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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中國”:八九六四31週年“為什麼我們要記住”?


“人道中國”:八九六四31週年“為什麼我們要記住”?(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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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六·四31週年前夕,“人道中國”(Humanitarian China)舉辦在線紀念活動,緬懷屈死的靈魂,展示悲劇的真相,祈禱自由降臨中國。來自美國、加拿大、中國、台灣、香港、澳大利亞、歐洲等地的民主倡導者參加了線上聚會,共慰31年來的厚重,也分享對未來的期許。

八九親歷者、著名漢學家、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為什麼要記住六·四?有很多原因,而且,恐怕把所有這些原因都加起來,也無法給出一個完整的答案。我於是寫下了十幾個理由……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舊17歲;他永遠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六·四讓我們看清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沒有任何書籍、電影和博物館,能讓我們看得如此清楚……丁子霖還活著,83歲了。她走到哪裡,國保就跟到哪裡,為的是安全-- --不是她的安全,是國家的安全;一個有萬億元GDP和兩百萬軍隊的政權,需要保護自己免受一個83歲老太太的傷害。”

“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之一張先玲:“6月4日,我的孩子王楠在天安門對面南長街南口,被軍隊開槍殺害。他受傷以後,老百姓要求送他去醫院,救護車已經開到,醫生也下了車,但是,戒嚴部隊就是不准大家走出南長街的門洞,救護車、大夫也不准出去,情況比兩國交戰還要嚴重。政府開槍殺害百姓,還不讓救助。我的孩子和其他受傷的人去世之後,被他們在天安門附近就地掩埋……王楠和另外兩個死難者,被埋在28中牆外面。過了幾天,學校開學,警察和戒嚴部隊又回頭把他們挖了出來……”

陳雲飛:“向天安門母親致敬,感謝他們尋找和傳播真相。我是學農的學生,從前沒有意識到中國的問題是製度問題,只有樸素的反腐想法。我熟悉劉曉波、李旺陽等六·四經歷者;我走訪了六·四遇難者家人,更是找到了數百個這樣的人,了解了他們的大致情況。他們有的年事已高、生活不易,但是,都在堅持為孩子們討要公道。我看到香港每年紀念六·四;目睹武漢肺炎的蔓延、香港23條、反送中和國安法等導致的民怨沸騰。這些都說明,我們當年的堅持是正確的。”

(陳雲飛當年是北京農大四川籍學生;2007年公開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向堅強的六·四遇難者母親致敬”;2015年,為兩名四川籍六·四遇難者掃墓被判刑四年。 )

范寶琳:“對維權團體和政治異議的打壓仍在繼續,對爭取一國兩制的鎮壓在變本加厲,武漢肺炎的禍害,這些都證明,專制獨裁的毒瘤不除,民主憲政難以實現。幸運的是,年輕人正在覺醒。我們將一路同行。”

(范寶琳原是陝西銅川市國安局警察,同情六·四;1999年向海外提供絕密文件,證明中共當時阻止海外民運人士返回中國,被判刑18年。)

郝建:“去年,全球紀念六·四,但是,那不過是紀念自然歲月流失的一個整數。今天,我們才發現,2020年才是歷史的真正轉折點。當年天安門屠殺和今年武漢疫情大暴發一樣,是當今歷史的重大坐標……研究六·四和紀念六·四是我們不可逃避的歷史責任;不過,不需要政府給六·四平反,不應使用中共政治秩序和歷史敘事的詞語'平反'二字。”

(郝建為北京電影學院教授,08憲章的首批簽名者,目前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他的堂弟郝致京六·四時被殺,時年30歲。)

吾爾開希:“每年的這個時候,心情都會重回當年的廣場……對於重大事件,人不會遺忘,只會假裝遺忘……我們當年的參與者在幾十年之後的今天,仍然維持著兄弟姐妹般的感情,就是因為那段歷史的沉澱不會消失……我至今仍然無法與父母和兄弟姐妹見面;甚至為了回國不惜向政府投案,但是仍然遭到拒絕。被迫流亡雖然不公正,但對我們而言也算求仁得仁;只是我們的父母不該被懲罰。所以,我只能用原始和野蠻來形容中國政府……這些年,對家人的思念和對死難者的負罪感一直折磨著我;從來沒有放棄回到中國的信念,而且因此也培養出了耐心;更重要的是,2020年讓我看到,大家的付出也許正在慢慢顯現出結果。這些付出包括武漢人民,包括成百萬被關進新疆集中營的維吾爾族人,上百位自焚的藏人,堅持抗爭的香港好男好女們,以及更多;這些現象擦亮了世界的眼睛,讓全球對人類文明面臨的直接威脅感同身受。現在,要求中國在國際監督下開放網際網絡是第一要務。”

作家、詩人廖亦武在活動上演唱了自己創作的一首悲歌:“月夜穿過叢林,想起我的愛人,長眠在寂靜的黃土,遠方傳來槍聲。當年熱血沸騰,肩挑祖國命運,如今空空的雙拳,歲月折斷了刀刃。月夜穿過回憶,想起我的愛人,生者我流浪中老去,死者你永遠年輕。”

(廖亦武在六·四屠殺當晚,創作了長詩《大屠殺》;他還創作了大量關於天安門屠殺的相關作品。)

目前被趕出京城的“天安門母親”組織成員尤維潔,無法參加活動,由陶業代表宣讀聲明:“中國軍隊用真槍實彈對付平民,我看到長安街、天安門的死亡和鮮血。不僅如此,政府在鎮壓後還實施清算。作為中國人,我們到底是公民還是被宰割的羔羊?六·四讓我清醒。我要向政府討還公道。如今,60位難屬已經離開了人世,沒有看到自己的孩子或家人得到安息。但是,我有信心,這一天一定會到來。我們堅持三原則:真相、賠償和問責。我們要狀告李鵬,要追究最高決策者。”

(尤維潔的丈夫楊明湖死於六·四屠殺,時年42歲。)

陶業:“從六·四發生之後,我從事人道救援工作31年。六·四讓幼小的孩子失去父親,妻子失去丈夫,父母失去孩子。我此後一直致力於幫助六·四孤兒獲得同等的教育資源和教育水平,讓他們完成從小學到大學的教育;也幫助孤苦老人醫治心靈創傷,恢復生活勇氣;我還幫助建立了天安門母親網站。母親們是六·四屠殺巨大悲劇的直接承受體。天安門母親運動集民間群體維權運動,人道主義運動和公民抗爭運動特徵為一體,是中共極權統治下第一例堅持了三十多年的民間集體維權。她們將八九民運以人道主義的形式繼承下來;她們也是08憲章的第一批簽名者。天安門母親把親人的死亡真相公之於世,維護了死者和生者的尊嚴,也感召了後人。”

(陶業八九民運時是全美學自聯成員,持久支持六·四受難者及家屬)

吳定富:“我們的兒子吳國鋒86年以全縣第一名成績考上人大。他六·四凌晨被槍殺,身體中了四顆子彈,肚臍下還被捅了一刺刀。他是我們的長子,是全家的希望。我們失去長子後,小兒子挑起家庭重擔,他不堪重負而患上尿毒症,不幸早逝;我們養大了孫女,她正在上大學。我們希望看到兒子被昭雪的一天。”

(吳定富,六·四死難學生吳國鋒的父親,處理兒子遺體時,堅持拍下了兒子死後的照片,得以傳播真相。)

馬紹芳:“作為六·四親歷者,有責任站出來說話;亡魂沒有安息,鎮壓者依然如故。如何面對悲慘的結局,就是要拒絕遺忘。控制社會方方面面、滲透到各個角落的極權制度,把人作為人口生產出來,是用他們要的方式,規範地進行人口生產的裝置。他們使用原子化的手段,把所有人割裂為單獨的個體,任何可能形成社會群體的社會元素,都會被鎮壓,所以,民間組織、709律師都是他們害怕的、要格殺的。所以,我們要反原子化,要認識到,這個制度迫使我們成為反對我們自身自由的'人口'。”

李卓人:“人民不會忘記八九六·四,但是,最不會忘記的是共產黨。國保一直跟踪天安門母親,他們害怕人們不忘記。我們重新開放了六·四博物館,比較八九民運與香港抗爭,感覺八九年和今年是兩代年輕人,但他們都期盼改變,都要民主。八九六·四遭遇屠城,而香港這一年中不斷被黑警肆虐,九千人被抓,一千人被控。鎮壓是中共的一貫手法,沒有改變。今年,政府已經不再讓我們使用維園來紀念六·四。但是,香港不能後退,因為我們無處可退。世界也已經看到,中共的本質就是鬥爭和暴政。”

(李卓人曾任香港支聯會主席,六·四期間攜帶港人捐款進入北京,遭到逮捕。)

董盛坤:“我八九六·四前是普通北京市民,印刷廠工人。親歷大學生為改善中國環境而走上街頭,看到數百萬群眾上街聲援學生,而中共政權為統治利益而殘暴鎮壓。許多人慘死在槍口下,目睹六部口慘案,震撼和刺痛了我。我於是參加抗暴。6月10日被捕入獄。經過17年勞役之後雖然家破人亡,但是,在2006年9月5日那天,我還是昂首挺胸走出監獄大門。六·四被很多人淡忘,但是我不能忘記那沉重的記憶。31年是歷史長河的一瞬間,但卻是我們生命的一長段。我們要齊心協力把握時機,爭取早日實現我們的民主自由之夢。”

(董盛坤,八九六·四支持學生的工人代表,上街阻攔戒嚴部隊,被判死緩,坐牢17年,受盡酷刑。)

吳仁華:“六·四那天清晨,跟學生到西長安街六部口,目睹三輛天津警備區坦克師的坦克,從背後追軋學生隊伍,11名學生當場死亡,很多學生受傷。其中五具遺體被送到我任教的政法大學,被擺放在教學樓的一排課桌上。我跪在課桌前痛哭,心裡默念'永不遺忘,永不遺忘'。個人與強權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

(吳仁華,六·四研究者,八九六·四時是中國政法大學青年教師,目前在台灣東吳大學和中正大學,開設“六·四事件真相研究”課程;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天安門事件逐日記錄》。)

索菲・理查森 (Sophie Richardson):“六·四凸顯中國政府對和平、自由和法制根深蒂固的敵意;強推香港國安法的立場,顯示中共對國內和國際法的鄙視;不願意與國際合作,調查新冠病毒的根源,凸顯中共對中國人民的健康和福祉的冷漠;對良心犯的處理,反映其駭人聽聞的殘酷。而人權和公正是所有天安門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屬應得的。”

(索菲・理查森現任人權觀察組織中國部主任。)

香港支聯會鄒幸彤律師:“中共無論對六·四還是對香港的打壓方式都是一脈相承的,高度相似的。打個比方,就是用對付'病毒'的手段對付反對意見,也就是所謂的反動派。民主在他們眼裡就是病毒,所以使用的是隔離和消滅的手法。抓捕異議,隔離他們,直到消滅他們。把所有人都顏色化、孤立化,製造族群之間的矛盾,這是他們擅長的。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人們過去的行動都將成為不合法,將導致人們不敢聚集、不敢參與對政府不利的活動。”

江林:“我是原《解放軍報》報導中央軍委和重大突發事件的記者。軍隊6·3晚上開槍以後,我和總參軍訓部戰役訓練局局長張勝,就是張愛萍的兒子,他太太和孩子,騎車經西直門致木樨地,回天安門,目睹北京市民抗暴和軍隊屠殺市民。我們在午門遭到全副武裝武警的堵截,四人都被打傷,被一萬伏的警棍打得皮開肉綻。當時,如果我們其中一個人說出身份,都不會挨打,但是,我們誰也沒說……我們為軍隊屠殺而憤怒,為自己是他們的一員而恥辱……”

參加本次線上悼念六·四31週年活動的,還有海外華人教會關注社會公義的最強聲音洪予健牧師;新澤西Kent Place高中的學生Emma Chan;天安門八九民運領袖之一王丹,以及旅美雕塑家,洛杉磯自由雕塑公園創辦人陳維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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