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史墨客（Hanscom Smith）週三表示，中國動搖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所依賴的制度基礎，並稱讓香港變為另一個內地城市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尤其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幾年來中共對香港的一連串整治改變了香港的面貌，那個一度享有集會自由、言論自由的香港已經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與內地差別不大、公務員要集體學習習近平思想的香港。 50年不變的一國兩制剛剛25年就被摧毀。隨之被摧毀的還有香港的國際商業中心地位。
史墨客在智庫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的活動上說：“香港曾經作為一個國際中心蓬勃發展，因為人們對其開放性、法治和高度自治有信心。香港要想再次繁榮，北京必須履行其維護自治的承諾。因此，讓香港成為香港。”
然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黃天磊(Tianlei Huang) 對美國之音表示，在北京的設想下，香港會進一步向中國傾斜。
“北京選擇李家超作為下一任行政長官就說明在北京看來，現階段對香港是重要是安全和穩定，”黃天磊說。 “北京希望香港看起來就像任何內地城市一樣，全心全意地發展經濟，完全不受政治辯論和運動的干擾。”
全球吸引力下降
在1997年英國將香港的主權移交給中國時，中國承諾香港可以保留其資本主義制度50年，此後香港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低稅率和成熟的生態系統躍升為世界頂級金融中心之一。
然而，北京在2020年對香港頒布了嚴厲的安全法，對民主活動的大規模鎮壓和不斷縮減的言論空間讓在香港經營的外國企業感到震驚。
本月初上任的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是首位出身警官的行政長官，他曾讚賞安全法“恢復了香港的和平與穩定”，制止了抗議的“暴力、破壞和混亂”。
香港美國商會前會長、戰略風險公司的高級主管早泰娜（Tara Joseph）表示，儘管中國當局仍然看重香港的商業地位，但北京的威權印記很難不對香港的商業競爭力造成負面影響。
早泰娜週三在CSIS的活動上說：“如果你不能自由發言，如果法治開始受到侵蝕，這隻金鵝還能保持多久不受影響？”
在北京鎮壓香港民主抗議後，美國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取消了香港在貿易上的特殊地位，理由是香港市民的自由和權利已經被剝奪。此前香港享有美國的關稅優惠，這對在香港開展業務的外國公司有特別的吸引力。
隨著美中緊張關係的加劇，在香港的國際公司還面臨響應中國政策壓力，一些公司被迫選邊站，有的對人權問題保持沉默，在民主價值觀上向北京妥協。
巴克萊銀行金融犯罪和法律事務全球負責人巴特利特(Jessica Bartlett)表示，企業會想辦法適應不斷變化的法律和社會環境，包括選擇將員工遷往其他城市。
巴特利特在CSIS的活動上說：“他們的應急計劃多了很多，在法律和合規職能方面投入更多……他們可能會考慮在整個地區進行多元化。”
除了不斷收緊的政治環境以外，香港還追隨北京實施了嚴格的新冠防疫政策，進一步促使許多跨國企業將員工遷往其他地區，例如新加坡和首爾。
歐洲商會在3月的一項調查顯示，在香港的歐洲公司中有25%計劃將業務完全遷出；香港美國商會去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稱，超過40%的成員表示他們正計劃離開或考慮離開。
同時，香港政府的數據顯示，越來越少的專業人士計劃遷往香港，赴港工作簽證的申請數量從2018年的超過4萬份縮減至2020年的約1.5萬份。
據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的統計, 截至3月，香港的房屋租金同比僅增長1%，而新加坡同比增長12%。 2018年香港和新加坡的寫字樓空置率均為4.1%，但在3月，香港寫字樓空置率飆升至10.9%，新加坡則下降至3.3%。
在經濟發展方面，香港與競爭對手之間也出現了差距。自2019年6月以來，港股的表現不太盡如人意，香港股指整體下跌25%左右，亞洲其他股市則沒有大幅變化。
為中國內地服務
在國際金融界的吸引力有所下降的同時，香港的經濟正在與大陸更緊密地融合，這可能讓北京在塑造香港未來的政治經濟生活上擁有更大的話語權。
中國長期利用香港來實現經濟目標。據彭博社統計，有1370家大陸公司在香港上市，佔香港股市市值近80%。由於中概股在未來兩年面臨被美國證監會摘牌的風險，預計更多中國公司將轉而赴港上市。
此外，香港還是最大的人民幣國際化離岸中心，通過託管以人民幣計價的債券等方式來幫助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
一些批評人士稱，中國大陸的經濟和國際影響力不斷加強，但香港經濟發展卻相對滯後。香港GDP佔中國大陸的比例從1997年的18%跌至2020年的3%。
黃天磊說：“中國從擁有香港這個門戶所能獲得的‘附加值’正在下降，因為內地城市在經濟上的某些方面正在迅速追趕，而且近年來的社會動盪使得北京不再將香港完全視為一種資產。”
除了金融行業外，香港其他一些產業的發展缺乏動力。香港當局近年來將資源投入到科技研發等部門，但與中國政府大力推動建設的科技中心深圳相比，仍然缺乏競爭力。
早泰娜認為，隨著香港與大陸經濟的融合，預計香港在未來會吸引更多的大陸人才，西方人的人口比例將下降，這對跨國公司的管理提出新的要求。
她在CSIS的會議上說：“重塑這些群體如何一起工作和比例的變化是我們在未來幾年都需要密切關注的事情。這也將改變跨國公司的信任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