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國國務卿賴斯星期三對拜登政府的中國政策表示支持，尤其是透過“四方安全對話”將印度拉到與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同一個陣營。 “四方安全對話”最近才在華盛頓舉行領導人峰會， 雖然會後的聯合聲明沒有一字提到中國，但這個對話被外界視為一個對抗中國的論壇。一些分析人士說，習近平未來對外只會更加強硬，不會掛出“好好先生”的面孔，因此也有更多國家願意參與這個對話機制，與其他民主國家站在一起抵抗中國對地區夥伴的脅迫，包括對台灣的施壓在內。
“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簡稱Quad)領導人9月24日在白宮舉行峰會後發表聯合聲明，確認對推進自由開放印太地區更具包容性和韌性的承諾，也在終結新冠大流行、基礎建設、供應鏈安全、新興技術和氣候變化等議題上的合作取得共識。聯合聲明還提到，這個機制將每年舉行領導人和外交部長會議，以穩定節奏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
雖然四國領導人在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及中國，不過外界普遍認為，面對中國對周邊鄰國及地區的強勢作為，四方安全對話成員接下來如何採取戰略性作為值得仔細觀察，包括接納更多理念相近國家的參與。
在小布什政府擔任國務卿的賴斯(Condoleezza Rice)，星期三(11月3日)在阿斯彭安全論壇中對拜登政府強化“四方安全對話”的努力表示支持。她說，拜登政府將小布什政府起始的四方對話想法拿去使用並發揚光大，尤其是將印度拉到美國與澳大利亞、日本的陣營，她對此 “完全同意”，這個對話機制可以抗衡中國在地區的影響力。
賴斯也認為，中國正在“悄悄破壞台灣的穩定”，使台灣變得“無法治理”，正如俄羅斯總統普京對烏克蘭的“劇本”一樣，“其目標就是要對台灣人民說，我們就能讓這個痛苦停止，只要你們想有一個更親北京的政府”，因此對拜登總統最近表態將防衛台灣的說法她持正面評價，即便後來白宮強調拜登並未改變美國政策。
前一天，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才針對“四方安全對話”舉行視頻討論，曾經也在小布什政府內擔任白宮亞太事務資深主任的格林(Michael Green)提到，四方機制最早是2005年間他和白宮同僚車維德(Victor Cha)為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哈德利(Stephen Hadley)寫的一份講稿內容，後來日本的安倍晉三在2006年第一次擔任首相前看到這個講稿，即表明未來將推動四個成員的峰會。
不過格林說，當時在小布什政府晚期四方對話的其他成員認為這個機制對中國的針對性太強，過於偏重意識形態的對抗，因此對這個最早在2004年因印度洋海嘯臨時組成、以人道救援為目的的海洋對話機制進一步升級興趣不大。不過他說，現在“中國解決了那個問題”，2020年6月中國在與印度接壤的拉達克地區發生暴力攻擊事件改變了印度的態度，使印度成為願意推動四方對話機制的一方。
目前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事務資深副總裁的格林說，由於中國在日本周邊的灰色地帶行動越來越多，日本朝野政黨也支持透過四方對話機制強化與盟友的合作，這個機制中也有各種雙邊關係的連結，例如日本與印度彼此間也因經濟的互補性，近年來雙方經貿往來也在不斷增加，這些都能使四方對話平台更加穩固。
對於四方對話機制未來的發展前景，格林認為，這一方面要看需要，也就是亞洲地區對公共產品的需求，這也是四個成員國能發揮領導作用的地方；另一方面必須視中國脅迫的程度，中國的壓迫更多，這些國家就會有更多合作。
他說，在預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未來只會更加強硬的情況下，有越來越多國家對參與四方對話感到興趣，因此也有將四方安全對話擴大(Quad Plus)的談論，包括英國、加拿大，甚至一向對中國低調謹慎的韓國，內部也在辯論是否參與，民調顯示有7成韓國人認為中國是一個威脅，因此許多國家都將四方對話視為是一個對中國發信號的平台。
“四方對話展現出來的是一種意志力，它展現出意志力。它展現一種在引起中國憤怒後願意承受壓力、與其他擔憂遭到中國脅迫的民主體制站在一起的能力。越來越多國家認為它們必須這麼做。四方對話在參與方面富有彈性，它不需要正式加入。”
格林認為，這種情形會越來越多，“因為習近平在中共20大前不會掛上他的好好先生面孔。他的作為主要是要對國內受眾證明他能保衛中國主權。他正在越來越強硬而不是越來越軟化。所以我認為他將驅使更多國家與四方對話進行各種不同形式的個別合作。”
由於中國的作為日漸強硬，台海安全也是地區關注的問題。格林說，在印度洋海嘯後的2006-2007年間，台灣並不是那個以工作組形態組織的四方對話的主要議題，但今天情況卻已經大不相同。
“我會非常意外如果今天台灣不是一個主要的討論話題，因為我認為四個國家對習近平對台灣使用脅迫性武力的可能性有日益增加的擔憂，尤其是美國與日本。或許可能性低，不過它正在增長中。而且我認為其他國家也越來越體認到，中國對位於第一島鍊或第二島鏈其中任何人的脅迫都會影響到我們所有人。它影響到我們所有人的安全。”
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美國中心外交政策與防務項目研究員蘇珊娜·帕頓(Susannah Patton)也表示，澳大利亞政府想要通過四方對話平台來形塑一個對它較有利的區域環境，尤其東南亞地區對澳大利亞有非常重要的戰略作用，“四方對話有真正需要對中國發出強烈信號，告訴它不能在地區問題上為所欲為”，她認為這次四方對話峰會的聯合聲明正是在對中國發出這個信號。
關於澳大利亞是否支持防衛台灣、決策者如何看待澳大利亞與中國和台灣的關係，帕頓認為，由於澳大利亞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一旦台海有衝突，澳大利亞勢必會有某種形式的涉入。
“我認為很清楚的是，由於澳大利亞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如果發生某種台灣變局或是最糟情況，我認為澳大利亞將有某種形式的涉入是少有疑問的。這是因為，例如我們與美國有聯合設施在澳大利亞以及我們的同盟合作。而且已經有一些媒體相關報導說，那些討論或考量已經在澳大利亞政府內部進行中。
帕頓也表示，以前有關台海衝突的討論對一般澳大利亞民眾來說一向比較抽象，即便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2021年的民調顯示，百分之57的民眾認為澳大利亞應該在美中衝突中保持中立，但她認為這在現實情況中不太可能。
“這百分之57的人可能會感到失望，因為澳大利亞不太可能會保持中立。這不太現實，因為澳大利亞與美國有同盟關係。”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美國-印度政策高級顧問羅索(Rick Rossow)在談及印度對四方對話的立場時表示，印度在與中國陸地邊界問題難解的情形下必須思考其海洋領域的安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自由開放印太戰略對印度洋有更積極的思維，這使新德里的估算有所轉變，因為要阻止解放軍在印度洋擴張印度需要更多夥伴，而四方對話機制鬆散形式，沒有條約、協議或正式組織架構的限制，正是印度不結盟外交政策可以參與的多邊機制。
羅索說，四方機制中的基礎設施倡議及非軍事合作領域是印度可以專注的重點，類似四國此前的巴拉巴爾演習，將有助於印度與其他夥伴共同確保印度周邊海域安全，防止中國過度擴張。
關於印度與台灣的關係，雖然印度內部也有打“台灣牌”來抗衡中國聲音，不過羅索認為，印度與台灣有相似的南向政策，雙方有經濟互補性，在高科技、半導體領域也有合作空間，不過如果要有更緊密的關係，他會建議讓台灣來主導，印度只要對台灣的提議保持開放而不要有高調的宣示。
在討論中，格林、帕頓和羅索都同意，四方安全對話已成為地區“對抗中國的論壇”。
雖然四方安全對話元首峰會的聯合聲明完全沒有提到中國，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9月27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中國關注這個“四邊機制”領導人峰會的情況，並稱“這幾個國家熱衷於以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影射中國，渲染煽動所謂‘中國威脅’，挑撥地區國家同中國關係”，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華春瑩還表示，任何多邊機制都不應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方利益，“有關國家”應該摒棄冷戰零和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停止搞封閉、排他的‘小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