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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重手整肅政法系,打響20大權力保衛戰?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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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重手整肅政法系,打響20大權力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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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前副市長、公安局長龔道安於2月10日被宣布雙開。此前,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鄧恢林已經被雙開,這兩位曾被視為公安部新星的罪名都是毫無“四個意識”,背離“兩個維護”,妄議中央大政方針,參與在黨內搞團團伙夥,其次才是經濟和貪腐問題。

中央巡視組春節前宣布,中國公安部“肅清周永康、孟宏偉、孫力軍等餘毒影響不到位”。

結合此前習近平中紀委撂重話,中央一個月內三講“政治三力”,中紀委、組織部聯合下發嚴肅換屆紀律,明確提出“十禁”。

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以政法系統為突破口,強化政治和組織控制,已經打響20大權力保衛戰。習近平20大連任還有沒有懸疑?克服任期限制會有多大阻力?他為何尤其不放心政法系統?

美國律師、原中國公安大學教師高光俊分析,雙開龔道安的真正罪名就是習近平在清除政法系統裡的“異己”,整肅中國政法界大王孟建柱。

高光俊解析,龔道安與其他被整肅的官員還有所不同,他是少有的直接從基層人員做到副部長位置的公安系統官員,是孟建柱的嫡系。

高光俊說:“龔道安被整肅的目的我們現在很清楚,就是要整肅中國政法界大王孟建柱。龔道安和孫立軍還不一樣,孫立軍是通過跟夫人的關係跟孟建柱搭上關係的。龔道安一直在湖北基層,他怎麼會和孟建柱搭上關係呢?還是起源於周永康的案子。當時周永康的案子,中央最後決定—主要是孟建柱的意見—把這個案子放到湖北來審理。主要是湖北的兩個地方,一個是宜昌,一個是鹹寧,大部分放到宜昌,小部分放到咸寧。當時龔道安已經調到北京去了,他極力推薦他的好朋友鄧恢林來主持宜昌的審理,另外一個好朋友董國祥當時是鹹寧地區的政法委書記、公安局長,也是我的同班同學。這個人和龔道安差不多前後也被抓起來了,被判了八年。審理完之後,鄧恢林就上任了,龔道安也上了一層樓,一個被派到上海,一個被派到重慶市。他們倆就變成了孟建柱的嫡系。”

旅美法律學者虞平評論,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長鄧恢林被雙開的罪名之一“妄議中央”,就是要扼殺自由言論,維護專制體系。

虞平說:“在整肅政法工作的領域,習上台後也做了很多工作,其中一個比較明顯的、大家沒有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他把'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改成了'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好多人覺得這只是詞彙問題,事實上標誌著本來比較自由的治安問題,直接成為中央內部的政治安全和政治制度問題。結果是,從2014年開始,'全國政法工作會議'變成了'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每年一月份開,每一次他強調的是越來越加強中央的領導、中央權威。如果看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會議,把政治安全和權威放在很後的位置,但是2016年2017年以後基本上在首位,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妄議中央'的目的還是要維護一人政治、一黨政治這樣一個非常專制化的體系。”

高光俊指出,習近平上台後一直沒有完全掌握“刀把子”,這是習近平的心頭大患。

高光俊說:“他上台之後據我看來並沒有完全控制'刀把子”'。當初把周永康搞下去以後,他所倚重的人是孟建柱,孟建柱大家都知道是江西人,在批孫立軍的時候我們曾看到說他是兩面人,說是給孫立軍實際上是給孟建柱聽的。孟建柱是真正的兩面人。所以'刀把子'這方面,習近平從來沒有完全掌握。我們從孟建柱公安部的11個黨委委員那時候算起,直到今天,全部換走。最後一個換走的是去年我的另外一個同學劉躍進,公安部黨委委員、反恐委員,他被撤下去了。全部換完了以後,仍然不放心,因為這中間還有很多人是兩面人,像孫立軍一樣。包括各地的'刀把子'的人物。安全部門和其他部門換的人都換得非常兇。”

虞平認為,習近平整肅司法體系把中國的法律向人治方面扭轉,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在法律方面成就的破壞。習近平通過對政法體系的人事整肅,一是可以在組織上肅清抵制他個人專制的力量,同時也可以在思想上樹立起堅決維護習近平的人治思維。

虞平說:“習近平在打擊政法系統的腐敗、肅清政法系統裡所謂不順從的人,當中也有一個很深的含義,就是從法治層面上的倒退,往人治方面來扭轉。當然從這個意義上講,政法界有可能在現在是軟性抵制他個人專制和一黨專制的力量。所以打擊政法係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把'刀把子'控制在自己的手裡面,給個人服務,給非常小的一部分人服務。同時他也希望政法系統整個在維護國家所謂大局方面不會出現一個和他人治相反的聲音。其實我們在國內交流的很多方面發現,好多法律界人士,剛才講的是最前端的公安,法院和檢查系統包括律師他們都非常抵制個人的專制,抵制人治的情況。所以這一點要重視。不僅僅說他是為了在人事方面保證他未來的政權,同時更重要的是他還要一個在觀念、理念上面,他想扭轉過去那個不聽個人、只看法律。最近看好多法官、檢察官以及搞政法工作的一些律師們非常反彈,而且很生氣,為什麼我們過去這麼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一個成果就是逐漸從人治走向法治。但是現在領導的做法、現在中央的做法是把法治逐漸淡化,強調人治。從這一點上,我覺得他有兩個功能,一個就是組織上肅清,另外一方面思想上也要堅決維護他的人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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