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兩國負責軍控的官員星期一（11月6日）在華盛頓舉行了一場「罕見」的核對話。不過，美國前核武軍控專家告訴美國之音，此次美中核對話應該只是“初步討論”，認為美中自此開啟核軍控談判以及達成核軍控條約並不現實。
截至美國之音發稿時為止，雙方並未對此對話發表任何聲明。美國國務院週一下午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問詢時說，這是中國外交部長王毅10月底訪問華盛頓時與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達成進行「更多雙邊磋商的一部分”，目的是“與中國就各種問題保持開放的溝通管道並負責任地管理競爭”。會談由美國國務院負責軍備控制的助理國務卿馬洛利·斯圖爾特（Mallory Stewart）和中國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孫曉波主持。
除了軍控和防擴散磋商，美中雙方為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日在舊金山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APEC)期間舉行雙邊會談進行的準備工作還包括一系列雙邊磋商，包括氣候議題、外交政策、海洋事務、殘障事務等。
為什麼現在要談？
美國國務院的聲明也沒有提供會談的議程和相關的細節。只是說：“美國不斷呼籲中國實質地參與軍控問題並降低戰略風險。這種接觸是美國負責任地管理美中關係，並確保競爭不會演變成衝突的努力的延續。”
不過，美國《華爾街日報》11月1日引述一名美國官員的話說，這次會談將是自歐巴馬政府以來美中官方首次討論該議題，雙方將重點討論如何降低誤判風險。美國希望了解中國的核子擴張、核能戰略思想、戰略穩定概念。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1月6日表示，雙方將就國際軍控條約履約、防擴散等廣泛議題進行對話交流。
多年研究中國核戰略和軍控問題的挪威國防研究所（the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國際安全中心主任亨里克•斯塔漢•辛姆(Henrik Stålhane Hiim)認為，雖然這是作為中國改善和穩定與美國關係的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但別對中國寄予太大的希望。
他說：“無論是對於本次會議的成果，還是對於中國的長期軍控立場，我們都不應該有太高的期望。但雙方正在進行的溝通是值得肯定的。在緊張局勢加劇之際，如果美中能夠在某個階段就有意義的降低風險（risk reduction ）的措施達成一致，那將是非常受歡迎的消息。”
目前就讀於台灣國立中山大學的中國國防和外交政策研究學者蘇亞什·德賽（Suyash Desai）告訴美國之音，中國現在同意核磋商的原因除了為“拜習會”鋪路外，可能也是出於對自身安全困境的擔憂。
不過，他認為，雖然中國並未表明這次核對話將導致啟動核子軍控談判，但是可能會為未來的許多此類會議打開大門：“中國的目的是向美國保證其戰略核擴張不針對任何國家。目前，中國的核擴張導緻美國同行對中國的核戰略思想感到困惑，這次對話可能旨在解決這種困惑，以避免美國同行做出任何下意識的反應。”
雙方談什麼？
挪威國防研究所辛姆認為，鑑於美國很關切中國的核武庫建設，雙方可能會討論的議題包括提高核戰略思想（nuclear doctrines）的透明度和危機溝通（on crisis communication）。
美國五角大廈上月發布了中國軍力報告。報告說，截至今年5月，中國已擁有500多枚作戰核彈頭，到2030年很可能部署超過1000枚核彈頭，並在2035年前達到1500枚。
中國2002年的《國防白皮書》曾聲稱「保持精幹有效的核武反擊力量，是為了遏制他國對中國可能的核武攻擊」。習近平在2022年10月的二十大報告上，首次提出“打造強大戰略威懾力量體系”，釋放強烈的擴張信號。
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國防中心的核威懾和飛彈防禦研究員羅伯特彼得斯（Robert Peters）預測，十年之內，中國的核武庫很可能會在數量上與美國持平。“這是一個驚人的發展。中國是地球上發展最快的核國家。目前尚不清楚一旦與美國達成核平衡，中國是否會停止。”
另外，中國的核政策不透明、核常交纏（核領域和非核領域的相互作用）以及可能轉向基於預警發射（Launch on Warning）高戒備模式等多重問題，美方擔心中國政府可能偏離最小威懾態勢，降低核武的使用門檻，並尋求在常規戰爭中先發制人地首先使用核武。
彼得斯認為，中國近來一直對其「不首先使用政策」提出額外的限制條款，規定何時可能被迫在衝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這些都表明中國正在偏離一項政策。他說，「中國完全有權利這放棄這項政策。但是中國嘴上說得相反，這是不誠實的。」他解釋說，美國雖然沒有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美國的導彈標記得非常
清楚，關於哪些攜帶核武器，哪些攜帶烈性炸藥，也會由不同類型的船隻和飛機裝載。
“坦白說，除非打算至少有先使用核武的選擇，中國不會每年製造100 枚核武。中國正在建造隱形轟炸機（基本上是美國B-2 隱形轟炸機的複製品），即具有核能力的轟-20，能夠投擲核彈或發射核彈道或巡航飛彈。中國正在將核常兼備的飛彈部署在移動發射架上，遍布中國東海岸，可以瞄準從日本、台灣、關島到澳洲以及之間的地帶。我們分不清哪些飛彈裝載了常規或核彈頭。”彼得斯說。
彼得斯說，對中國來說，中國的議程可能包括希望阻撓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飛彈防禦，例如韓國的“薩德”、日本的“陸基宙斯”和部署關島和潛在美國領土的反導系統，以及削弱美國在日韓澳的“核子保護傘”以及韓國走向“核子共”的可能性等等。
中國向來擔心美國國發展飛彈防禦會削弱中國的核武報復能力。中國裁軍大使李松2022年8月在《不擴散核武條約》第十次審議大會上呼籲，「美國應放棄發展部署全球飛彈防禦系統，不尋求在亞太及歐洲部署陸基中導，廢除核保護傘及核共享政策，將部署在國外的核武全部撤回本國。”
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中國開始將反核擴散問題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用於影響美國在台灣軍售、達賴喇嘛等議題上的外交政策。汪文斌10月30日公佈中美將舉辦軍控和防擴磋商時一並強調，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最近訪美提及中美關係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台獨」以及向美國闡述了中方在南海問題上的嚴正立場。
彼得斯認為，中國可能提出讓美國在與日韓印澳、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夥伴關係上讓步（中國視其為一種準安全防禦關係）。此外，他認為，中國可能會嘗試說服美國減少遠程精確打擊火力（例如反艦飛彈或對地巡航飛彈）。
彼得斯認為，雙方可能會就一些數據分享並建立危機管理熱線達成某種協議，但是他擔心這可能只是美國單方面的分享，有損美國的利益。
他告訴美國之音：“我當然不反對熱線電話。我不反對磋商。我對數據交換有點擔心，因為這些數據交換歷來都是單方面的。我的意思是，美國提供了自己的立場，他們提供了文件，美國人經常收到的不是中國的文件或中國的立場，而是對美國人向中國分享的內容的批評等等。”
他還認為，美國不會有任何真正的機會與中國達成基於條約的核武軍控協議，“差異太大了，利益不一致。即使雙方以某種方式簽署了協議，仍然需要讓美國參議院批准該條約，我覺得這幾乎不可能。國會不會有足夠多的參議員會願意批准條約。”
美中曾經也進行過核對話
美中曾在歐巴馬政府時期嘗試就核子事務進行政府間的戰略對話，但後來結束，再也沒有重啟。兩國更從未建立過核武軍控關係。
雙方最重要的非官方層面（有政府官員以私人身分和民間人士參與的一軌半和民間的二軌）對話機制於2020年中止。美國也沒有可以聯絡北京的核武熱線。固定對話管道的瓦解，加深了美中雙方在核子領域的安全困境，大幅提高了誤判風險。
傳統基金會的彼得斯曾於2019-2020年監督美國國防部與盟友和夥伴的一軌半和二軌戰略對話，在第一屆奧巴馬政府期間曾參與制定《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 ）和美國《核態勢評估》。他說，美國國防部資助的這些非官方的對話都有什麼成效。
他說：“我們會談論美國的核態勢和核子戰略思想、美國對潛在危機和衝突的反應，而得到的回報只有中國對美國立場的批評。我們很少了解到關於中國的核戰略、核宣示政策或核態勢或對危機管理的任何資訊。”
彼得斯還說，雙方派出的代表也不對等。他說，美國會派非常高級的代表參會，例如以退休的大使、副部長和四星上將作為首席代表，但中國會派出相當於中校級別的三十多歲的年輕軍官，坐下來與前美國四星上將平等對談。
即便如此，中國也經常打破約定的會談計畫。彼得斯提到，有一次在美國代表前往北京的三週前，中國突然以美國正在資助香港民主抗議活動等等藉口拒絕會面。「我們已經付了錢，預訂了飯店房間和會議室，買了機票等等，中國告訴我們說，『不能進入中國』。
他說，這也是美國在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前）決定終止與中國進行一軌半和二軌對話的部分原因。
儘管美方過去一直希望把核武領域對話擴展到官方層面，中方對此持慎重態度，例如堅持拒絕讓中國火箭軍的前身第二砲兵部隊參與更直接的軍方戰略核對話。雙方也在一些基本核術語上缺乏共識，例如中國起初不喜歡「威懾」一詞，稱其一直與帝國主義的謳詐與侵略有關。
中國沒興趣參加多邊核武軍控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今年6月在軍備控制協會(Arms Control Association)發表演講時提出在“無預設條件”的前提下與中俄就核軍控問題進行談判。沙利文稱，可以製定一項多國參與機制，讓中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相互通報導彈試射情況，還可在這些國家間建立「危機溝通」管道，就核子理論、政策和開支進行討論。
傳統基金會彼得斯表示，拜登政府急迫地想讓中國進行核武軍控討論，這可能會給了中國更多的籌碼。他說：“當我想到美國是如何竭盡全力地試圖說服中國進行軍控討論時，我腦海中浮現出『不顧一切』這個詞。這其實給了中國更多的籌碼。”
彼得斯指出，回顧歷史，中國從來都不感興趣參與基於條約的核武軍控，“《核不擴散條約》這基本上是一項普遍條約，除了北韓、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沒有簽署，基本上意味著法國、英國、俄羅斯、美國和中國等等都可以擁有核武。除此之外，中國沒有參與任何形式的基於條約的核武軍控，沒有參與20 世紀70 年代、80 年代或90 年代的核武軍控措施，也不是《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一部分。”
他說，中國也不在乎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P5）的核子政策走向，因為英國和法國的核武庫和東亞局勢關係不大。
挪威國防研究所的辛姆，中國對(核)軍控仍有強烈而持久的懷疑。他認為，中國對於核武軍控的反對與美國和俄羅斯核武庫規模要大得多有關。
他說：“中國國內許多人對美國的意圖深表懷疑，認為美國點名中國加入的真正目的是甩鍋，或者試圖鎖定自己的核優勢。許多人甚至將軍備控制視為一個潛在的陷阱。”
中國已多次闡明無意參加"中美俄三邊軍控談判"。2020年，時任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傅聰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美國提出所謂的三邊軍控談判，是為其自身擺脫條約束縛、謀求絕對戰略優勢製造藉口。他說，"中國核武力量與美俄相比完全不在一個量級……如美願將自身核武力量降至中國水平，中國願參與國際核裁軍談判，但這在可預見的將來恐怕不會發生。"
根據美國科學家聯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的統計，目前美國擁有核彈頭的儲備量約為3,700枚，並部署其中約1,400多枚戰略核彈頭。俄羅斯的核彈頭儲備量約為4400多枚，部署了約1500多枚。
參與本次核對話的中方代表孫曉波10月5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稱，“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應得到普遍實施”，核裁軍應繼續遵循“公平合理、逐步削減、向下平衡”等原則，並批評「一些國家」追求絕對軍事優勢，加緊打造「技術鐵幕」。
不少分析家建議，鑑於中國內部的權力越來越集中在習近平手中，美國應該在美中總統會晤中將核對話視為首要任務，只有在最高層次得到批准，才可能引導美中進行實質性的核子對話。
傳統基金會的彼得斯比較悲觀，他說：“我個人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漫長的新時代，用於抑制核武器增長的核軍控條約將成為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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