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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或是對話?美國對華政策與共識是否出現變化?


拜登總統(右3)在G7峰會舉行會談。
對抗或是對話?美國對華政策與共識是否出現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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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拜登總統完成了上任以來一系列與美國印太和歐洲盟友的會晤後,華盛頓現在似乎有意推動美中之間的高層對話。

《金融時報》日前引述知情人的話報導說,美中雙方討論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下星期在意大利出席G20外長會議期間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舉行會晤的可能,美國政府還希望派遣副國務卿溫迪·謝爾曼(Wendy Sherman)今年夏天訪問中國。前者目前已被美國國務院否認。而在此之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上週表示,白宮將考慮安排拜登總統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10月在意大利G20峰會間隙舉行會談。

即將卸任的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其告別信中說,美中關係正處在關鍵的十字路口,“美國對華政策正經歷新一輪重構,面臨在對話合作和對抗衝突之間作出歷史選擇。”拜登政府推動美中高層對話的最新舉動是否意味華盛頓的對華政策將出現變化?

美中恢復高層接觸?

華盛頓知名中國問題專家、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erman Marshall Fund)亞洲項目主任葛萊儀(Bonnie Glaser)對美國之音表示,在拜登政府鞏固了與印太和歐洲的盟友的關係後,接下來會把焦點轉向中國。

她說:“我認為這是一個順序問題,美國首先與我們的盟友接觸。我們在今年早些時候的QUAD(四方安全對話)上看到了這一點,然後最近拜登總統在歐洲進行的一系列接觸。在加強跨大西洋聯盟並將我們的努力更多地集中在中國之後,我認為(美國)將與中國接觸。”

但葛萊儀也強調,美國與中國的接觸只是拜登政府整體對華政策的一部分,並不代表拜登政府對華策略的改變。 “我認為拜登政府從一開始就有一個計劃,正如我所說的,首先是與我們的盟友和我們的伙伴接觸,形成一個有效的戰略,在美國政府內部對中國進行評估,並由此制定一個戰略。我認為該計劃一直是與中國進行對話,並在我們利益重疊的有限領域進行一些合作,但該計劃從一開始就已經到位了。”她說。

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高級分析師阿里·韋恩(Ali Wyne)表示,儘管美國政界對中國給美國構成的挑戰和威脅已形成高度共識,但在具體的對華策略上仍有分歧。美國需要在與中國的競爭、合作和對抗三者之間找到平衡點。

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美國正在對其關於中國的思維進行根本性的重新調整,但我認為,正如所有的重新調整一樣,它們需要時間來鞏固,它們會經歷曲折和變化。因此,我認為我們正處於這種重新調整的開始階段。我認為,美國正在試圖弄清楚在競爭、對抗與合作之間的恰當平衡是什麼樣的。

美國對華政策的新共識?

美國國內包括政界、知識界和公共輿論在中國的立場上,已經形成了高度的共識,即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的威權主義模式正在給美國構成自二戰以來最嚴峻的挑戰和威脅。

曾兩度參選美國總統的資深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最近在美國知名的《外交事務》雜誌(Foreign Affairs)上發表文章,呼籲美國不要發動一場針對中國的“新冷戰”,而應專注於自身。他表示,美國對中國的看法在過去20年裡,也就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20年裡,從過於樂觀的一個極端轉向過於鷹派的另一個極端,而這種快速形成的共識,即將美中關係視為一場“零和的經濟和軍事鬥爭”是“令人不安和危險的”。

布魯金斯學會(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外交政策高級研究員、曾在奧巴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的何瑞恩(Ryan Hass)也持類似的觀點。他對美國之音說:“我確實同意(對華政策的)鐘擺曾擺得很遠。而我不認為它現在已經回到了它自然的位置上,所以我預計鐘擺還會在某個時候向中心回擺。

何瑞恩是《更加強大:在相互競爭的時代調整美國的中國戰略》(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一書的作者。他認為,美國憑藉自身的強大實力和優勢仍能在於中國的長期競爭中佔據上風,包括美國有友好的鄰國,相對良好的人口結構,世界上最廣泛的聯盟網絡,創新文化,高效的資本市場,能源和糧食安全,以及彈性和適應性強的政治機構。他表示,中國不具備上述有任何一點優勢。

“我們應該專注於培養我們自己的優勢,如果我們這樣做,我認為我們會沒有問題。”他說,“歸根結底,我們是在與中國進行長期競爭,以證明哪種社會經濟和治理模式最能釋放其人民的才能並激發應對全球挑戰的努力。美國越能證明它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並激發應對全球挑戰的努力,我們的地位就越強,因為威望最終將來自於表現。而表現最好的體制將是處於更強地位的體制。”

沿著特朗普的對華路線走下去?

但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葛萊儀則認為,美國對中國的認知不是變得太快,而是太慢。她也認為,美國應制定更為有效的戰略。

她說:“我想說的是,這是一個太過於漸進的變化。而且確實早該如此,因為來自中國的一些挑戰真正開始於10多年前。而中國對其鄰國的強硬姿態肯定是在十多年前開始的。而我們只是看到了這種加速。我認為美國的反應實際上是太慢了,而且不夠充分。因此,我認為現在是美國製定一個更有效的戰略來影響中國政策和中國行為的正確時機,不是為了遏制中國的崛起,而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的利益,並說服中國,它走錯了路,它所追求的政策不符合它的利益。”

華盛頓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的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余茂春對美國之音表示,最終美國採取什麼樣的對華政策、美中關係的冷暖將完全取決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所作所為。

“要不要和中國打一場新冷戰,這不是美國決定的,”他說,“關鍵在於中國政府自己的所作所為。如果中國政府還是採取目前對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少數民族、宗教人士進行嚴厲的打壓,那你跟他再講和平,中國政府也不會改變這些做法。我們跟中國政府講貿易要均等,要停止對美國大面積的工業和軍事技術的盜竊,講了幾十年,費了多少嘴皮,都基於一種幻想,就是我們對他友好,他好像就會改變他的行為。這是不現實的。”

到目前為止,拜登政府大體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大部分對華政策,在某些領域對抗中國的力度甚至更大。比如,拜登總統6月初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把更多的中國企業列入黑名單,使禁止美國人投資的中國企業總數達到59家。在那之後,拜登簽署的另一些行政命令撤銷了特朗普政府時期對中國兩款應用程序TikTok和WeChat的禁令。但分析指出,這麼做的目的其實是製定更好的應對國家安全方面的機制,以便後續出台的禁令能夠經受住司法挑戰。

在台灣問題上,拜登政府明顯在延續甚至擴大美台高級別官員的實質性互動。而且,美國將在這個月底啟動與台灣的貿易和投資談判(TIFA)。在涉及人權的新疆問題上,拜登政府繼續稱中國政府對信奉伊斯蘭教的維吾爾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犯下“種族滅絕罪行”。

余茂春對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給予了肯定。但他表示,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是建立在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基礎上的,其基礎是美國上下已經形成的廣泛的對中國的共識。

“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其實做的還可以,最關鍵的原因是我們給他定了一個調子,我們給他定了一個方向,”他說:“但我們只不過是根據另外一個最基本的因素去執行下來,那就是美國人民的意願。對華政策的基調就是美國的全國上下形成的一種共識。這種共識是對中共各種做法的如夢初醒。”

布魯金斯學會的何瑞恩則認為,儘管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延續了特朗普政府的很多做法,但仍有一些顯著的不同。首先是不再有美中全面經濟脫鉤的討論。其次是,拜登政府不再談論修昔底德陷阱或美中無法共存的問題。相反,他們談論的是合作競爭或競爭性共存或競爭性相互依存。而這是一個相當重大的轉變。第三,拜登一直把中國說成是一個競爭對手,而不是敵人。第四,這屆政府中沒有人像上屆政府那樣試圖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之間製造分裂,而在氣候、阿富汗伊朗和其他問題上已經恢復了直接外交。

他說,北京方面仍然寄希望於拜登政府會大聲地、公開地否定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這是不會發生的。 “如果北京的人們錯過了正在發生的轉變,那麼他們就會對美中關係的現狀做出錯誤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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