控制在家裡邊。除此之外都離開北京了。因為你呆在北京的話就可能形成一個，比如說人家來找你發表意見，然後人家又來這個到小區來看，這個狀態對他們都是非常不利的。曾經有一次BBC在兩會期間來了，當局非常被動。然後也跟我說這種事情實在是太惡劣。但其實這是個偶發事件。那天正好是要離開北京嘛， 結果碰到了。那就是現在一定要提前走，防範這種事情的發生。
已經形成了十幾年的慣例，將近20年的慣例。現在來講，基本上是板上釘釘的事兒，就是這個事情已經慣常到它不需要向你特別的去談這個問題。就是到時候就走。就是2020年走不了，這個成了特例，需要找你說。但是除此之外的話，到時候就要離京。而且都是有人陪同的這樣離京嘛。
要送老爸最後一程
因為我爸這個事情，即便走我也希望盡量拖後，多待在他身邊一點。可是我覺得，再怎麼爭取的話，起碼提前一天走是肯定的，也許兩天。但是這幾天我就要求他們，如果我爸真的陡然病危的話，我會要求回來的。因為除了我女兒以外，這是我最後一個親人了，尤其是生我養我的父母。
我要是出去以後，我爸突然病重，甚至病故的話，我沒有辦法在他最後的那幾個階段去醫院去搶救、陪伴，或者沒有見上最後一面，這個就太痛苦了。這對於我來講，因為已經失去我媽媽了，就在12月底失去我母親了。當然我知道這是最後一個親人。而且小時候父母是右派，他們兩地分居。我主要是跟我爸在一起成長。情感上，就是到最後成為唯一的時候，你就更加覺得這是不可或缺的。我應該是可以把他送最後一程的。
他上不來氣兒，我就心裡面就非常焦慮。一早過去就陪他，陪他一整天。我陪他的時候就是盡量的就是傾聽，陪伴，安撫，然後有時候給他按摩一下，比如捋背啊。他有點兒腹水嘛，揉揉腹部。這個胰腺癌是癌症之王。他的那個疼痛還沒有爆發，如果他爆發的時候，我不知道在面對他的痛苦的時候，我能不能承受這個痛苦，因為我也沒辦法分擔。醫生也說得很明確。他既沒辦法手術，又沒辦法化療放療，因為年紀太大，而且擴散的很厲害，肝部什麼，這些都已經擴散了，實際的壽命就兩三個月。
就是能想到，我沒辦法分擔，現在醫學回天乏力這種情況下，那種無力感，然後那種就是覺得有歉疚有負罪的（感覺），因為確實就是沒辦法分擔。
你說讓我去，讓我從從泰山的第一節台階磕6000個響頭，磕到那山頂去，如果讓我爸爸，哪怕就是他減輕痛苦我都願意。可是沒有啊，這個醫生，協和醫院的醫生，朝陽醫院的醫生，都很明確的說醫學是有限的，然後這種癌症我們是束手無策。史蒂夫.喬布斯就是那個蘋果公司的那個老闆，他也是這樣的呢，他尚且還能處在一個可移植器官的那個階段。我爸那個階段都已經過了。沒辦法，已經消瘦。因為我看過奧斯維辛的電影，就像那個奧斯維辛裡面的人一樣。我給他洗澡的時候就看到他的皮包骨頭，但是腹部是隆起的，是腹水。
父母都曾被定右派
他的一個清華大學的土木系的的同學給我打電話的時候還說你爸爸年輕時候有多帥呀，穿這個西裝，風華正茂的那種樣子，他在我們同學裡面是非常出眾的一個。那你現在看到他那個這種滄桑的，尤其是經過三年疫情以後，因為我媽得阿爾茲海默症，然後逐漸臥病在床，無法起床，時有失智行為，對他的精神折磨非常之大。而我們的精力都在我媽身上，疏於去關照他。所以他現在一發現，就大年初七的時候，我們發現他有不好的這種症狀，說話有點兒混沌，吃東西的時候有點往外流口水，當時覺得是腦梗的症狀。然後那邊的急救醫生說可能這個腦梗不是他的主要因素，然後一查是胰腺癌晚期。
這個方面也是我非常歉疚的一點。當我所有的精力放在就是對親人的照顧我放在媽媽身上的時候，我沒有想到我爸他面臨著更大的隱患，一直在持續。
他現在86歲，我媽媽85歲，但我媽比他小一個月。他們都是57年右派。清華大學土木系和南開大學化學系，就因為這樣他們後邊才走到一起，然後就生出我這個右二代嘛。在我媽媽去世的那一天，就是2022年的12月20號中午12:02分，從那一刻開始，中國大陸已經再也沒有右派夫妻了。就是兩個人都健在的右派夫妻就再也沒有了。他們因為是當年最年輕的右派。
疫情封控打亂正常醫療秩序
（母親）至死也沒有被檢測出來感染過新冠。但是，她跟新冠的影響是這樣，2020年爆發新冠的時候，1月27號，她從家鄉，就是安徽的蕪湖回到北京，就因為躲避新冠嘛，她每年春節都會去探親的。回來以後我媽媽因為年紀大，她考慮到躲避新冠，所以她三個月沒有下樓。她的腿腳就不利落了。她的糖尿病，帕金森和阿爾茲愛海默症就開始愈演愈烈，就愈發走不動，然後出現幻覺，然後壞脾氣什麼的都上來了。這些東西對我爸都是一個相當的折磨。
因為疫情的影響，好多的醫院什麼的也不正常。一個老人在冬天要發燒的話，它會給你做四個小時的新冠檢測。老人是根本受不了。在那個室外發熱門診這邊做這些東西，然後又上CT呀什麼的，就用上CT機什麼的。有好多好多的這種問題。就是有一次她發燒我給她送到那兒去，我就被迫終止這個。因為我媽媽不想在醫院呆著了。
好多正常的醫療秩序，因為新冠的防控措施被打亂，被打斷，被剝奪。你去醫院很困難。只要有點兒頭疼發燒的這種跡象，而且它不賣給你什麼腹瀉藥。就是你有腹瀉，你有這些一系列的身體問題的時候，它都要給你彈窗。你只要是買了藥什麼的，都要填表格，然後給你彈窗。老人哪受得了這些啊！你再把老人拉去，再去露天做核酸檢測。這個極為折騰人。
確實就因為這個新冠的問題，我媽原來的正常的門診大受影響。她以前因為比如說心內科、神內科這些東西都因為這個東西受影響。她都不願意去，不想去，想抗拒什麼的。所以她的病情的加重跟這個有連帶關係。整個的醫療秩序被打亂了。而且許多匪夷所思的這種措施，比如彈窗措施，比如說你只要有一點發燒，不論你哪方面的炎症，它都要讓你坐四個小時，就是全要上CT機，頭部胸部的掃描，老人根本就折騰不起。也就是說，這三年的過程中我媽的這個病症以及她在加重的過程中又因為這些措施而她的這個治療被耽擱，然後被影響。
長期擔驚受怕損害父母健康
在這種情況下，我爸的精神狀態很差。他們一輩子患難與共。然後我媽媽突然開始罵我爸爸。因為阿爾茲海默症以後，人的理智就沒了。然後我爸爸就就表現痛苦和恐懼。我爸爸之所以沒像我媽媽那樣病倒，首先是因為我媽原來得過乳腺癌。因為這種長期就是五七年右派，然後我因為給六四死難者獻花什麼的，二十多年擔驚受怕，這樣就因為她自己和我的因素所以她才得乳腺癌。
她身體素質也不如我爸。另外我爸還溜小狗兒，平時還得出去一下，但我媽還真不敢出去。這種情況下她就是——我覺得——如果不是三年的這個疫情影響的話，我媽的壽命不會終止於85歲。她可能還能多活幾年。
我爸也一樣。我爸爸的哥哥活了95歲。他的二哥現在也快近90歲。我爸爸才86歲，現在就面臨著絕症，僅僅跟他的這個精神狀態，跟他的社會環境有關係的。就是長期擔驚受怕的這種狀態。當然後期的擔驚受怕完全是因為我。因為我，他們經常受到國保方面的這種騷擾，然後就是施加壓力，或者是讓他們去幫助維穩什麼的。
我想，女性在焦慮中在恐懼中容易得乳腺癌，我爸爸的胰腺癌難道跟這個就沒有因素嗎？我不太相信。
（根據錄音整理，談話內容不代表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