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主要新聞機構預計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喬·拜登(Joe Biden)將成為美國的下一任總統。隨著本屆美國大選接近尾聲，對當選總統拜登新政府的政策討論也隨之展開。面對新冠疫情肆虐、經濟大幅下滑、社會矛盾尖銳、選民政治歧見深刻的艱難局面，拜登新政府在包括對華關係在內的外交政策上最緊迫的事務是什麼？
讓美國民主制度更好運轉
“對拜登而言最緊迫的任務不是與中國的雙邊關係”，前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大使（Winston Lord）告訴美國之音。洛德大使說，他看到拜登當選總統有三項最重要事務：首先，增強美國的軟實力和硬實力，“使美國的民主制度更好運轉，治愈這個國家，結束痛苦的分裂，使我們團結起來，尊重這些年來兩黨總統共同遵循的法治、人權、規範，從而使我們成為民主的典範，具有可傳播到國外的有效軟實力。其次，要通過在一些問題上達成兩黨共識，增強國內硬實力，投資我們的未來，以便我們可以與中國競爭，即基礎設施、教育、能源、先進科學技術、人工智能、5G等等。”
第二項最重要事務是加強盟友合作、結成對抗中國的統一戰線。洛德大使說，只有加強與盟友的合作，才能“使我們在與中國坐下來談判時能對中國有更大影響力，” 洛德大使建議美國重返奧巴馬政府倡導的、特朗普總統退出的《跨太平洋貿易協議》（TPP）。
結成對抗中國統一陣線
他表示，由於歐亞國家都越來越關注中國的侵略性、人權侵犯和經濟犯罪，“因此，我們應該與我們的朋友和盟友合作——不僅是真正的盟友，而且應該與一般的朋友合作，以便結成對抗中國的統一戰線。”
洛德大使指出的第三項最重要事務是重返國際組織。他說：“美國應該在國際組織中重新贏得領導地位，重新加入世界衛生組織，雖然該組織在大流行早期表現不好，但美國需要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合作，設法解決當前的大流行，並阻止未來的大流行，” 以及重回伊朗核協議和巴黎氣候協議。
洛德大使強調，這三項最重要事務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必須體現國際領導，而不是把領導權讓給中國。“一旦確定了這一點，並在頭幾個月裡開始朝著這一方向發展，才可以考慮與中國人坐下來談。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將擁有更強大的地位、對中國的更大影響力，以及獲得中國人尊重和妥協意願的更好機會”。
洛德表示，在此期間美中兩軍仍應保持聯繫，“以防可能發生的事故和計算錯誤，這會很危險。但除此之外，在確定所描述的這些國際和國內背景之前，不與中國進行雙邊大型會晤。”
拜登應繼續現有外交政策
羅伯特·斯伯丁（Robert Spalding）是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退役美國空軍準將。他建議當選總統拜登繼續沿著現有的美國對華強硬路線前進。
“我們正走在一條良好的道路上，正在彌補過去造成的破壞。讓我們繼續前進。讓我們投資於我們的人民，我們的社會；讓我們與其他民主國家合作，加強國際秩序、民主原則、法治、人權、公民自由、自由貿易。所有這些能使人們發揮真正的潛力。我認為，無論誰當選，隨著時間的推移，歷史將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停止了對貪婪說'是' ，我們開始對原則說'是'。”
斯伯丁曾任駐華武官和特朗普總統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規劃高級主任。他於2019年出版了《隱形戰：中國如何在美國精英沉睡時悄悄奪取世界霸權》一書。
他批評老布什總統以來的對華政策對北京軟弱，“我們一直在扭轉過去的壞政策，從老布什總統時期以來，他基本上避開天安門大屠殺，允許中共領導下的中國進入我們的社會。”
但是，當問到是否擔心拜登的當選會給中共喘息機會時，這位以批評中國聞名的專家也強調美國應注重加強自身。“美國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真正集中於我們的工業政策，恢復製造業。這是無論誰當選都要發生的事情……未來4年會看到許多製造業的恢復，美國會實行保護美國人、美國關鍵行業和製造業的工業政策。”
他還指出，下任美國總統應加強“對科學、技術、基礎建設的投資，這些都是我們在過去30年裡就應該做的事情。”
從這個意義上斯伯丁將軍認為，美國對中共的壓力“不會下降，還會上升” 。
美國人本質上仍是全球主義者
前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10月29日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的文章說，美國人本質上依然是國際主義者，並不贊成孤立主義外交政策。
佐利克在小布什總統期間擔任美國貿易代表和助理國務卿。他對“中國應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著名挑戰，對小布什政府期間以及以後美國的對華政策產生過很大影響。
他說，如果拜登勝選，他的過渡團隊應該記住前白宮幕僚長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1981年對裡根總統的建言，“你有3項優先：經濟復甦、經濟復甦和經濟復甦”。
他表示，“2021年拜登政府需要把重建信心的經濟計劃跟新冠病毒治療和健康政策結合起來，重振信心，向沮喪的人們伸出援手。”
他表示，下任美國總統將面臨緊迫的國內事項：持續的大流行和磨損的健保制度；不穩定的經濟復甦，多數弱勢群體落在後面；移民政策令人沮喪；呼籲對氣候變化採取行動；種族緊張。“
佐利克表示，拜登將領導一個反特朗普的廣泛聯盟，但不一定是拜登自己的計劃。他的團隊應記得克林頓和奧巴馬都是在民主黨主導國會和很高期待下當選的，但兩年後的中期選舉均遭失敗。”
重返重大國際協議
斯圖爾特·帕特里克（Stewart M. Patrick）11月2日在《世界政治評論》撰文認為，拜登的外交政策一定是對特朗普政策的大逆轉。“拜登的勝利將否定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2016年幫他贏得白宮的'美國優先'綱領，以及用以鞏固其基礎的極端民族主義、單邊主義和主權主義心態。”
美國會重新加入奧巴馬政府2015年加入的、特朗普上台後宣布退出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多邊機制《巴黎協定》。新冠病毒大流行推遲了明年舉行的聯合國格拉斯哥氣候變化大會，拜登可能會視其為重申美國承諾的重要機會。
帕特里克認為，拜登上台後會立刻恢復美國在全球衛生領域的領導作用，逆轉特朗普退出世界衛生組織的決定，他說，通過簡單的行政決定就可做到這一點。美國退出世衛組織將於2021年7月6日生效。
帕特里克說，拜登將重回伊朗核協議以恢復美國在核不擴散中的信譽，“拜登將扭轉特朗普政府對核武器的過時和危險的強調，降低其在美國國防政策中的重要性，並努力防止與中國和俄羅斯進行新的冷戰式軍備競賽。”
在國際貿易上，帕特里克表示，“拜登與特朗普的分歧不會那麼戲劇性，但仍然很重要。 差異的程度將取決於民主黨的哪個黨派，是進步派還是溫和派主導。”
美國外交精英並未脫離美國公眾
特朗普“美國優先”主張一般被認為是對過去美國傳統外交政策的重大修正。但《外交事務》雜誌11月3日發表5位學者合寫的文章《美國願意與世界交往（Americans Want to Engage the World ）》，把他們最近對800多位美國外交界人士的調查，與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對美國公眾就美國外交政策進行的2020年年度調查進行對比，結果顯示美國外交事務精英與美國公眾對包括結盟、貿易、移民、美國的國際角色等一系列外交政策的看法重合度很高，證明了美國的既定外交政策並沒有與美國公眾脫節。
文章說，比較中顯現出一個一致的模式：“兩組受訪者中的大多數都支持全球主義政策，儘管精英組支持率更高。”比如，就美國是否應該在世界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97%的精英回答是肯定的，而公眾組是68%；對貿易問題，99%的精英和74%的公眾認為，國際貿易對美國經濟有好處。
與此同時，很少受訪者認為美國應該撤回其對國際夥伴關係的承諾和開放的政策，僅9%外交精英和24%的公眾支持美國減少對北約的義務；僅3%的精英和27 %的公眾支持美國應減少合法移民。
這篇文章還說，美國外交精英與美國公眾對外交事務的認知差別，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實際上是在縮小。比如，對特朗普總統的移民和貿易政策，公眾的認知實際上是在精英的認知靠近：公眾支持貿易對美國經濟有好處的比率在2016年和2020年間上升了15個百分點；公眾支持減少合法移民在同一時期下降了12個百分點；公眾希望撤離北約或減少美國對北約的承諾同期僅從21%上升了3個百分點，至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