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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案五年後 維權律師處境如何?


2018年12月28日三位709案律師家屬冒嚴寒高院投書 (北京維權人士野靖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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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案五週年之際,中國維權律師生存狀態總體堪憂。他們被當局陸續放出來後,工作和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維權事業舉步維艱,悲觀情緒普遍。與此同時,也有案件親歷者認為,維權過程促使自己成長。

709案梗概

2015年7月9日起,上百位中國維權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在中國20多個省市被警察抓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失聯和約談,他們被控罪名包括“煽顛罪”、“擾亂法庭秩序” 、“尋釁滋事”等。資料顯示,至少280多人在事件中受波及,他們出來後繼續被監控,工作生活艱難。這次事件是當局全國範圍內打壓維權的一次集中行動,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嚴重關切。

“團聚永遠是個夢”

湖南維權律師謝陽709案中被控“煽顛覆”,後曾當庭認罪,並否認遭受酷刑。不過,謝陽星期三(7月8日)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局並未兌現在認罪交易中對他的承諾。

他說:“出來以前我在看守所,與國保談了一下未來我工作上的事情,他們答應我,出去以後你會像其他律師一樣,可以正常地開展業務。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他們在我出來後向我所在律所發出了一個明確指令,不允許我代理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和法輪功案件。”

他的律所嚴格限制他的業務,除一般案子,不能接其他活,連“尋釁滋事”和“P2P”案也不行。他說,“工作自由的問題上,我沒有獲得一個普通律師所應有的權利和尊嚴。”

最令謝陽失望的是,迄今沒有獲准出境,與在美國的妻子和孩子團聚。

謝陽對美國之音說:“生活上他們以前也曾答應過我,說我可以自由地出入國境,與家人團聚,事實上他們對我進行無休無止的'邊控',想一輩子禁止我離開中國,給我生活上造成非常非常大的麻煩。”

為此,謝陽多次找看管他的國保交涉,對方說“無能為力”,“你安安靜靜在國內呆上兩年,給當局一個信心”。謝陽反問,“我們以前在看守所裡所做的交易還有沒有用?”對方回答,“這個事情他管不了”。謝陽說:“我和我的家人團聚永遠是個夢,讓我非常非常痛苦”。

賣文鬻粥受阻

廣州709案律師隋牧青的境況似乎更差,他和許多709案律師一樣,被當局吊銷了開業執照,打碎了他的飯碗。

隋牧青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說:“2018年吊證以後基本沒有再工作,因為很難再工作。這兩年生活和經濟狀況肯定比以前差很多。本來現在互聯網很發達,可以寫文章,不過,我寫的東西被屏蔽的太快,而且公號設了以後,很快就被給封掉,所以想通過文字,寫文章,獲得一定的收入難度頗高。”

隋牧青說,依據他過去的經驗,靠自己的筆桿子,維持生活還是有可能的。不過,709案後,一切都改變了,疫情爆發後,就業暫時更不能考慮,因為社會上失業壓力本來就已經很大。他說,709律師中除他以外,很多人目前都生存艱難。

重創子女心理

北京商務律師余文生曾協助多位709律師進行維權,2020年6月17日被徐州法院秘密審判,以煽顛罪判處其四年徒刑,剝奪公民權三年。他的妻子許艷正在設法幫助丈夫上訴。

許艷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說,她和余文生的遭遇,嚴重影響自己十幾歲兒子的身心健康。許艷說,她會正面直接告訴孩子家中的事情。平時接受采訪,他都是有意無意地聽到,因為家裡空間很小。多次被警察傳喚到派出所,威脅、恐嚇、夜間敲門,隨時抓捕,處境非常困難時,孩子會跑過來,緊緊抱著她。

余文生被押時間越長,兒子思念心情越切,許艷說:“孩子看到我的辛苦,不願給我太多負擔,於是有的時候,他會在家裡來回地走。想他爸爸時夜裡兩三點都睡不著覺。(採訪中許艷此時哽咽)我知道他在想他爸爸。他特別想時,會去他爸爸曾經帶他去過的一些景點,有的地方會去5、6次。我知道,每次選擇那個景點就是又想他爸爸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是余文生當時帶他去玩的地方,每次說到孩子,我就很心疼。”

維權家屬感言

7月8日,為紀念709五週年,709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謝燕益的妻子原珊珊、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翟岩民的妻子劉二敏,聯名發表《風雨同舟-“709”五週年感言》一文。

文章說,面對數次逼遷、出外被跟踪、訪客被騷擾、國保約談成家常便飯、幼小的孩子被趕出學校,失學在家;高中畢業孩子因護照被限制不能自由出境求學,她們曾“滿懷悲憤”,事後回憶則“淚中帶笑”,因為“闖過了那死陰的幽谷!”“709”的人能活著出來,家屬能笑著生活,要感謝大家的關注和幫助。

上述四位維權人士的妻子,2018年12月17日曾集體剃光秀髮,高調抗議天津二中院司法不公,喊出“我可以無髮,你卻不能無法!”那次抗議活動與先前李文足徒步尋夫,成為中國維權動態的搶眼新聞。

悲觀與希望

709大抓捕五週年之際,中國維權形勢如何?謝陽說,當局對維權律師的打壓還在升級,只是改變了方式,709大抓捕這種形式對國際影響太大,現在改變了策略。當局單個對付維權律師,先把你的律師證吊銷,如果你不屈服,下一步就是刑事迫害,沒有了律師身份,外面的關注度會明顯下降。他說,就這一點,“當局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謝陽說,中國律師最稀缺的品質就是勇敢,不過,他對中國目前維權現狀的前景比較悲觀,大家聚起來已經很難。

對此,隋牧青認為:“不用展望維權前景,維權早已經暗淡下去了。當然,未來是另外一回事,我對中國的前途還是相對樂觀的。如果單說一個維權運動,那它早已被打得基本上沒有了,這已經是事實。”

談到709後的維權經歷,許艷則表示:“首先我肯定是成長了,而且成長得非常快。之前兩年多,我主要是在家庭,但是兩年多來,我迅速得到成長,無論是人生閱歷,還是對很多事情以及人權法制、自由等這些方面的看法,我都有一些進步,得到成長。”

另一方面,香港明報7月9日刊登的香港大律師張耀良《“709”後中國維權律師運動》一文說,“我們不能說在“709” 事件中所有維權律師已經被全部一網打盡,這並不符合事實”。

文章說,多位著名人權律師並未被捕,事後也未有“特別受到逼害”,不過,就事件本身而言,“原因我們不清楚,中國執法人員行為往往並不一致,執法標准或行為方式也視乎各地或各別人員而有異”。

這篇文章說,未受波及的這些律師“平日沒有和官方有太多嚴重的衝突,也沒有明顯公開批評官方”。雖然他們也參與人權案件,但是沒有明顯參與維權律師聚會,或者相關組織活動,行事方式較為“低調”,因而“未有遇到太嚴重的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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