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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習二次通話:誰是美中僵局的始作俑者?


拜習二次通話:誰是美中僵局的始作俑者?
拜習二次通話:誰是美中僵局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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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二次通話未能化解美中關係僵局,但雙方都表達了管控風險,防止競爭變為衝突的意願。習近平把美中關係瀕臨衝突邊緣歸咎為美國錯誤的對華政策,中國官方和民間輿論也盛行美國見不得中國崛起,企圖“阻擋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步伐”。

白宮資深官員透露,拜登堅守美國對普世民主價值觀和尊重人權的承諾,同時美國朝野上下達成共識:美國和西方國家絕不允許一個前蘇聯式的世界強權再現。

華盛頓北京各說各話,兩國僵局如何化解?從全面合作到全面競爭,美中關係何以走到今天?為什麼美國和西方社會無法平靜接受習近平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夢”?

香港資深傳媒人士紀碩鳴表示,從這次拜習通話可以看出,中方並不希望徹底搞僵與美國的關係,不脫鉤、不讓步、不打折是中國處理美中關係的底線。

他說:“我認為今年以來,中美兩國領導人一直處於冷暴力中,互不接觸、互不往來、互不交流。即使7個多月前中國農曆新年通過一次電話,據說也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離任的時候,有人要他帶話給拜登說,農曆新年對中國老百姓來說很重要,所以拜登來了一次拜年電話。7個月後才算一個真正的對話。我有三個方面跟大家分享。第一個政治家的真話不能全當真。習近平主席曾經也是首肯戰狼外交。中國戰狼外交為什麼一直不停息?是主席首肯了要準備鬥爭,這些都是他曾經做過的指示跟說過的話。他也曾經說過太平洋足夠大足以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他還說,有一千個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今天又強調,中美關係不至於到是否搞好的選擇題還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題。哪一句是真,要看怎麼做。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中方不想中美關係繼續惡化下去。第二點,習近平主席表態中可以看到,中國不打算與美國脫鉤,更不想決裂,也是一個既定的。據稱前不久在北戴河會議中確定了'三不',跟美國一不脫鉤、二不打仗、三不退讓。為什麼呢?這三點對現朝執政都是致命的,所以這三點都會去死守。第三拜登的一句話,美國從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這個話可能讓習近平多少有點安心和安慰。不睬紅線就有的談。中國最敏感的是美國挑動台灣,這會逼迫中國孤注一擲,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與拜登的通話中把美中關係陷入僵局的責任歸咎於美國的對華政策。但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習近平才是美中交惡的始作俑者。

他說:“乍一看美中交惡的始作俑者是美國總統特朗普。因為是特朗普上台後改變了以往美國的對華政策轉為強硬,造成了兩國關係的惡化。但是進一步深究就可以發現,特朗普這麼做不是無事生非沒事找事,原因還在習近平。習近平上台以後來的種種倒行逆施使得美國整個主流社會原來對中國的期待破產。他們本來期待著美中之間友好合作的方式能夠使中國的國力進一步上升,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中國就算不是變得自由民主,至少也會變得寬容、柔和一些。殊不知反而變得更專治、更強硬。特別是2018年修改憲法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這是個很重大的標誌性事件,它使得所有美國那些本來替中共說好話的人統統失語。因為他們無論如何沒辦法把這件事說圓。所以要說美中關係惡化的始作俑者是誰,我們與其去看特朗普、去看拜登,不如去看那些美國原來所謂的擁抱熊貓派,看他們現在是什麼態度,看他們為什麼會改變。所以這裡的問題就不是像很多中國人想的美國見不得中國強大。如果是美國見不得中國強大,它早就不會對中國採取過去那些政策了。因為過去那種做法當然有助於中國強盛,這是人人都看得見的。之所以現在發生變化說明這中間隱藏的矛盾不是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不是首生強國見不得新興強國,也並不完全是地緣政治,更多的是一種價值觀的對立。從這個角度來看,始作俑者當然還是在習近平本人。”

香港資深傳媒人士紀碩鳴則認為,美中關係出現嚴重倒退是結構性的,兩國原來的合作本身就是建立在脆弱的基礎之上的。

他說:“從中美兩國的矛盾來看,本質上是價值觀的對峙,東西文化的分歧。所謂全面合作是在脆弱環境中的一種互動,一有風吹草動頃刻瓦解,是不出奇的。全面對抗是從貿易戰開始的,原本中美簽訂了貿易協定,中方也答應執行。接下來主客觀的情況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為什麼?發生了疫情,美國大選又發生了變動。疫情的溯源,香港、新疆的人權問題以及台灣問題,令雙方走向了全面對抗。”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由於中共在一黨專制中又引入了市場經濟的元素,在一定程度上融入到了世界經濟體系,因此這種混合體制比前蘇聯對西方的威脅更大。這導致了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戒備和警惕。

他說:“今天的中國,如果僅僅是第二個蘇聯,如果僅僅是另外一個共產主義世界強權,那還好辦了。因為蘇聯共產製度有不少致命弱點,其中一個弱點就是無論如何,它經濟搞不上去,經濟總是搞不好。而今天的中國恰恰在這個重要的問題上拋棄了過去共產黨那一套,大量引進了復辟的資本主義,包括對外開放,才使它的經濟獲得了活力。因此中國這些年說到底,無非就是它的經濟以比較高的速度在發展。這樣一來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傳統的共產主義,而且習近平本人也未必願意回到傳統的共產主義。問題是在經濟中加進這麼多資本主義因素,政治上又打著共產黨招牌,這麼一個歷史上沒有過的怪胎,因此對它的性質及問題的考察,對大多數人都是一個新的課題,都不是特別清楚。現在習近平的所作所為一方面固然和個人有很大關係,我們可以相信如果當年不是習近平而是別人,比如李克強接班,今天中國的情況不會是這個樣子。但另一方面,習近平上台以來之所以一下就把中國搞成這個樣子,也跟過去鄧江時代的積累有相當的關係。所以毫無疑問,整個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情況必須要高度的警覺。”

(美國之音記者尹暄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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