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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民國史學家民國熱及自由獨立的大學精神


北京大學
專訪民國史學家民國熱及自由獨立的大學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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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經久不衰的民國熱在習近平新時代遭到四個自信的嚴厲打壓,現已轉入地下,不得公開表達。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建立的中華民國,歷經軍閥割據和國民黨一統天下兩個時期,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其間戰禍連年,內憂外患,政治腐敗,民不聊生,但民國大學卻如荒漠中的一塊綠洲,成就了蔡元培、胡適之等大批學識淵博、個性鮮明的學者和教育家,孕育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學文化,其學風和品格都令當今黨管一切的中國大學望塵莫及。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講座教授葉文心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在民國那樣一個動蕩的年代,沒有非常開明開放的政府,大學校園之所以能夠遠離政治的專制和腐敗,頂住國家政權的壓力,成為追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塊淨土,原因在於天下多元的局面,尚未定於一尊。

葉文心說:“因為天下沒有定於一尊,因為權力、資產和文化的體系多元多樣,所以許多人可以在其中找到空隙或者空間而得以有所發揮,因此也就可以頂住國民政府的壓力。北洋政府是管不住校園的。比如北大,國立學校,經常發不出教職員的工資,比如李大釗教授就領導過向北洋政府領導的抗爭。國民政府在1927年以後所謂'逆勢成長',企圖以黨化教育的概念進入大學校園。可是它是逆勢成長,就是黨化的概念在實踐的過程中很快就喪失了所謂革命性的號召力,很快就被大家看成一種官僚體系牽制思想的工具而加以抗拒。當然抗拒國民政府的作為的還包括共產黨,當年很有前瞻性的社會主義的思想者,那是革命時期的共產黨。所以國民政府在逆勢成長的過程中並沒有達到使天下'定於一尊'的這種情況。因此,與其說大家頂得住國民政府的壓力,不如說大家在遭遇國民政府的打擊的時候,都能在國民政府的勢力範圍找到外援,找到聲氣相通的支援者。這完全是因為天下是一個分裂的局面,是一個多元的局面。”

葉文心教授具體剖析天下“並未定於一尊”的幾個層面含義,包括:社會層面的門戶和資訊開放,政治層面的力量割據,經濟層面的多樣化,以及當時對知識,尤其是西方科技的認同和尊重。

葉文心說:“第一個層面是那個時候有門戶開放的大都會,譬如說當年的北京、當年的上海,都是門戶開放、資訊非常通達的大都會。第二個就是民國時期,中國是割裂的政治板塊,所以國民政府即使是在力量最鞏固的時期,實際上有效控制的地區也主要在長江下游,政治上各種勢力形成割裂的板塊。第三個是資產結構來看,中國整個經濟體系內部的資產結構來看,是多元多樣的擁有製以及資產結構。第四個在知識上,那個時候在一方面仍然有大家對傳統士大夫的尊重,即使是國民政府,尤其是軍閥仍然保持對傳統士大夫的尊重。另外一方面大家又共同對西學,尤其是西方有用的知識,所謂容納西學,這裡的西學主要是科技方面,總體說來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大家共同承認,仍然是在開發的時代,所以仍然有對知識的尊重。”

民國時期雖然是個極為動盪不安的時期,但那時有許多閃光的東西讓現在許多中國人嚮往,其中大學中相對自由獨立的學術氛圍讓許多人羨慕不已。葉文心教授說,民國大學的自由度和獨立度可謂大學有尊嚴,學術有風骨。

葉文心說:“當年的大學校長,譬如說北大清華都發生過這樣的情況。當年的大學校長仍然有足夠的聲望和影響力,可以告訴軍警,不許進到大學校園裡頭,至少這話可以說。那麼實際上是不是完全做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當年大學校長可以做這樣的表態,而國民政府必須在某一個程度上表示尊重。至於校園裡的狀況如何,關於大學學位的鑑定,關於出版物的審核,像這些,或者尤其是關於紙張批發、分配的名額配置,就是限額供應紙張,這一情況到抗日戰爭發生後尤其顯著,就是控製紙張的提供。像這些從硬件方面的管制入手,企圖干預發言發聲的自由,這是國民政府教育部以及國民政府的公安部門不斷努力想要做到的事。可是從軟實力的角度上來,大學教授、尤其是大學校長仍然可以表示學術應當有學術自由,學術必須有學術上的風骨。如果是一個有合法性的政權,一個政權如果有合法性就必須尊重學術以及知識的話語權。”

民國時期曾站在中國當權政府對立面的中共現在成為當政者,反觀中國現在的學術環境,卻還不如民國時期自由活躍。葉文心分析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中共本身的性質發生了改變,另外,當時的輿論環境寬容,資源分配多元。學者離開教職也可以有安身立命的資源和發聲機會。

葉文心說:“從中共本身的黨史來看,社會主義在中國曾經有過革命的時期,以後就進入建國的時期。因為建國的緣故,從思想角度上看,性質產生了改變。早年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在北大的時候,也遭遇類似的情況。譬如他被大家認為是洪水猛獸,許多人控告他私德不檢,不配為人師表。他後來就離開北大坐牢去了,雖然坐牢,可是輿論,尤其是自由主義學者的輿論並沒有一面性地攻擊他。他們為他辯護他能夠說話的權利。也就是說他們並不和軍閥或國民政府站在一邊。另外,他無法教書之餘,離開大學後,可以從別的源頭得到安身立命的資源。反過頭來仍然回到那句話,就是當年資產和資源的分配是多元化的。所以並不是說他離開北大就一輩子就不許在任何其他地方擔任職務。所以並沒有從頭到尾一刀切的效果,這就是結構性的,就是當年和後來,49之前和之後結構性的一個反差。”

(美國之音記者曉歌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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