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將於10月14日前往深圳，出席紀念深圳特區成立40週年的活動。
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10月11日先行印發了《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的文件，提出要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打造市場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完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但同時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
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週年之際，中共在習近平的領導下是否已偏離了鄧小平當年定下的改革開放路線？ 10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上，中共將出台怎麼樣的“十四五規劃”方案？中共將如何做到既堅持黨領導一切，同時又打造出“高水平開放型的經濟體制”？
紐約城市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中共此次提出的深圳改革試點方案很多都是新瓶裝舊酒，而且當前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與三四十年前大不相同，中國吸引海外人才的難度大增。
他說：“在這份改革的報告裡有幾個，一個是要素市場。要素市場顯然中國在過去提了40年所謂的土地自由化，或者可以買賣，或者土地如何經營，或者人口的流動對戶籍制度的改革，還有就是工資等等的改革。現在又提出科技轉入市場化，包括定價、產權、科技開發成果等等。可以看到這都是40多年的老話題，中國自己連生產要素都一直沒有完善。所以你可以想像它離市場經濟確實是非常遠。另外還可以看到裡面有幾個重大的讓步。一個是科研和教育可以進行自主化。包括可以引進人才，實行雙重國籍也好，永久定居也好。所以可以看到中國政府也意識到，在科研和教育上，它跟國際先進水平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它想通過這種方式來引進人才。但是問題在於，你今天中國政府想引進，你可能也會有好的待遇，有居住的便利，還有可能有更高的工資去誘惑。但是你今天要從全球去引進國外的人才的話，你現在想引，恐怕很多人不敢來了。”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博士認為，習近平選擇在中共五中全會前去深圳，其目的是要在會前統一黨內思想，展示深圳的特殊經濟地位，並試圖向外界釋放中國將繼續經濟改革的信號。
他說：“第一個考量就是十一屆五中全會。在這樣一個會議前搞這個實際上是想透露出五中全會的一些意思。其實五中全會也可不透露，為什麼要提前透露？就是統一思想，他怕五中全會中生變。所以在這之前他要放一個強烈的信號，並且我們看到組織上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就是要警告那些五中全會上可能要挑戰他的不要在這時候輕舉妄動，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們知道香港，站在中共的角度看淪陷了。就是說因為共產黨在香港倒行逆施，導致香港青年人大規模的反抗，使得西方撤出了對香港特殊地位的認可。這樣香港已經不具有當初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位置。深圳和海南的位置現在習近平可以寄予厚望，是不是他要在紀念特區的會議上，在這方面來展示一下深圳特區在未來的、在香港已經作用開始下降的時候，深圳起什麼作用，他可能要說一下。第三個我認為習近平現在面臨著很大的反對，主要都是懷疑他不搞改革了。他是不是想通過紀念特區做出一個姿態，我還是要搞改革，實際上這是個策略性的讓步。”
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的《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的文件提出，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戰略定位和戰略目標，賦予深圳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支持深圳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革開放。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表示，如果不能在政治上鬆綁，新的政策發揮的效力就會比較有限。他說：“今天你也看到深圳的許多領導和幹部，他們在過去的20年，其實一個，就是我們能不能把經濟特區這個經濟給去掉，另外就是我們能不能進行一些政治上的改革，也就是從袁庚開始到以後大鵬鎮的幹部制度海選，還有就是行政三分權，整個就是深圳的政治體制能夠接軌到一個自由選舉的模式。但是所有這些東西最後都是無疾而終，全部都叫停。今天它提出一個所謂的綜合試點改革樣板區，完全也沒有突破深圳的領導已經意識到的，在20年前就意識到的，他們走入了瓶頸。所以我覺得在今天的情況下，他這個特區所謂的'特'恐怕還是在習近平面臨的國際國內大的困局下，還是不想有大的格局變動，還是想用深圳做某些具體的、事物性的小修小補。但是我們也看到20多年前這種小修小補已經走到瓶頸。所以今天是不是還會有效果，多大的效果，我們還可以拭目以待。”
海內外的很多觀察人士都認為，當年鄧小平定下的先經濟後政治、以經濟帶動政治的改革軌跡已經在習近平時代被全面偏離。
王軍濤：此時跟中國獨裁者距離最近
王軍濤表示，習近平所說的“改革”與上世紀80年代中共領導人所說的改革早已不是同一個意義。他說：“當我們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和觀察家說改革已死實際上說的是自由取向的改革已死。這個取向改革體現在兩個制度性改革上。第一是黨政分開，第二是政企分開。胡錦濤在紀念深圳特區30週年會上他講了一條很關鍵，他說要讓企業在經濟發展中扮演關鍵性的作用，包括官產學都要以企業為中心來帶動。黨政分開就是黨，你可以看出當時在80年代的黨政在政企分開、小政府大社會，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就是說黨只管黨，黨管人事，黨管大政方針，黨不管具體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管理。政府也不管經濟管理，政府只是對經濟的宏觀局勢做出判斷之後，利用利率等一些槓桿作用來間接對企業進行管理。但是習近平在他的方針中，黨要重新管一切。國家要管企業、管社會，然後黨要管國家。就是全國姓黨、全黨姓習。這個在大家看來自由改革取向已經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