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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看點與價值今何在


中國總理李克強在北京人大會堂舉行的全國人大年度會議開幕式上講話。 (2021年3月5日)
兩會看點與價值今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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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3月,中國又迎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年會(簡稱“兩會”)的季節,中國共產黨控制下的中國官方媒體加大了有關兩會的正面宣傳力度。與此同時,兩會年會在中國公眾眼中的價值和意義則受到越辣越多的漠視和懷疑。批評者說,兩會先前呈現給中國國公眾的娛樂價值如今也大不如前。

官方的宣傳與中國的現實

1949年以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共當局聲言它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的是真正的民主,讓人民當家作主。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每年中共當局耗費數額龐大的資金召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但到底耗資多少一直是中共的國家機密。

2005年,中國國內有人通過一些地方政府零星透露的信息推算,當時中國每年用於召開各級人大會議的資金大約為50億元人民幣。中國官方對那一數字即不承認也不否認。官方也沒有公佈近年來的年度人大會議耗資多少。

此外,今年的兩會的保安措施空前嚴密。官方媒體早些時候報導說,全國“兩會”用車體檢須過37道關;兩會安保方案全面啟動,北京再開“三道防線”。這些額外的保安措施使今年的兩會耗資增加了多少目前也是中國的國家機密。

在2021年的兩會季節到來之際,中國官方媒體一如既往地展開了正面宣傳和歌頌運動。中國官方傳統媒體以及網絡媒體充斥著以下這樣的正面宣傳:

——2021年兩會前瞻:歷史交匯點上的中國信號(3月3日新華網)

——世界看兩會丨多國人士期待兩會傳遞令人鼓舞的信息(3月3日央視新聞客戶端)

——AI看兩會 | 從網友熱議話題看“十三五”民生成績單(3月2日央視)

——兩會調查結果出爐:依法治國、社會保障、鄉村振興最受關注(3月2日人民網)

然而,批評者說,這些官方宣傳充斥著言不及義的套話、空話、車軲轆話,缺乏實質內容,或對公眾所關心的話題閃爍其詞,遮遮掩掩,欲說還休,除了空泛的宣傳之外別無實質內容。

例如,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網在“兩會調查結果出爐:依法治國、社會保障、鄉村振興最受關注”這個標題之下說:“今年,選擇'依法治國'一詞的網友人數最多,這也是'依法治國'一詞自兩會調查開展以來首次登上熱詞榜榜首。這一結果展現出過去一年我國一系列法治建設舉措深入人心,也體現出全社會對'十四五'開局之年法治中國建設的關注與期待。”

批評者說,人民網以及中共控制的媒體對為什麼中國網民最關注“依法治國”的問題諱莫如深,迴避當今中國的現實,這就是,中共統治下的中國法治狀況近年來加速惡化,從中央到地方的中共機構一黨獨裁,有權任性,無法無天,甚至連中共自己推出的法律都肆意踐踏,但中國公眾對這種肆意踐踏法律的行為表示抗議就有可能被以“尋釁滋事”之類的口袋罪抓捕、起訴、判刑。

此外,中共當局還越來越大力推行中國特色的“法治”,動輒以經濟犯罪的名義打壓一些著名的提出批評意見的人士,其中包括對批評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做法的北京房地產商任志強實行抓捕和判刑,對當局打壓清華大學教授許章潤提出抗議的商人耿瀟男實行抓捕和判刑。

參政議政憲法權利可望不可及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資料照:中國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 (2013年3月5日)
資料照:中國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 (2013年3月5日)

但批評者說,中共所實行的所謂“人民民主”只是獨裁的別名,人民代表大會是一個名不副實的稱號,因為所謂的人民代表不知道是誰決定的,而且所謂的人民代表也不跟選民聯絡。任職時間最長的全國人大代表申紀蘭曾被譽為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活化石”。獲得過中共領袖習近平頒發的共和國勳章的申紀蘭曾經公開驕傲地說,作為人民代表她不跟選民交流。

許多中國人對人民代表大會與人民無涉、與人民參政議政無涉的局面感到無奈。這些人包括中國法律人謝燕益。

在今年的兩會到來之際,謝燕益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年我已經不太關注所謂兩會之類的東西或官方的一些什麼活動,因為所謂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過去從法律人的角度說,你說激情也好,熱情也好,責任感也好(我還是關注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年齡的增長,以及對政治現實的認識(就對兩會不太關注了)。我現在的真實狀態就是我不太關注了。我更關注的就是具體的、我們可以力所能及可以去關注的事情。”

謝燕益接著說,實際上關於兩會,他跟許多其他中國人一樣在製度,法律,政治,民生層面都有很多話可以說,但他個人覺得現在徒說無益,沒有太大的意義;他希望國家好,社會好,族群好,這個國家走向人權至上,和平,民主,法治。

在謝燕益看來,中國的境況好有賴於每一個人都承擔自己的一份責任;就他個人而言,在去年中國新冠狀病毒疫情又名武漢肺炎疫情期間,他曾申請信息公開;從法律層面而言,他也根據中國的有關赦免的法律提出監獄、羈押場所釋放在押人員以減輕疫情。

國情危急 人民代表鴉雀無聲

每年到了兩會開會的季節,中國官方媒體便開足馬力,大力宣傳某某人民代表或政協委員就人民關心的問題發表意見,提出建議。但批評者多年來抱怨說,這些官方宣傳的所謂人民代表的意見、建議、發言幾乎無一例外對中國人不得不面對的所有實質性問題不是完全迴避,就是插科打諢顧左右而言他。

批評者說,中國官方媒體和所謂的人民代表完全是中共當局的傳聲筒、應聲蟲,這種情況在去年武漢肺炎疫情發生和肆虐時暴露無遺;在中國各地因疫情告急、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全面受到嚴重影響之際,中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就跟齊刷刷地死掉了一樣,沒有一個人就當局是否隱瞞疫情導致疫情大擴散問題、或就當局以防控疫情的名義實行慘無人道的封城、不准疫區的人外出治病的問題提出任何意見。

批評者還說,在當今世界,中國是為唯一的一個以防疫為名禁止疫區的人外出尋求治療的國家,也是唯一的一個以防疫為名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禁止自國公民回國的國家。然而,對這些涉及中國人切身利益乃至生死存亡的問題,中國各級人民代表無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

在今年的全國人大和政協年會召開之際,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來自中國的作家和中共政權批評者盛雪表示,在中共的專制獨裁制度之下,兩會代表必定是中共的木偶。

盛雪說:“其實中共的兩會有點相當於它的一場政治的'春晚',所有的節目,所有的程序都是在這之前經過反反复复的挑選、審核、排練、排查,然後每一個也都是從各個方面經過了反覆的核准之後才走到最後這一步的。當它呈現在人們面前,呈現給世界的時候,它事實上所有的東西已經是一個成品。”

盛雪接著說,兩會跟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在農曆新年除夕舉辦的文娛節目春節聯歡晚會高度雷同又同質,因為春晚也是一層又一層的反反复复的審核、排查和排練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確保政治上萬無一失;隨著中共政權越來越強調政治,春晚越來越無聊;政治上的春晚即兩會也是這樣,只是更加無聊。

參政議政與一黨一人獨裁

中共當局官方發言人以及當局控制的媒體反复宣傳中國各地各級的兩會是中國人民參政議政的具體體現,是中國的人民民主和中共政權合法性的具體體現。然而,如今中共當局即當局控制的媒體又在反復強調所謂的“四個意識”(即“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做到“兩個維護”(即“維護習近平的中共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中國國內一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人士對美國之音說:當局如此強調“四個意識”,“兩個維護”,強調東西南北中黨政軍民學,黨是領導一切的,全黨服從黨中央,黨中央服從習近平,全國都要聽習近平的一錘定音,定於一尊,要按照“頂層設計”辦事,兩會代表敢說個不字嗎?既然如此,何必勞民傷財地擾民開兩會呢?把中共當局寫好的公報直接公佈不就好了嘛?

在今年兩會即將召開之際,中國退休的老資格記者高瑜表示十分懷念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兩會。她說,那時的兩會雖然也有嚴格和嚴密的政治控制,但畢竟還是有一點不同的聲音,讓中國人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未來發展抱有一線希望。

年近80的高瑜說:“1990年代,在討論三峽(大壩是否應當上馬建設的)時候,還有真正的人大代表當場站出來表示反對,是一個叫黃順興的來自台灣的代表,而且當場退出會場。那時候(兩會)還有個看頭,還能體現大會有民主,有不同的意見。”

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和社會的一些學者說,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兩會稍微有一點自由的不同意見表達,但那種令很多人感覺耳目一新並懷抱期望的自由曇花一現,後來的兩會則是一度以娛樂性而引人注目,如中共已故的獨裁者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以荒誕無稽的話語宣揚他的爺爺;因積極參與1989年6月鎮壓北京要民主反腐敗的和平抗議者而獲得天安門屠夫之稱的前總理李鵬的女兒李小琳出席兩會時大秀國外名牌時裝,並提出給所有的中國人建立道德檔案這種所謂的“雷人”提案。

一些批評者和觀察家指出,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技術的進步,中共政權如今實際上已經基本實現了李小琳當年提出的所謂“雷人”提案,即基本上可以按照中共政權的喜好精準地對中國人實行就業和出行控制了。

宣傳脫貧與製造貧困

在今年兩會舉行前夕,中共當局2月25日在北京舉行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宣布中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與此同時,習近平掌控下的中國官方媒體將脫貧和民生問題列為兩會宣傳重點。中國央視網3月3日發出報導說:“5年來全國兩會網友關注熱點話題進行統計分析,民生話題佔比最大,社會保障、脫貧攻堅、穩定和擴大就業等均是網友每年關注的熱點。”

高瑜表示,中國是一個大國,國情複雜,其複雜性的一個表現就是中共上面的官員大聲向全國、向全世界宣揚脫貧,但下面的官員卻千方百計製造貧困,許多人抱怨各地方官員或官員操控的打手整天到辛苦謀生的小商小販那裡尋釁滋事,掀翻打砸他們賴以謀生的攤子,全然不管商販的那一點點可憐的生計。

高瑜說,她本人實際上也是北京地方官員製造貧困的直接受害者,他的兒子本來工作得好好的,但北京公安局硬是逼迫他的雇主解僱他,使她全家失去生計,從而硬生生地在北京市製造出一個貧困戶。她表示,根據她多年報導中國新聞的經驗判斷,她這種情況在中國不可能是特例,更不可能是唯一特例,無怪乎中國國內外有那麼多的人對當局宣布的脫貧目標和成就感到懷疑。

來自中國的作家和人權民主活動家盛雪說,中共作為一個統治集團已經僵化於獨裁專制,難以改革。例如,中共政權每年耗費巨資舉辦兩會,2005年的粗略計算為50億元人民幣,現在則不知多少億,中共的製度決定了它只能浪費濫用民脂民膏,不能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不能用這樣的資金會用來改善民生,比如改善教育,改善醫療。

盛雪說:“中共最高當局,比如說習近平某一天希望啟動某種程度的、某種形式的改良,我相信中共現在的整體上的製度上架構已經無法給他這樣的空間了。”

習近平2月25日在北京舉行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發表講話稱,他治下的中國“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鉅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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