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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美中談判將產生新型經濟關係 建立新的國際體系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基辛格博士(美國之音方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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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是美國最早推動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非政府組織之一。這個成立於1966年的組織是1972年中國乒乓球隊訪美,後來被稱為“乒乓外交”的促成者。

在該組織的2018年年會上,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也是該組織執行副主席的基辛格博士(Henry Kissinger)說,美中關係現在正處於一個極為重要的時刻。他指出,目前兩國間存在根本問題並不是雙方能否解決貿易爭端,而是在一個新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如何共生共存。

根本問題是美中能否共生共存

他說: “根本問題在於這兩個偉大的國家能否在一個國際政治的新世界中共同生存,即兩國是否可以界定相互之間的關係,當然在這一關係中會存在分歧,但這一關係的努力目標是超越你輸我贏,這樣的模式強調改善關係的重要性和共同生存的重要性。我認為,這是可以做到的。”

基辛格表示,這將是歷史上一次獨一無二的出發,美中兩國將找到解決貿易爭端的途徑,他預言“一個新型的經濟關係將會出現。此外,中國和美國會找到途徑、進行對話,在對話中,他們預期有挑戰,並將其克服。我相信這是可能的。”

基辛格說,他對美中雙方領導人抱有希望,雖然“我們面前的實際問題是困難的,但我們面前的機遇是可以首次在世界上創建一個國際體系,其和平與秩序會被所有國家接受。”

但他同時表示,美中兩國就此達成協議、再出發的時機是有限的,“其他國家正試圖從這場沒有贏家的競賽中獲益。”

基辛格說,以他的著述和演講,他一直被稱為現實主義者,“我所說的並不是一個抽象的夢想,而是在一個技術以幾乎無法控制的方式發展之時、對需要實現穩定時代的一個現實評估。”

今年11月8日,基辛格在美中領導人阿根廷G20峰會期間舉行會晤前訪問北京,並與習近平交談。特朗普總統上台後當年,也就是2017年10月10日,邀請基辛格博士到白宮與之會晤。

上世紀70年代作為基辛格特別助理參與了尼克松總統打開中國大門的溫斯特·洛德(Winston Lord)大使告訴美國之音,基辛格是長壽榜樣,40或50年後仍對美國政府和外國領導人保持著影響力。

討厭專制的人也討厭基辛格?

有批評者認為,基辛格在處理美中關係時從不講人權、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因此,討厭北京專制政權的人往往也討厭他。

對此,正在撰寫《基辛格回憶錄》的洛德大使不同意。他說,“作為一名家中有10多位成員在納粹大屠殺中喪生的難民,基辛格十分關注人權與民主。在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打交道時,他認為這些國家的對外政策而非對內政策,必須成為我們關注安全和其他利益的重點。此外,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比其國內製度更容易受到外部的影響。”

洛德接著說,“在冷戰期間(以及打開中國大門),在我們為核時代的穩定作努力時,則更加強調這種優先順序;生存是一項壓倒性的人權。因此,基辛格認為,在平衡蘇聯方面,與中國這樣的壓迫性政府打交道極為必要。”

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日前也舉行了紀念美中關係建立40週年的討論會。該組織會長史蒂芬·歐倫斯(Stephen A. Orlins)在越戰時期是位反戰人士。他問與會主談外交議題的傅立民(Chas W. Freeman),“美國陷入越戰期間每天都有許多美國人死亡,但自從美國跟中國建交以來,沒有美國人死於亞洲戰場。為什麼給我們帶來了40年和平的建設性雙邊關係沒有成為今天美中關係40週年紀念的輿論主調?”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歐倫斯和與會的前美國外交官傅立民(美國之音方冰拍攝)

排外情緒主導了40週年紀念?

在布朗大學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任高級研究員的傅立民認為,原因很多,而排外情緒是主要原因。他說:

“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迷失了方向”,“經濟收入的不平等讓他們感到不滿,但又無法對不滿作出解釋,於是很容易地就將矛頭指向外國人”,而“這回輪到中國了”。

傅立民表示,“好像每30年會來一次,記得上次是說,日本要取代我們了;如果回到19世紀,你看到'一無所知黨'(Know-Nothing Party)和類似的東西”。

根據維基百科,“一無所知黨”指的是“美國人黨”,是1850年代興盛起來的政治運動,以反移民,尤其是反羅馬天主教為其特徵。

歐倫斯主持的紀念美中建交40週年討論會,從商務、外交、教育和文化兩國關係中最重要4個方面“回顧過去、展望將來”。

傅立民:美中競爭取決於社會經濟而非意識形態

50多年來以各種方式參與美中關係的傅立民認為,“美國人從未意識到,也從未想像過,我們跟中國的交往,可以改變世界意識形態的動勢和地緣政治的版圖。 ”

他說,將近50年前,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博士打開中國大門的舉動並不是一場道德運動,他們“試圖改變中國的外交政策,而不是政權或政治制度”。

而當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垮台後,美中關係中地緣政治的基礎也隨之消失。傅立民說,克林頓總統時期,“重新設計中國國內秩序的衝動成為一種流行的希望。這種希望源於不會變成政策的意識形態信念,當它一旦變成政策時便決定性地失敗了。”

他說,“當克林頓總統迫使中國採取西方人權標準的努力最終失敗後,他的政府就轉而努力將中國完全納入美國領導的世界秩序,而這一努力取得了成功。”

他表示,經過40年,“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具有非常強烈的資本主義特徵、有著全球聯繫和相對富裕的中國。”

傅立民強調,美中正處於大國競爭之中,“這種競爭將取決於社會經濟表現,而不是假設的意識形態美德的政治教條。”“問題不在於我們的體制是否正確,而在於我們的體制能否使我們與具有競爭力的中國展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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