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來，嚴酷的政治運動頻繁攪動中國大陸社會，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除六四之前的短暫時期）基本上難以保障。尤其近年，禍從口出，以言治罪的事例頻發，宣傳審查部門嚴密控制下的媒體上，鮮有反對意見出現。在這種大環境下，北京年年照開兩會，代表、委員提出的批評意見則更加少見。但偶爾出現的敢言者還是留下了他們的足跡，被敏感的媒體捕捉到。
崔永元：實話好難說
2014年3月3日，時任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政協報告中說，讓委員願講話、敢講話、講實話......寬鬆和諧的環境更重要。他說，在政協的各種會議和活動中，要始終堅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辮子的“三不”方針，提倡熱烈而不對立的討論，開展真誠而不敷衍的交流，鼓勵尖銳而不極端的批評，努力營造暢所欲言、各抒己見的民主氛圍。
中共黨媒環球時報隨即刊登署名劉海明的評論文章說：人民日報官方微博3月2日批評那些“只知道熱烈鼓掌、點頭稱是”的代表委員，認為代表委員應當銘記：你沉默，就是人民失語；你認真，民主才能運轉起來! 這篇署名文章寫道，政協委員崔永元回复說：“說得很中聽。我們敢發言你敢發布嗎？”不料，人民日報微博真的就轉發了小崔的話。雙方互動隨後引發媒體熱議。
但是，三年過去，崔永元遇到的實際情況並不寬鬆。 2017年3月，崔永元在全國政協提案要求追究農業部在轉基因食品監管上失職的責任，但他在微博上發的有關提案帖子遭刪除。他在央視的前同事還提醒說，收到審查部門的禁令，不准報導他的提案。崔永元發微博稱 “實話好難說”，並指刪除其提案是給人民政協制度抹黑。他還上網重新發布遭刪除的提案，讓更多人“知曉有人阻擾我把群眾的健康問題提出來。”
2017年3月3日，俞正聲在政協報告中重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和不抓辮子的“三不”方針，但緊接著又加上了一道政治正確的緊箍咒，聲稱“對任何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行，都必須態度鮮明、立場堅定地堅決反對，確保政協民主監督的正確政治方向。”
俞正聲發表上述言論的兩天後，3月5日，政協委員、前央視名嘴崔永元走出兩會會場時被媒體團團圍住。
美國之音記者問他：你現在還做媒體（工作）嗎？
崔永元：“不做，（央視）把我開了。不光不做媒體，前兩年對我下了封殺令，就是不允許報導我，不允許報導我的聲音，我非常憤怒。正規的方式，就是開除我這個政協委員的職務，或者說你用更嚴厲的法律措施，如果你認為我違法的話，否則的話你說我是選拔出來的政協委員，到這個地方代表公眾來履職的，結果你讓所有的媒體封殺我，這有什麼道理？我到現在都想不通這件事。”
這是崔永元最後一次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出席兩會。他的關於轉基因食品的提案充其量是跟人民的健康和飲食有關，與四項基本原則關係不大，更談不上違背鄧小平生前立下的這條規矩。
當時，崔永元對記者笑稱，自己現在已經變成畢福劍了。
2015年4月，另一位央視名嘴、中共黨員畢福劍在酒席上邊唱革命樣板戲邊調侃批毛，藉以搞笑，不料禍從口出，遭人舉報，丟了工作，還被限制離境。
2018年12月，崔永元微博爆料陝西千億礦權案卷宗在最高院丟失，引發輿論廣泛關注。但是後來案情戲劇性反轉，爆料的法官王林清被指為發洩對單位不滿而自導自演。 2019年5月10日，崔永元在個人微博貼出手書道歉聲明，表示自己“輕信未經仔細證實的資料”，並認可有關部門對此事的調查結論。
2019年11月，有消息稱崔永元被當局禁止出境，疑似遭到半軟禁，失去人身自由。
羅富和：建議放寬網管 提案擱淺
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是素有“政治花瓶”之稱的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之一。民進中央第一副主席羅富和曾經是全國政協的二十多名副主席之一，他之前還擔任過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2017年3月，羅副主席對媒體表示，目前在中國訪問境外網站的速度越來越慢，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科學研究等方面極為不利。這位資深的兩會代表委員提交了《關於改進和提高境外網站訪問速度的提案》，認為“應通過增加國際網絡出口寬帶及設置境外網站訪問權限負面清單等方式，提高境外網站訪問速度，滿足開放發展的需要。
這位政協副主席在2017年兩會期間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網管實施的監管負面清單是不合適的。他說，他所代表的民主黨派建議實施一些很精準的過濾或者監控，而不必屏蔽所有境外信息，至於政府是否採納這些建議，將由政府根據各方面情況決定。
這個提案相當理性溫和，沒有過分要求，甚至連善意批評都談不上。當時，環球時報主筆單仁平也認為“全社會應當建設性回應羅富和提案”。但是，第二年兩會，當局公佈的全國政協副主席27人名單上，羅富和不在其列。
幾年過去，中國網絡管控的實際情況如何，中國大陸境內翻牆的網民自然有數。每到政治敏感期，就連常駐中國的外媒機構和外資企業工作中使用的翻牆軟件，也經常遭受來路不明的干擾。
當前，中國網管的轄區從國內擴展到了境外。就精準度而言，近日因所謂“詆毀英烈”而遭到網上追逃的王靖渝事件顯示，公安人員可以在旅居海外的王靖渝推特上發帖二十分鐘內準確無誤地直搗重慶他父母住處抄家“執法”。有人說這是精準到家了。
2021年2月18日，在一次例行記者會上，當有記者問及中國外交推特賬號數量為何暴增3倍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反問道：“為什麼外國人可以使用中國的通訊平台，而中國人就不可以使用推特和臉書呢？” 有網民認為，這位發言人“問得好！”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到底誰不讓中國人使用推特和臉書呢？
田北俊：因勸梁振英辭職而出局
2014年，香港自由黨前主席、親北京的建制派人士田北俊由於批評時任香港特首梁振英而被解除了全國政協委員的職務。起因是，當年10月24日，香港發生雨傘運動期間，田北俊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即將淪落到不能管治的地方，他呼籲梁振英應該自行考慮辭職。
僅5天后，這個提議就導致這位香港政治人物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資格被撤銷，理由是他“公開發表不利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言論。”
2016年12月9日，梁振英召開記者會，宣布因為家庭原因而放棄連任。
2017年3月13日，梁振英尚未卸任就開始兼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至今。
歷史記載顯示，梁振英對於北京六四鎮壓的立場隨著他的政治生涯變遷而出現轉變。 1989年6月5日，六四開槍第二天，梁振英在香港多份報刊發表聯署聲明，“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二十年後，梁振英再被問到六四問題時，就沒有正面回應。據報導，2010年11月12日，梁振英出席香港中文大學的活動後，被問及當年強烈譴責中共的言論，他回答說：“對於這個看法，我沒有改變”，他把六四事件形容為“中國人的悲劇”。
劉夢熊：為人民鼓與呼，不做“鼓掌機器”
另一位出自香港的全國政協委員劉夢熊一度大力支持梁振英競選香港特首，但三年後他承認當初一時看走了眼，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拍錯手掌，燒錯炮仗，投錯票箱，撐錯老梁。”
劉夢熊只做了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就被下崗，而不像其他每年到北京參加兩會的港區代表委員那樣連任幾屆。
劉夢熊前不久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五年，一如既往地本著“是其是，非其非”的原則來履行職責，寧可只做一屆為人民鼓與呼的政協委員，絕不渾渾噩噩做四屆“鼓掌機器” 。
1948年出生的劉夢熊原籍廣東台山，文革期間當過五年下鄉知青，1973年游泳偷渡到香港。當時有不少大陸人冒險逃港，有些人還沒跑過邊境就被警察開槍打死。敢於冒險的劉夢熊到香港後一直從事期貨及外匯炒賣等高風險行業。
2019年6月爆發的港人發送中大抗爭運動中，劉夢熊一方面強烈反對港獨，另一方面公開支持香港抗議者並嚴辭抨擊北京打壓香港的自由。
劉夢熊對美國之音表示，他當年在北京開兩會的時候，一直採取就事論事的態度，認為“三聚氰胺毒奶粉氾濫成災的時候，大陸同胞用腳向香港投下信任一票，跑到香港搶購奶粉，是對香港的誠信體系、契約精神充滿信心的表現。”
2008年，中國爆發了毒奶粉事件，因食用摻入化工原料三聚氰胺的奶粉而患上腎結石的嬰幼兒病例多達三十萬。受害兒童家長、結石寶寶之家創辦人趙連海積極維權，得罪了利益集團，由原告變成被告，2010年3月30日，被北京市大興區法院以尋釁滋事罪名秘密庭審，判刑兩年半。
劉夢熊聞訊後認為趙連海遭遇了司法不公。他不僅在香港媒體上，而且在政協分組會議上發言批評北京市官府欺壓百姓製造冤案。
劉夢熊告訴美國之音，奇怪的是，他在這次會議上的尖銳批評發言沒有收入當天的會議簡報供會議傳閱，而是另外印了一張單頁，其實就是不想上報。
劉夢熊說：“會議也要求大家不要打橫炮。你歌功頌德，說堅決擁護，完全支持，認真學習這些表態就沒有問題了。這樣一種氛圍。但是正如李文亮醫生講的，一個健康社會不可以只有一種聲音。何況你黨中央本身也號召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呢。”
蔣洪：“兩會砲手”聲援批毛學者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是被稱為“花瓶政黨”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中央委員。他是為數不多的擔任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的敢言知識分子之一，在任期間幾乎每年都發出對時政的批評或建言， 被譽為“麻辣委員”、“兩會砲手”。政協十二屆全國委員會一次會議上，在選舉新一屆政協領導人過程中，蔣洪全投棄權票。
2017年兩會上，蔣洪為山東建築大學教授鄧相超打抱不平。 2016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當天，鄧相超轉發了數條諷刺毛澤東的微博，其中一條是：“如果他45年死，中國少戰死60萬。如果58年死，少餓死3000萬；如果66年死，少鬥死2000萬。直到76年才死，我們才終於有飯吃。他做的唯一正確的一件事就是，死了。”
當局隨後免去鄧相超山東省政府參事、省政協委員和濟南市政協常委等職，校方對他作出停職檢查、記過處分和強迫退休等處罰。
蔣洪教授在政協會議上要求全國政協重新審查山東省政協對鄧相超的處理。他曾經對星島日報表示，鄧相超“無非是在微博上對文革和之前黨的一些不正確的政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被政協和學校免職了。這其實對國家造成非常大的損害。 ”
這位敢言的政協委員還批評中國的財政預算“讓人看不懂”，抨擊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款用車的三公消費成為一大公害。直言人大製度“是橡皮圖章，我也有切身感受”。
蔣洪表示，雖然明知道提出有關鄧相超的批評建議不會有什麼結果，但“我還是要說，我的性格就是這樣。”
蔣洪委員的直率性格能保持多久，是個未知數。但是人們看到的是，鄧相超至今沒有恢復名譽，反倒是聲援過他的山東詩人魯陽去年卻因自拍的一段批評習近平的視頻而鋃鐺入獄。他妻子害怕當局報復，不敢接受外媒採訪。
知識分子委員敢言 當權者尷尬
在2017年的北京兩會分組討論“兩高”工作報告時，全國政協委員、上海社科院應用經濟所研究員張鴻銘發言批評“兩高”報告中隻字不提被嫖娼毆打致死的“雷洋案”、民辦歷史刊物被當局非法接管的“炎黃春秋案”以及“鄧相超案”。
張鴻銘和蔣洪在這一屆政協委員任期屆滿後都沒有繼續連任，與香港的劉夢熊一樣，屬於“平安落地”。
為什麼蔣洪、張鴻銘等一些“政治花瓶”裡的敢言知識分子還能得到中共當局的一時容忍，而黨內外其他知識分子如任志強、蔡霞、許章潤、許志永因“不知敬畏”和“妄議中央”要受到嚴厲打壓？目前無法找到合理的官方解釋。人們看到的是，習近平當局的一些說法與對知識分子批評意見的處理是自相矛盾的。
2016年4月26日，習近平在安徽調研期間對知識分子、勞動模範和青年代表說，知識分子有思想、有主見、有責任，願意對一些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他還強調，對來自知識分子的意見和批評，只要出發點是好的，就要熱忱歡迎，對的就要積極採納；即使一些意見和批評有偏差，甚至不正確，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寬容，堅持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
習近平和俞正聲所提到的“三不政策”是已故中共開明領導人胡耀邦對知識分子的不同意見提出的包容主張。後者因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而受到黨內保守派元老整肅，鬱鬱而終。他的死觸發了爭取民主的天安門運動。
在北京的獨立媒體人高瑜上個月對美國之音表示：對於中國的言論自由，現在是最黑暗的時候，比六四之後還悲觀。
回顧文革黑暗時期，國家主席、中共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手持憲法，面對毛澤東的紅衛兵為自己維權。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開除劉少奇黨籍，將他定為叛徒、內奸、工賊。表決時，人稱“女將軍”的中央委員陳少敏是唯一不舉手的代表，她因此而載入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