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由於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擴張，非洲、中東歐、拉美及太平洋等地區都成為美中競逐影響力的場域，不過也因為中國越來越強硬的“戰狼”外交，許多人對中國究竟是一個安全威脅或是經濟發展機會有越來越多的疑慮。前特朗普政府官員說，中國向一些國家輸送經濟利益，但中國的戰略目標許多國家並不清楚。與此同時一個研究報告也說，一些為經濟利益與台灣斷交而承認中國的國家，往往未能真正得到長期經濟增長。
在幾個月前傳出所羅門群島與中國秘密簽署安全協議的消息引發對中國可能在這個太平洋島國建立軍事基地的擔憂後，地區國家領導人在上週舉行的太平洋島國論壇中表現出對中國擴大在地區影響力的抗拒，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瓦雷隨後即公開表示，該國將不允許中國建立軍事基地。
以為東昇西降是錯判形勢
對於中國在南太平洋的作為引起的一些抗拒，前特朗普政府的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首席顧問余茂春(Miles Yu)在以中文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的戰略目標其實很多國家並不清楚。
“它一方面是一個咄咄逼人的國家，它對很多領土的聲索都沒有道理，像南中國海跟東海這些地區，另外它又以侵略的姿態向其他國家輸送經濟上的好處，人家不知道它經濟上的目標背後是不是有軍事或安全的目的，所以他們對中國實際上是一個信心的問題。很多國家，像南太平洋國家，它總是對中國抱有戒心，這種戒心一方面是因為中國這種國家它一方面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另一方面它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這兩個方面很難協調，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在很多地方，像是南太平洋國家，它永遠得不到長足的進步，沒有得到自己的目標，這是有它的製度上的原因的。”
目前是美國哈德遜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的余茂春說，中國以其經濟軍事力量自詡，認為“東昇西降”，美國正在衰敗，因此也造成對國際局勢的錯判。
“中國就是大國思想在作怪，它總覺得自己經濟強大了，軍事強大了，應該實現自己以意識形態驅使的目標。我覺得這個東西第一個，沒有現實感，第二個是，它對國際局勢是嚴重的錯判，它總覺得東昇西降，這是不對的。西方社會民主國家國勢有升有降，但總的來講它一直在上升的，因為它有民主的機制讓國家永遠不至落於非常被動的地位，所以像國際研究、戰略思維的改變，它都非常的靈活，所以我覺得中國的這些做法，一個是非常的沒有現實感，另外一個，就是它也不會成功。”
中國經濟投資未有長期效益
一個最近發布的研究報告說，中國日益使用脅迫性經濟手段來擴大它在全球的影響力並恫嚇其對手和批評者，通常對那些嚴重依賴中國貿易投資的小國，北京都能成功地施加其意志，那些因中國經濟援助或投資而將外交承認從台北轉向北京的國家，通常會因為中國的貸款與投資而有短期經濟增長，但長期而言，中國的資金並沒有為它們帶來原先預期的經濟效益。
台灣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今年5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針對非洲、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中東歐以及大洋洲等四個地區的國家，在與中國和台灣的交往中對它們造成的經濟影響進行比較分析，得到的結論是，那些在外交上從台北轉向承認北京的國家，或參與北京如“一帶一路”等國際倡議的國家很少得到當地人民期待的長期經濟增長，“短期利益有時會被注意到，不過這些利益可能被高額債務或貿易不平衡抵消。”
主持這個“與台灣和中國接觸的經濟影響”研究項目的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吳建輝及團隊成員謝力登(Derek Sheridan)，7月9日通過視頻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舉行的北美台灣研究協會年會中介紹這個研究報告，此前團隊也曾在美國威爾遜中心5月舉行的一場視頻討論中介紹過此一報告。
以經濟手段說服外交轉向
吳建輝說，過去幾年有許多國家切斷與台灣的外交關係，中國說服這些國家轉向承認北京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使用經濟手段，主要包括經濟脅迫、外交援助及貿易投資活動等三種措施。
吳建輝說，經濟脅迫是一個相對較新的現象，中國近來使用這種手段多半是針對敏感的西藏、天安門及台灣(3T)議題，或是威脅其國家安全或不利其外交政策目標的對象，這種對像多數是民主國家，而大部分的經濟措施不會由中國政府發動，而是運用其龐大消費市場來作為施壓槓桿，而且即便是中國政府發動，它也罕見會承認這種懲罰性措施是因為觸及其國家利益而做出的反應。
面對中國的經濟脅迫，吳建輝表示，重要的是各國必須分散市場以減輕對中國的依賴，其次理念相近的民主國家應該團結一致，採取共同行動來抵抗中國咄咄逼人的脅迫行為。
至於中國的援助，吳建輝說，中國的援助經常導致援助國的民主及問責機制惡化，使政治領導人逃避對其權力的限制，這種情況帶來的後果是對當地包括民主發展、法治、性別政治及經濟平等的負面影響，因此中國的援助“不是免費午餐”，人們應該多注意中國援助的透明度和條件，並要求中國在其對外援助承諾上遵循“官方發展援助”(ODA)的標準。
承認中國後依舊貧窮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謝力登以非洲國家馬拉維為例指出，自2008年與台灣斷交後，承認中國並沒有為馬拉維的經濟帶來改善，儘管自2005到2012年建交前後中國對馬拉維集中於製造業的外國直接投資創造了1萬3千796個就業，不過這個數字遠遠低於原先承諾的30萬個就業崗位，而馬拉維產業對其GDP佔15%的比例，也沒有因為承認中國後有明顯增長。
他說，當馬拉維與中國建交時當時的總統曾表示此舉有助於馬拉維脫貧，但10年後當地人仍然認為馬拉維還是一個貧窮國家。
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研究的結論也指出，證據並不支持外交轉向有助當地經濟發展的假設。根據報告的分析，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及格林納達在承認中國後經濟發展比那些與台灣維持邦交的國家速度減緩，其中哥斯達黎加與中國的貿易赤字增加，經濟日益受到中國取消或暫停原先同意項目的影響。
謝力登表示，在對拉美地區7個在民進黨前後執政時失去的邦交國(陳水扁政府失去3個，蔡英文政府失去4個)與台灣目前剩餘的8個邦交國一共15個國家的比較中，報告從兩個問題進行分析，首先是外交轉向北京的國家，其經濟表現是否比那些與台灣維持邦交的國家更好？其次，中國2013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否吸引台灣的邦交國轉向？
“一帶一路”非吸引台灣邦交國轉向誘因
他說，根據報告中負責此地區研究的台灣政治大學教授蘇彥斌與當地外交官的訪談，拉美及加勒比海國家認為，與中國建交將有助於此地區國家的經濟，不過經過比較後的結果，那些承認北京的國家其經濟表現並不一定比和台灣維持邦交的國家更好，“證據不支持外交轉向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有幫助。”
其次，報告也沒有發現充分證據顯示，台灣的邦交國因“一帶一路”與中國建交，因此對於“主流看法認為與台灣斷交後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其經濟有得到改善，或是'一帶一路'倡議吸引台灣傳統邦交國轉而承認中國並不是真的。”不過他也提醒說，目前見到的只是短期情形，對這些國家的長期經濟效益仍然不能確定。
關於大洋洲國家的部分，負責此地區分析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郭佩宜在威爾遜中心的討論中說，過去20年中國擴大與太平洋島國的經濟接觸以增加其影響力，2000年時即設立“中國-太平洋島國論壇合作基金”，此後不斷增加與太平洋島國的發展合作對此地註入援助和資金，並且在2006年舉行首次“中國-太平洋島國經濟發展合作論壇”。
2019年，台灣邦交國所羅門群島和基里巴斯與台灣斷交，一個月後即加入了這個論壇，目前在台灣僅剩的14個邦交國中，還有4個在太平洋地區，它們是馬紹爾群島、瑙魯、帕勞及圖瓦盧。
台灣邦交國斷交後或再回頭
同時也是中央研究院太平洋島嶼研究小組成員的郭佩宜說，瑙魯在2002年與台灣斷交轉向北京，但在經濟沒有好轉後在2005年又轉回承認台北；而薩摩亞是中國長期盟友，其經濟在2000年後有顯著增長，有可能是因為中國的資金起到作用，但自2006年達到高峰後薩摩亞的經濟發展開始減緩，此後10年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即便中國依舊投入資金，但薩摩亞去年新上任的總理取消了中國資助的港口建設項目，因為薩摩亞積欠中國的債務已經過高難以支撐這個項目。
郭佩宜在將1998年與台灣斷交轉向中國的湯加與台灣邦交國圖瓦盧相較時表示，湯加的經濟表現沒有圖瓦盧好，排除外交轉向的因素外，湯加的經濟還受到幾次颶風的天然災害，以及2006年首都騷亂的影響，雖然現在其經濟已逐漸趕上圖瓦盧，不過它積欠了龐大債務，而圖瓦盧的國家財政相較之下較為健康。
另外，郭佩宜也提到，台灣在太平洋地區剩下的4個邦交國都是小國，它們面對的都是同樣的挑戰，包括氣候變化、教育、就業等，尤其在疫情后要恢復經濟需要更多協助，台灣政府如果能從這些島國的需求來調整援助項目，例如加強對當地漁業、農業及教育培訓等方面的支持，台灣甚至“有希望”重新得到基里巴斯和所羅門群島的外交承認，因為台灣的援助和形像在這兩個國家都是極為正面，如果所羅門群島有新政府上台，他們的政治人物即可能重新評估與台灣的外交關係。
至於在中東歐地區，研究團隊分析“中國-中東歐16+1倡議”啟動後參與國家的經濟表現，並以未參與此一機制的土耳其作為控制組作為比較，發現克羅地亞、捷克、匈牙利、黑山共和國及斯洛文尼亞的經濟表現並沒有比較好，導致中東歐一些國家對這個平台未能起到原先促進經濟增長承諾的抱怨。
這份200多頁的研究報告得到美國國務院全球接觸中心(GEC)及戰爭和平報導研究所(IWPR)的資助，報告的研究方式是以兩個不同國家在同樣年份的GDP差異作為比較基礎(DI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