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9案五週年之際，中國維權律師生存狀態總體堪憂。他們被當局陸續放出來後，工作和生活受到嚴重影響，維權事業舉步維艱，悲觀情緒普遍。與此同時，也有案件親歷者認為，維權過程促使自己成長。
709案梗概
2015年7月9日起，上百位中國維權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在中國20多個省市被警察抓捕、傳喚、刑事拘留、帶走、失聯和約談，他們被控罪名包括“煽顛罪”、“擾亂法庭秩序” 、“尋釁滋事”等。資料顯示，至少280多人在事件中受波及，他們出來後繼續被監控，工作生活艱難。這次事件是當局全國範圍內打壓維權的一次集中行動，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嚴重關切。
“團聚永遠是個夢”
湖南維權律師謝陽709案中被控“煽顛覆”，後曾當庭認罪，並否認遭受酷刑。不過，謝陽星期三（7月8日）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局並未兌現在認罪交易中對他的承諾。
他說：“出來以前我在看守所，與國保談了一下未來我工作上的事情，他們答應我，出去以後你會像其他律師一樣，可以正常地開展業務。但是，事實不是這樣的。他們在我出來後向我所在律所發出了一個明確指令，不允許我代理那些'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和法輪功案件。”
他的律所嚴格限制他的業務，除一般案子，不能接其他活，連“尋釁滋事”和“P2P”案也不行。他說，“工作自由的問題上，我沒有獲得一個普通律師所應有的權利和尊嚴。”
最令謝陽失望的是，迄今沒有獲准出境，與在美國的妻子和孩子團聚。
謝陽對美國之音說：“生活上他們以前也曾答應過我，說我可以自由地出入國境，與家人團聚，事實上他們對我進行無休無止的'邊控'，想一輩子禁止我離開中國，給我生活上造成非常非常大的麻煩。”
為此，謝陽多次找看管他的國保交涉，對方說“無能為力”，“你安安靜靜在國內呆上兩年，給當局一個信心”。謝陽反問，“我們以前在看守所裡所做的交易還有沒有用？”對方回答，“這個事情他管不了”。謝陽說：“我和我的家人團聚永遠是個夢，讓我非常非常痛苦”。
賣文鬻粥受阻
廣州709案律師隋牧青的境況似乎更差，他和許多709案律師一樣，被當局吊銷了開業執照，打碎了他的飯碗。
隋牧青星期三對美國之音說：“2018年吊證以後基本沒有再工作，因為很難再工作。這兩年生活和經濟狀況肯定比以前差很多。本來現在互聯網很發達，可以寫文章，不過，我寫的東西被屏蔽的太快，而且公號設了以後，很快就被給封掉，所以想通過文字，寫文章，獲得一定的收入難度頗高。”
隋牧青說，依據他過去的經驗，靠自己的筆桿子，維持生活還是有可能的。不過，709案後，一切都改變了，疫情爆發後，就業暫時更不能考慮，因為社會上失業壓力本來就已經很大。他說，709律師中除他以外，很多人目前都生存艱難。
重創子女心理
北京商務律師余文生曾協助多位709律師進行維權，2020年6月17日被徐州法院秘密審判，以煽顛罪判處其四年徒刑，剝奪公民權三年。他的妻子許艷正在設法幫助丈夫上訴。
許艷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說，她和余文生的遭遇，嚴重影響自己十幾歲兒子的身心健康。許艷說，她會正面直接告訴孩子家中的事情。平時接受采訪，他都是有意無意地聽到，因為家裡空間很小。多次被警察傳喚到派出所，威脅、恐嚇、夜間敲門，隨時抓捕，處境非常困難時，孩子會跑過來，緊緊抱著她。
余文生被押時間越長，兒子思念心情越切，許艷說：“孩子看到我的辛苦，不願給我太多負擔，於是有的時候，他會在家裡來回地走。想他爸爸時夜裡兩三點都睡不著覺。（採訪中許艷此時哽咽）我知道他在想他爸爸。他特別想時，會去他爸爸曾經帶他去過的一些景點，有的地方會去5、6次。我知道，每次選擇那個景點就是又想他爸爸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是余文生當時帶他去玩的地方，每次說到孩子，我就很心疼。”
維權家屬感言
7月8日，為紀念709五週年，709律師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謝燕益的妻子原珊珊、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嶺、翟岩民的妻子劉二敏，聯名發表《風雨同舟-“709”五週年感言》一文。
文章說，面對數次逼遷、出外被跟踪、訪客被騷擾、國保約談成家常便飯、幼小的孩子被趕出學校，失學在家；高中畢業孩子因護照被限制不能自由出境求學，她們曾“滿懷悲憤”，事後回憶則“淚中帶笑”，因為“闖過了那死陰的幽谷！”“709”的人能活著出來，家屬能笑著生活，要感謝大家的關注和幫助。
上述四位維權人士的妻子，2018年12月17日曾集體剃光秀髮，高調抗議天津二中院司法不公，喊出“我可以無髮，你卻不能無法！”那次抗議活動與先前李文足徒步尋夫，成為中國維權動態的搶眼新聞。
悲觀與希望
709大抓捕五週年之際，中國維權形勢如何？謝陽說，當局對維權律師的打壓還在升級，只是改變了方式，709大抓捕這種形式對國際影響太大，現在改變了策略。當局單個對付維權律師，先把你的律師證吊銷，如果你不屈服，下一步就是刑事迫害，沒有了律師身份，外面的關注度會明顯下降。他說，就這一點，“當局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謝陽說，中國律師最稀缺的品質就是勇敢，不過，他對中國目前維權現狀的前景比較悲觀，大家聚起來已經很難。
對此，隋牧青認為：“不用展望維權前景，維權早已經暗淡下去了。當然，未來是另外一回事，我對中國的前途還是相對樂觀的。如果單說一個維權運動，那它早已被打得基本上沒有了，這已經是事實。”
談到709後的維權經歷，許艷則表示：“首先我肯定是成長了，而且成長得非常快。之前兩年多，我主要是在家庭，但是兩年多來，我迅速得到成長，無論是人生閱歷，還是對很多事情以及人權法制、自由等這些方面的看法，我都有一些進步，得到成長。”
另一方面，香港明報7月9日刊登的香港大律師張耀良《“709”後中國維權律師運動》一文說，“我們不能說在“709” 事件中所有維權律師已經被全部一網打盡，這並不符合事實”。
文章說，多位著名人權律師並未被捕，事後也未有“特別受到逼害”，不過，就事件本身而言，“原因我們不清楚，中國執法人員行為往往並不一致，執法標准或行為方式也視乎各地或各別人員而有異”。
這篇文章說，未受波及的這些律師“平日沒有和官方有太多嚴重的衝突，也沒有明顯公開批評官方”。雖然他們也參與人權案件，但是沒有明顯參與維權律師聚會，或者相關組織活動，行事方式較為“低調”，因而“未有遇到太嚴重的打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