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40多年前在一胎化政策下誕生的獨生子女，現在正面臨父母養老的巨大壓力。雖然中國政府最近出台養老服務建設清單，但不論是經費來源，還是家庭成員的照護培訓在現實生活中的困難，或者是養老院的魚龍混雜令人不放心，直至所謂的社區關懷電話十分不專業等...，他們不寄望國家能切實幫助到他們，甚至覺得這些官方“口說的”福利，不只是父母等不到，連他們這一輩可能也等不到。
中國國務院5月21日印發《關於推進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並公佈《國家基本養老服務清單》，以應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危機。
這份服務清單列出12類對象，提供16項公共服務的基本任務和事項。比如，針對80歲以上的老年人發放高齡津貼；對經濟困難的老人提供養老服務補貼和住宅改造成無障礙空間；一胎化家庭的老人可以優先入住公家養老機構；失能老人的家庭成員參加照護培訓，並給予職訓補貼等。
據中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億人，佔總人口的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億人，占13.50%。與2010年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個百分點，顯示中國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中國國家衛健委曾測算，到2035年左右，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超過總人口的三成，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
養老金儲備不足
中國資深媒體人阿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有七成省份的養老金都已經入不敷出。中國地產經濟破滅，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銳減，加上3年疫情過後，大量的醫保資金都被拿去建方艙醫院了，很多地方的醫保待遇都在減縮中。在這樣的收支矛盾下，地方政府實際上很難再有錢去為老年人提供服務或是興建養老院。
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在今年2月底的一場論壇上表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各類養老金共計11.8萬億元人民幣，佔中國GDP比重10%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達到72%。
另一份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預測，到2035年，養老金有耗盡的可能性。
阿強表示，中共中央下達的文件有分“政治任務”與“非政治任務”，比如退林還耕、建方艙醫院、打疫苗、做核酸都是政治任務；但養老建設不是政治任務，也就是說地方政府並非一定要去完成。
他說：“幫助老百姓的政策在中國從來都不是政治任務，所以很多政策下來以後，其實是沒有辦法落實的。”他說，早在數年前，國務院就已經強調要完善養老體系，“但到今天我們看不到一丁點動靜”。
阿強說，除非中央給錢，否則地方不會去做，地方政府領會中央的政策是很“透徹”的，所以對地方來講，能給中央省錢就給中央省錢，因此這項政策很難推行下去。
養老的困境
阿強並表示，中國很多地方的養老金很低，比如四川的農村，老人每個月只有120元人民幣，“連生活都不夠，要如何養老？”而有些地方即使有蓋養老院，也不是人人都住得起。以上海為例，養老院的費用每人每月5000元人民幣左右，以一個90年代退休的人來看，他的退休金比較高，每月約6000元，但住進去後每月就少掉5000元了，如果是兩夫婦就要扣掉1萬元。上海偏遠一點的奉賢區比較便宜，收費大概每月3600元，但如果是2000年後退休的那一代職工的退休金，大概就2000至3000塊錢而已，“怎麼住得起現在一個月5000塊錢的養老院呢？根本住不起的！”
阿強說，對中國而言，它的法律有規定子女有贍養父母的義務，“所以接下來的步驟，其實是子女要去負擔了”。這次國務院印發的養老建設意見通知其實也有提到，子女要承擔一部分責任，政府也只承擔一部分責任。
事實上，中國在70年代末期實施的一胎化政策，加重了中國人口老化的危機，除勞動力青黃不接外，一胎化的父母現在來到了養老的人生階段，而一胎化下的子女，也正面臨著照顧父母病老的巨大壓力。
南京的獨生子女淑敏就是一個例子。她80多歲患有輕微阿茲海默症的父親在2021年4月底摔了一交，髖關節骨折，做了髖關節關節置換手術，直到現在都還不停地在各個醫院轉院復健當中。
不斷轉院
她說，按照醫保局的規定，康復病人在一家醫院的療程所能住院的時間就是20天左右，這也意味著這兩年多來，他們平均每20天就要換一家醫院去做復健，好不容易老人家稍微熟悉環境了，又要換一組醫生、護士、康復師和復健手法，全部都要重新來過。她說，對一個正常人來說，每20天換一個新環境都受不了了，何況是80歲以上、對環境有所依賴的老年人。
她說：“這個過程當中耗費了太多的精力，這個是非常磨人的，所以這個對我們家屬和病人來說，也是一個最大的傷害。”
她表示，隨著父親住院的時間越來越長，已經不只是原本骨折的問題，身體其他方面也出了問題，所以必須要去醫院跟阿茲海默症做全方位的調理與治療，不可能將爸爸送去醫療條件沒有這麼強的養老院。
除此之外，她說她有一個親戚住在南京比較高級的中法合資的養老院。據親戚所述，養老院剛開幕時，各方面的服務都非常好，但等過了三、四年之後，服務越來越差，而且收費越來越貴。該名親戚對她說：“但凡是自己有一點辦法的，能在家裡呆得住的，絕對不會選擇住養老院 。”
淑敏表示，親戚住的養老院光住宿就要每月13000元人民幣，如果請看護還要收取額外費用15000元，這樣一個月就要將近3萬元，“這對我的經濟負擔是巨大的增加”。
她表示，對她而言，她現在只想要有一個穩定健康的住院環境，不用一直在醫院間轉來轉去。她說，政府發佈的推進養老建設通知，“所有的都是正確的廢話”，如果要說有什麼積極的意義，就是國家現在開始要重視養老這一塊了，因為年輕人不生，老齡化的壓力越來越大，就醫、養老的需求也越來越大，實在是不能不管了。
但她認為，對於一個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怎麼可能等到醫療養老的矛盾集中惡化到這種程度才開始去做，她說：“等你建立好了以後，我還不知道幾代人都過去了。我覺得我這一輩、我自己都等不到這個希望，這是我的感覺。”
淑敏表示，針對《國家基本養老服務清單》中的第4條高齡津貼，這個是有的，但她在父親生病住院時幫其領取才知道只有九十幾塊，不到100元，“非常少，就這麼一點”。至於第7條和第8條的護理補貼和家庭養老支持服務，實際上住院兩年多來的護工和費用，她都是自己找、自己付錢，“國家沒有給我任何補貼”。
淑敏尤其對家庭成員參加照護培訓的項目感到十分憤怒。她說以她為例，她家中就剩下她和爸爸，她的爸爸是失能者。如果她去培訓了，爸爸誰來照顧，家中的家務誰來做，就算不是獨生子女的家庭，去培訓的子女難道就不用去工作上班了嗎，尤其失能者的照護培訓必須是專業化的培訓，“等於去培訓的人其他什麼事兒都別幹了，就拿那一點點的培訓費，根本沒有辦法解決家裡的問題。這種話看了就生氣，還不如你不要寫”。
欠缺專業
淑敏表示，對於第12條的探訪服務，她也有話要說，因為剛好在兩週前，她接到了居委會的關懷電話，但對方顯示的是手機號，言談間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問：“妳爸爸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問題？”讓她十分惱火，認為工作人員慰問探詢的方式非常不專業。淑敏說：“如果說你要給我心理支持，我本來還心平氣和的，你現在反而把我逗火起來。”
淑敏表示，政府現在要做的，就是把現有的慰問人員和護工變成真正的專業人士，而不是想著把家庭成員培訓成專業護工。
中國官媒新華社說，推進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建設是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國家戰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任務，要不斷增強老年人的獲得感、幸福感與安全感，並說到2025年，中國基本養老服務制度體系基本健全。
空頭支票
旅美中國社會學家周孝正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的老人分為兩種，一個是黨內的中央幹部，一個是黨外的一般職工，如果是中共黨員幹部的養老生活優渥，還有特權，但廣大的老百姓，尤其是農村的老人，“到老了就是等死，中國是個二元社會”。
他表示，政府在實行一胎化政策的時候，曾經說過“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到了2005年改成“養老不能全靠政府”，到了2012年變成“推遲退休好，自己來養老”，到了2018年甚至喊出“贍養老人是義務，推給政府很可恥”。
周孝正說：“共產黨就騙這幫老百姓國家管養老，後來到了現在國家就不管了，因為政府這個共產黨就是有組織的詐騙集團，中國老百姓就上當了。”
他說，事實證明政府並沒有兌現當時的承諾，“政府來養老”最終淪為空頭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