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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鶴能解決中國經濟的系統性問題嗎?


中共政治局委員劉鶴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度會議上講話,論壇創始人施瓦佈在旁聆聽。(2018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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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路透社獨家報導,剛剛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發言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智囊劉鶴將在今年中國“兩會”後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經濟和金融。劉鶴星期三在達沃斯向全球政商領袖表示,中國要在改革開放40週年的時候推出力度更大的改革開放舉措,有些甚至超過國際社會預期。有觀點認為,劉鶴的表態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打算在未來五年真正著手解決中國經濟一些系統性的問題所釋放的信號。但也有人表示,不能對劉鶴的任命和他在達沃斯論壇上的發言寄予過高期待。

劉鶴達沃斯提出改革方向

劉鶴目前的頭銜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他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言時表示,中國未來幾年經濟政策的頂層設計是要實施好“一個總要求”、“一條主線”和“三大攻堅戰”。“一個總要求”就是中國經濟要從高增長向高質量增長轉變。“一條主線”就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三大攻堅戰”即防範和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精準脫貧和防治污染。

劉鶴表示,中國還要擴大對外開放力度,包括金融業的對外開放、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對外開放,保護產權、特別是保護知識產權,以及擴大進口。他還說,中國將利用改革開放40週年的機會推出新的改革舉措。“至於這些舉措是什麼?中央政府正在研究,但是在這兒我可以非常負責任的向各位報告,可能我們有一些措施超出國際社會的預期。”他說。

鄧聿文:中國經濟不得不改

中國獨立學者鄧聿文認為,劉鶴的表態可以被認為是中國政府對外界發出要進行改革的信號。他說:“我認為應該是會搞一個改革的,因為領導人、包括習近平在新年賀詞裡講到,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要推一些力度比較大的改革措施。社會上也有這種呼籲。這不應該懷疑他不會出台一些改革措施。”

鄧聿文在金融時報中文網上撰文稱,中共十九大後,中國經濟改革的步伐會有所加快,對經濟的管制也有可能會比在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有所放鬆。這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習近平在十八大上提出了所謂“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其中第一個一百年就是要在2020年,也就是中共成立100週年的時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因此,進行必要的改革對實現這一目標有非常現實的需要。

何清漣:對中國改革期待值不應過高

旅居美國的獨立中國經濟學者何清漣認為,作為即將出任中國副總理的劉鶴來說,他在達沃斯上的表態更多地是展現一種姿態,考慮到中國經濟的現狀和種種結構性問題,外界不應對劉鶴本人和他所說的超出國際社會預期的改革舉措抱有過高期待。

“因為這一次劉鶴是在達沃斯首秀,是向全世界表明,今後中國的金融就是由他這個很有可能出任副總理的人主管,那麼他在這個上面當然要展現一個比較積極的姿態,”她說,“他說的話我也看了,當然能夠給人一些遐想的空間,但是我個人覺得,大家還是要深切理解中國這些年來對改革二字內涵的定義,就像我講的不管往哪個方向,只要動了就是改革。想到這一點也就不會有太高的期望,也就不會失望。”

劉鶴表示,“要堅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針對突出矛盾,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充分發揮企業家的重要作用,鼓勵競爭、反對壟斷,完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中國商業與政治經濟研究項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發推文說,“我們不要(對劉鶴)期待值過高,劉鶴在過去幾年曾為多個政府乾預政策辯護。”

旅美獨立中國經濟學者何清漣認為,劉鶴在擔任主管經濟和金融的中國副總理後,將接過一個十分棘手的爛攤子。她說:“中國的金融問題,債務很多,影子銀行系統基本接近崩潰,還有就是外資。由於中國控制外彙的流出,很多外資企業的利潤不能變現,再加上川普的稅收改革,導緻美國已經成為一個資本窪地,很多資本都回到美國。這些都對中國具有極大挑戰。”

劉鶴本人在達沃斯表示,中國政府未來要防範和化解重大金融風險。他說,“我們將……針對影子銀行、地方政府隱形債務等突出問題,爭取在未來三年左右時間,使宏觀槓桿率得到有效控制……系統性風險得到有效防範。”

他並沒有提供具體的解決方案,也沒有給出判斷是否達到目標的具體標準。紐約時報1月25日的報導說,“(這)表明中國政府可能在未來幾年弱化有債務驅動的經濟增長,轉而加強解決棘手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其中就包括借貸激增。”

中國或有辦法解決短期問題

獨立經濟學者何清漣認為,由於中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特性,中國政府是可以通過一些行政手段解決債務問題。“中國政府還是比較有辦法,它到時候可以通過行政命令,通過債轉股,讓一些大國企和民企來認購。這也不是做不到的。”她說。

就在1月26日,中國國家發改委等七大部委聯合發布市場化銀行債轉股具體方案,支持各類所有製企業開展債轉股。這顯示,中國政府正進一步使用這種方式來降低企業槓桿率,弱化相關風險。

中國獨立學者鄧聿文認為,劉鶴“中國改革開放力度將超預期”的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外部環境逼迫所致。“主要是美歐的因素,包括川普要和中國打貿易戰的問題、(投資)對等開放法案等等。這和過去一樣,中國改革其實是用開放倒逼改革。現在也某種程度上又到了開放倒閉改革的這麼一個階段了。”他說。

為改革鬆綁?

鄧聿文也表示,中國官場在經歷了十八大以來五年的高壓反腐以後,“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生態形成了對改革的某種阻礙”,導致各級官員普遍的不作為,持有觀望和等待心態,沒有積極性,不敢主動去突進大膽的改革。”他認為,未來五年,習近平在肅清了反對勢力後,現在可以會給下層提供一些空間落實改革。

但獨立經濟學者何清漣認為,無論是什麼樣的改革措施,外界都不應對中共的經濟改革寄予過高期待值。她表示,19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歸根結底是鄧小平希望以資本主義救共產黨。“既然過去靠資本主義救共產黨這一點比較成功,它今後也不會放棄。但是,它絕對不會讓資本主義超越共產黨,而是要讓資本主義為共產黨服務。”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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