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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變85週年 新書揭示國民政府抗戰前的“雙重策略”


《戎禮馨香—1931-1937國軍對日作戰紀念儀式研究》新書封面(部分)。(溫玉珍提供)

2022年是“七七事變”85週年,有關當時的國共兩黨誰是抗日“中流砥柱”的爭論持續不斷。最新出版的《戎禮馨香—1931-1937國軍對日作戰紀念儀式研究》一書作者、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溫玉珍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國民政府當時對日採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雙重策略,並透過一場又一場的陣亡將士追悼會,統合內部勢力與進行抗戰前精神動員工作,並非毫無作為。她強調,國軍才是對日抗戰的主力。

七七事變85週年 新書揭示國民政府抗戰前的“雙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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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戎禮馨香—1931-1937國軍對日作戰紀念儀式研究》新書封面。(溫玉珍提供)
《戎禮馨香—1931-1937國軍對日作戰紀念儀式研究》新書封面。(溫玉珍提供)

1937年7月7日爆發盧溝橋事變,被視為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起點。自七七事變到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這個階段史稱八年抗戰。但是,中共在2017年改稱為十四年抗戰,將對日抗戰的起點提前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算起。外界普遍認為,中共此舉是想在對日抗戰史上,提升自己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進一步搶佔抗戰史的話語權。

“七七事變”85週年前夕,美國之音採訪了出生自台灣,身為青年軍及黃埔後代的溫玉珍,現在是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她近日出版的新書《戎禮馨香—1931-1937國軍對日作戰紀念儀式研究》,以抗戰前六年的陣亡將士追悼會來為國民政府在抗戰前奉行綏靖主義的說法提出平反。溫玉珍表達的是她個人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進行精神動員

《戎禮馨香—1931-1937國軍對日作戰紀念儀式研究》新書作者溫玉珍。(溫玉珍提供)
《戎禮馨香—1931-1937國軍對日作戰紀念儀式研究》新書作者溫玉珍。(溫玉珍提供)

溫玉珍認為,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抗戰,國軍與日軍先後進行了1932年一二八淞滬戰役、1933年長城戰役和1936年綏遠戰役。其中,淞滬戰役和長城戰役中,國民政府動員了包括首都警衛軍在內的精銳嫡系部隊參與作戰,戰後的紀念儀式也是由國民政府方面隆重舉行,以此來對全國軍民進行精神動員。

溫玉珍說,為了撫慰戰爭中死亡的國軍,各軍會安排建造忠烈祠、撫恤亡者家庭,並舉行追悼會。追悼會籌備處通常在開會前公告周知,邀寫祭文、輓詞外,還會徵集資源,如金錢、衣物、鞋襪、食物等。追悼會不僅是為了悼念死者,也是為了撫恤生者,並補充下一場戰事的資源,從中可看出,當時的國民政府仍需訴諸民間力量來補足國家能力的不足。

她表示,追悼會的地點通常在公共場所,如公共體育場、公園、公墓等;舉行儀式的當日,通常全國會降半旗並共同默哀;報刊上充滿著對戰役中的英雄事蹟的細節描述,令人感受到當時戰前“軍民一體,共御外侮”的訴求。

比如,在“九一八事件”的追悼會上,參加群眾包括軍、政、警、學、商界等社會各階層。事隔三個月的“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共計一千餘團體及五萬軍民參與。到了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前夕的“二十五年綏遠挺戰陣亡將士追悼大會”,參加民眾達到十萬餘人之多。

追悼會的宗教色彩

溫玉珍說,追悼會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33年冀熱長城戰役追悼會,因為長城抗戰的地點是在環境惡劣的山地,過程非常慘烈,國軍死傷慘重,對華北民眾的生活也產生了極大影響。國民政府為了動員民眾的抗日精神,特地選在中元節舉行紀念儀式,邀請僧侶道士參加,以此拉近官方與民間的距離。

她表示,由於華北民眾深度捲入戰爭,加上紀念儀式充滿民俗禮儀,因此這場追悼會成功地激發了民眾的抗日情緒。更重要的是,當時參加長城作戰的國府精銳第十七軍,其建制一直延續到今日的台灣陸軍,即為人所熟知的“長城部隊”及“埔光部隊”。溫玉珍說,這是台灣軍隊的驕傲。

塑造新型民族國家

溫玉珍說,當時一場接一場的陣亡將士追悼會除了反映了1931年至1937年間頻仍的戰事外,國民政府也借由悲愴的陣亡將士追悼會氣氛,警醒民眾不忘外侮,塑造一個新型的民族國家。

她表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 1937年“七七抗戰”的六年間,國民政府與民間普遍用“國難”一詞概括此時期的國家處境。在國軍第二十六軍的陣亡將士追悼大會上,演說內容有“因為不剿匪國家不能生存”,從中可以看出,國軍當時面對的“國難”不僅是來自外部的日軍,還有內部的中共,也足以窺見國民政府將內亂與外患視之為內外無分別的等量威脅。

溫玉珍說,面對1930年代中共建立的蘇維埃政府,國民政府當時成立豫鄂皖三省剿匪總部,以應對內部動亂,還要應對長城、冀東等地的對日作戰。國民政府面臨內外交鋒的空前變局,強調軍民一體,發起長期精神戰備。

一面交涉、一面抵抗

她說:“國民政府當時採取的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雙重策略,以獲得備戰時間和外部援助,這是本書研究的新發現,也是我對國民政府這一階段歷史作為的評價。然而,國軍當年的這些作為,在如今的中國大陸,民眾知者不多。”

溫玉珍說,從1931到1937年期間的陣亡將士追悼會就能理解,所謂“國軍只打內戰、不抗日”、“1937年前,國民政府對日本的侵略是不抵抗的,是喪權辱國的”等言論,不攻自破。

她說,國軍當年固然在與中共作戰,但也在抵抗來自日本,甚至前蘇聯的軍事威脅,如果這段歷史被淡化,會讓今日的中國人覺得戰爭形同兒戲,不知戰爭的可怕與慘烈,或許這也是造成今日中國嘲諷式的“抗日神劇”層出不窮的原因之一。

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在2020年底曾發表“怎樣看待八年抗戰和十四年抗戰”的文章,指八年或是十四年的看法是關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全過程與階段劃分的兩個概念,而且已經約定俗成。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2020年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週年座談會上也強調:“中國人民經過14年不屈不撓的浴血奮戰,打敗了窮兇極惡的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取得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但引發爭議的其實不只是中共所謂的“十四年抗戰”,還包括中共自詡為抗日的“中流砥柱”一說。

中國官媒新華社說,“七七事變”的爆發,標誌著日本全面侵華的開始,也是中國全民族抗戰的開端,還說:“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推動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共產黨成為全面抗戰的中堅力量,發揮中流砥柱作用”。

國軍是對日抗戰主力

至今,中國學界和政府說法都指中國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但遭台灣方面否認。曾親身經歷抗日戰爭的前台灣參謀總長郝柏村在2015年接受BBC專訪時就指這種說法“有欠公道”。

溫玉珍表示,中共反對歷史虛無主義主要是想確立中共革命史和執政史的正當性與合法性,而對日抗戰是無可迴避的重要問題。從北京的官史立場看來,抗戰時期國軍與中共是合作、同盟關係,領導抗戰的是中共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非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抗戰的中流砥柱是中共的八路軍、新四軍,而非國民革命軍。但在台灣軍方看來,抗戰時期的中共軍隊也是國軍的組成部分,國民政府與中共是上下級關係,抗戰由中華民國政府所主導。

溫玉珍表示:“回歸到歷史的本源來看,國軍才是對日抗戰的主力,這可從當時國軍犧牲了200多位將領、傷亡321萬官兵的巨大代價,便可一窺端倪。”

她表示,當這種官史立場成為不可挑戰的政治正確後,任何試圖呈現國軍英勇抗戰歷史的研究,甚至文藝創作,都有可能被視為歷史虛無主義而遭到批判。

她說:“這會造成學界、文藝界的自我設限與審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陸前些年的一部反映國軍抗戰的電影《八佰》,其中涉及到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鏡頭,幾乎被刪除。 ”

另一方面,中共近來強調緬懷烈士並為英烈立法,去年前媒體人羅昌平因“侮辱英烈罪”而入刑。中國官方近來也加大力度批判“歷史虛無主義”,只要不符合中共“正確”歷史觀的,就視之為“歷史虛無主義”。

國軍烈士地位抬高

溫玉珍說,北京開始重視國軍抗日烈士是從鄧小平時代開始。在1979年之前,北京更強調中共在抗戰中的領導地位,國軍抗日烈士被邊緣化,不少烈士公墓或紀念碑也在文革中遭到破壞。改革開放後,中共為了回應民間的改革訴求,同時也為了改善兩岸關係,國軍抗日烈士的地位被逐漸抬高,許多公墓或紀念碑也逐漸修復。

溫玉珍說,北京如今部分承認國軍抗日作戰歷史的存在並給予烈士重視與褒揚,更多是為了確立其作為整個中華民族先鋒隊的歷史地位,而且是以不影響中共執政合法性為前提,比如國民政府在七七抗戰前的六年“剿共”時期,北京稱之為“只剿共、不抗日”的“反動”階段。又如一二八淞滬戰役,北京較為側重後來反對蔣介石的第十九路軍的作用,而較少觸及國軍首都警衛軍的歷史價值。中共努力淡化國民政府這一時期的抗日努力,無形中也強化了中共革命的正當性。

不過,溫玉珍個人認為,近些年來伴隨“民國熱”在中國大陸流行,國軍在不少中國民眾心中的地位越來越高,這勢必與中共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敘事形成碰撞,未來會如何影響中國的發展很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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