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人員的一份新報告對中國在幫助重組一些非洲國家沉重的債務負擔方面的做出了高於預期的評價。
該報告基於對北京參與“暫停償債倡議”(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的詳細評估，該倡議是發達國家支持安哥拉和讚比亞等陷入困境的國家的國際工具。
暫停償債倡議是在2020年COVID-19全球大流行病開始時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推出的，意味著世界上20個最大的經濟體--G-20集團--暫時停止向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收取債務。
美國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和世界銀行行長戴維·馬爾帕斯(David Malpass)最近指責中國是債務減免的障礙，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又譯卡馬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上週在面臨違約的贊比亞敦促該國的雙邊債權人--其中中國是最大的債權人--在重組贊比亞債務方面做更多工作。
儘管存在這些警告，本週由中非研究所(China Africa Research Initiative)的黛博拉·布羅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和黃昱帆發布的報告顯示，總體而言，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G-20利益相關者，相當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這些分析人士補充說，中國“確實很好地執行了暫停償債倡議的基本措施，與其他參與者進行了溝通，並履行了承諾。”
根據現有數據，在參與暫停償債倡議的國家中，中國債權人佔所有債權的30%，佔暫停償債的63%。
布羅蒂加姆告訴美國之音：“你評估(中國)表現的標準取決於你對倡議的期望。”她指出，這是中國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首次加入多邊倡議--一個G-20的相關消息人士稱之為“奇蹟”舉動。
布羅蒂加姆表示，很明顯需要一種新的架構來處理債務減免，因為目前的體系由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主導，巴黎俱樂部由一批富裕的西方國家組成，它們於1956年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近年來，出現了更多主要的新債權人，比如中國和債券持有人。
布羅蒂加姆說：“因此，這會如何演變還不清楚。”她補充說，所有貸款方“都需要一起參與，否則你受到各種懷疑，你知道，比如關於坐享其成的擔憂。”
成功與失敗
該研究得出結論，如果不是因為擔心各國會簡單地利用任何債務減免來償還其他債權人，中國可能在暫停償債倡議中取得更多成就。
例如，在贊比亞，中國債權人希望得到保證，他們的減免不會用於償還債券持有人，而債券持有人則擔心他們一方的任何減免都可能被用於償還中國。
布羅蒂加姆說，中國在這方面的懷疑是“完全有道理的”，因為“在大多數國家，所有這些債權人都繼續得到債務償還。”
她說：“我們需要同時進行，你知道他們需要步調一致……這樣我們就不會有這種先發製人的問題。”
在贊比亞，當該國仍在向債券持有人付款時，中國決定不暫停該國的債務，但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在安哥拉--中國最大的非洲借款人，欠中國實體約200億美元的債務。在安哥拉，中國債權人在兩年期間提供了97%的債務減免，但沒有要求安哥拉保證不會繼續進行其他還款。
報告的研究人員的第三個非洲案例--肯尼亞--顯示，中國在該國實施的暫停償債倡議與其他兩個國家有所不同。中國的銀行起初同意提供減免，但後來停止發放貸款，並僅暫停了2021年預期債務金額的40%左右。
未來的發展
該研究還表明，儘管中國的政治結構是自上而下的，但其銀行和中央政府並不總是一致行動。中國體系的碎片化和官僚主義問題依然阻礙著債務減免。
中國參與暫停償債倡議有助於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它“推動中國政府將目標相互衝突的分散的銀行和官僚機構之間的利益結合起來。這一仍在進行中的過程是後大流行病時代全面接受債務重組必要性的必須步驟。”
暫停償債倡議於2021年12月結束，被所謂的“共同框架”(Common Framework)所取代，以繼續幫助贊比亞等負債國家進行債務重組。
1月份，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表示，“中國在債權人委員會提出了很多問題，這造成了延誤，拖延了程序。”上個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指責北京讓發展中國家“深陷債務困境”。
中國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也提供債務減免，習近平去年在G-20峰會上表示：“作為發展中國家主要債權人的國際金融機構和商業債權人應參與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減免和暫停償還。”
中國駐贊比亞大使館回擊美國，稱耶倫“沒有資格出於私利公開無端指責或向他國施壓”。
最後，該研究發現，“暫停償債倡議在一些人認為的主要目標方面取得了成功：將中國帶入一個由G-20監督的多邊論壇，北京在其中擁有平等的發言權。”
現在還有待觀察的是，這一大流行病救助計劃所強調的挑戰如何影響到當前的債務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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