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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拉攏伊朗俄羅斯 專制“軸心”能撼動民主聯盟?


中國外長王毅先是在桂林盛情接待了來訪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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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高層阿拉斯加會談以來,北京外交動作頻頻。中國外長王毅先是在桂林盛情接待了來訪的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並發表了針對西方的兩國外長聯合聲明。他隨後又出訪中東,在德黑蘭與伊朗簽署了一份長達25年的一攬子經濟與安全合作協議。中國將對伊朗的基礎設施項目進行投資。作為交換,北京將獲得伊朗的石油供應。雙方還將深化軍事合作,包括武器研發和情報共享等。

觀察人士指出,在美國拜登政府聯合西方盟國共同應對中國挑戰之際,北京似乎也在積極打造一個專制國家同盟。拜登總統把這稱為21世紀民主與專制的較量。中國主導的專制國家聯盟能否真正形成?這是否將加速世界進入一場新的冷戰?美國主導的西方民主國家打贏這場新冷戰的製勝法寶將是什麼?

美國聖托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系主任、國際研究副教授葉耀元表示,新冷戰的格局正在形成,其分界線就是美國領導的自由民主國家和中國主導的非民主國家,尤其是新疆的人權問題導致中國與歐盟的關係緊張。

他說:“這個新冷戰局勢,美國、歐盟或者是西方民主國家之間的結盟在現階段的表徵來看,事實上是相當明顯的。尤其是'中歐投資協議'目前來講還是一定被歐盟擱置的。擱置的過程或者是歐盟對於中國進行人權問題上的製裁的這些事情,某種程度都表露出兩邊的國家在民主、自由、人權的價值觀上面是有宏觀差異的。在這樣的差異之下,中國的策略核心點在於,如果從經濟數據來看,事實上中國對於出口貿易額的依賴逐年在下降。可是這個下降不能代表說中國現階段以它國內的內需市場可以消耗掉這些過多的產能。如果這些過多的產能沒有辦法被消耗掉,事實上它還是要想辦法跟其它國家進行聯盟。這些國家當然可能是意識形態跟中國較為相近的國家,這時候我們看到不管是俄羅斯、北韓,以及伊朗,這些國家已經在跟中國進行接觸了。這些接觸的模式,主要的核心還是在於如何建立起一套屬於中國,不管是透過一帶一路,或者是透過這些相同價值,進行一個結盟。用結盟的方式,至少在經濟與安全議題上面,讓這些國家跟中國綁得更近。”

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表示,中國拉攏伊朗、俄羅斯和朝鮮這些國家、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其效果遠遠不及美國所主導的北約和美日同盟這樣的軍事同盟。

他說:“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這些多重組織是不是有它的凝集力。西方國家做為一個民主價值觀的共同體,它有民主的共識,有它的凝聚力。但專制國家往往是一個垃圾桶的概念,不是民主的都放在專制裡面去了。但是專制還有不同的專制。比如像德黑蘭的伊朗,它是一個神教國家,神教國家跟中國,包括中國對伊斯蘭的迫害,當然就會有一些衝突和區別。俄國屬於一個非自由的民主國家,它有選舉也有反對黨,但它確實是沒有自由權利。它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也面臨一個十字路口。也就是俄國面對著普京的後強人時代的時候,也可能再回到民主方向去,也可能更多地跟歐盟靠近。所以我認為對中國來說,它打入的很多體系,它的最大問題在於它的不同支性、不確定性。所以多大程度上它能夠用它們,我相信它自己也是有懷疑。所以它所有的聯盟沒有一個是西方國家美國打造的軍事同盟。不是像北約,不是像美日,不是像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

華爾街日報最近有一篇報導,稱“拜登的對華政策難題是如何應對中國隊美國衰落的判斷”。這篇文章指出,目前美中關係最大的危險在於中國過高地估計美國實力下降的程度、並據此採取行動的危險。而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也在《紐約時報》上發表文章,指出中國或已不再尊重美國,而這種判斷是基於一種驕傲和自大。

聖托馬斯大學的葉耀元指出,中國對自身實力的高估使其正為此付出代價。它直接導致了美國出台印太戰略和聯合盟友對抗中國。

他說:“中國現階段來講對這件事是完全的誤判。這種誤判會導致中國一個很深厚,就是簡單來講,它可能太早就已經進入這個誤判,太早就已經放棄跟美國在一個對等的條件,或在一個和平的基礎之下去進行溝通。這事實上對中國可能會有很大的打擊,某種程度就顯示在現階段美國抗中的一個政策。也就是說,美國也可以理解中國的誤判,在這樣的誤判前提下,當然美國事實上不希望美中之間不管是在外交的交流上面或者是在對話的窗口上面產生一個漏洞。因為這個漏洞很容易產生彼此之間的誤解。這個誤解最後很可能會提升到一個更高層次的衝突情境。從美國的角度看,既然中國已經誤解了美方的一個條件,既然中國事實上某種程度不願意在各個不同的可能性跟合作條件之下,跟美國進行一個對話,那在這樣的條件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現在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或對中國的政策,整個大印太戰略加上一個新冷戰的局勢,就可以說是美國對中國誤判的回應。”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也做出了“東昇西降”的判斷,基本上也是認為美國和西方正在衰落,而中國正面臨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期。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也認為,中國政府不僅對美國,也對自身存在重大的誤判。

他說:“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對美國的誤判很清楚看到,現在在全球進行的各場重大的科技革命,美國還繼續是引領者。第二我們看到這次疫情,美國幾個大的手筆。第一就是發錢輔助各種人口,讓大家能夠度過難關。這是中國做不了的,美國做了幾次。第二在疫苗開發上,美國的疫苗開發是遍地開花,而且效果是全世界最好,副作用是全世界最小。這點是中國望塵莫及的。第三新冠疫情的許多治療方案,美國的治療方案也在出台。這點中國也是沒辦法跟美國比的。即使我們看人口結構,美國現在人口的平均年齡和人口結構比中國年輕得多。中國已經開始成為一個人口開始逐漸走入老化的社會,但它還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它的人均國民收入是10,000多,跟美國相差六倍以上。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對美國和對自身存在重大的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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