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名病毒學家張永振表示，他的團隊已被允許重返實驗室，恢復科研活動。這位為人類抗擊新冠疫情做出了卓越貢獻的科學家因未經中國政府批准而率先對外公佈新冠病毒基因組序列而在過去幾年裡“麻煩”不斷，甚至一度被趕出自己的實驗室而不得不露宿在實驗室門口抗議。
5月1日凌晨，張永振在自己的微博上表示：“經上級相關部門協調，現初步同意先恢復我們實驗室的正常科研活動，目前團隊成員暫時可以自由進出實驗室。”
他拿到了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簡稱：上海公衛中心）的新制門禁卡，他的學生也可以進入實驗室繼續科研活動。
雖然張永振不用再通過睡在實驗室門口的方式抗議研究團隊突然被通知要在兩日內搬離實驗室，但是對於這樣一位全球知名的病毒學家竟遭到如此對待的討論卻沒有終止。
發佈新冠病毒序列後工作受阻
在新冠疫情的最初期，張永振即開始著手對病毒的基因組序列進行測序。他研究了於2019年12月26日入住武漢中心醫院的一名患者，並很快在2020年1月5日獲得了一個完整的病毒基因組序列。
在立即將這一結果報告給政府相關部門的同時，他也向GenBank這一個公開的序列數據庫提交了自己的研究結果。1月11日，他研究出來的新冠病毒(SARS-CoV-2)的全基因序列向全球公佈，這為全球的科學家與政府機構迅速應對新冠疫情奠定了基礎。他的這一貢獻在國際社會廣受讚譽，並因此入選《自然》(Nature)雜誌2020年度十大人物，還被《時代》(Time)雜誌評為2020年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人之一。
據《財新網》的報導，在2020年1月5日完成基因序列後，上海公衛中心當天立即上報中國國家衛健委，並建議當局採取措施防止病毒擴散。但一直等到1月11日，當局仍未採取行動，團隊才決定向全球公開病毒測序結果。2019年12月底，已經有不同基因測序團隊或公司測出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並上報衛健委，但張永振團隊是將該資訊向外界公開的第一人。
根據《南華早報》2020年2月的報導，在病毒基因序列公佈後的第二天，當局就以“整改”為由關閉了張永振帶領的實驗室。張永振團隊四次申報要求重開實驗室，但都沒得到回覆。
美聯社報導稱，此後張永振遭遇一系列挫折和打壓，他被禁止與一些前研究夥伴合作，並被解除了在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職務。
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講述新冠疫情在中國是如何爆發並失控的《武漢》一書作者楊大利對美國之音表示張永振的遭遇可能與他向海外公佈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有關。
“張（永振）先生肯定使用了內部傳達的途徑，但是兩方目前都沒有公開說什麼。但，是的，張先生看起來在為他的獨立性付出代價。”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說。
不少網民也猜測張永振對新冠病毒測序的公開與中國政府在2020年1月早期的官方敘事不同，是他從那之後就“被針對”的原因。
知名學者被“踢皮球”
張永振原本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簡稱：中國疾控中心）的一名研究員，後與上海公衛中心簽訂了一份有效期為五年的協議。
根據他個人於2021年12月31日在微博發佈的內容，他於2017年應上海公衛中心的邀請前往參觀交流，達成初步意向，並於2018年3月被上海公衛中心及復旦大學聘任為兼職教授，期間發佈了許多重量級的研究成果，在國際上飽受讚譽。
在微博上不斷為張永振發聲的“藏狐君”在此條微博下回覆道：“張老師從2020年從中疾控“被離職”后，上海衛健委也不讓他在上海公衛中心入職。導致他現在還只是個臨時聘用人員。這可能是上海學術界的最牛臨時工吧。”
2020年10月23日，上海市公衛中心擬錄用人員公示中出現了“張永振”的名字，公示時間為2020年10月23日至2020年10月29日。但張永振表示，自己的入職手續一直沒有完成，上海公衛中心也沒有給他繳納五險一金，導致他在那段時間裡連看病都無法使用醫保。
根據張永振學生發佈在微博上的題為《捍衛我們的科學權利，抗議范小紅迫害科學家》的文章，上海公衛中心拖欠共計約700多萬元的科研經費，和共計300多萬元的勞務費和科研獎勵等。
2022年11月，上海公衛中心在認為合同到期後給中國疾控中心發去了針對張永振的《退檔函》，但中國疾控中心在《復函》中表示“張永振研究員已不屬於我所在編人員，我所無理由接受此人事檔案”。張永振被兩家機構同時“踢皮球”。
張永振後受聘於位於廣州的復旦大學粵港澳大灣區精准醫學研究院。但他在微博表示，他團隊成員陳燕玫與公衛中心續簽了協議。而要求在兩天時間內搬離一間生物安全防護三級(P3)的實驗室，也會有病毒洩露的風險。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嚴忠對美國之音表示，張永振博士所經歷的事情是個人、制度和政治因素複雜的互相作用的結果，而不是他因自己與Covid-19相關研究或發佈病毒測序而受到“懲罰”的簡單案例。
他總結了幾個可能導致張永振目前處境的因素：“張永振在上海公衛中心的招聘流程不完整，這將他置於了‘事實上失業’的研究員這樣一個不穩定的位置；上海公衛中心領導層的變動，特別是新的領導的任命，無疑使他的處境更加困難；他決定加入廣州的一家研究機構可能進一步加劇了他與上海公衛中心的關係的緊張。”
但芝加哥大學的楊大利教授仍然認為，張永振的遭遇並不尋常。“通常情況下，有名的研究員離開機構時，人們會努力安排順利的交接，和未來持續的合作。而且在這個情況下，他仍然有團隊成員被上海公衛中心雇傭。”他說。
研究人員遭到官僚主義的挑戰
記者採訪到了一名與中國政府有許多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往來的知名華人醫生。該醫生擔心接受採訪會影響自己在中國的項目開展而採用匿名。
這名醫生帶領著美國專家，從約二十年前開始和中國衛健委與幾所知名大學的醫學院進行合作，向中國方面傳授先進的醫療知識。但近年來，隨著美中關係的緊張，他感受到了開展純粹的醫學交流變得越來越困難，很多時候，專業知識要為意識形態讓路。在醫學領域，專家並沒有絕對的話事權，“有話事權的一把手，往往是行政人員，不是最頂尖的醫生。”
他也認為張永振從2020年1月之後的遭遇很可能與他決定獨立發佈新冠病毒測序而不是等待官方發佈有關，這可能和政府當時計劃中的應對措施並不一致。
楊大利教授在新書《武漢：中國的新冠疫情如何失控》中詳細解讀了中國對於早期在武漢爆發的新冠疫情的應對措施。他在書中提到了疫情早期的2019年12月，中國的專家應對及時，但政治因素和官僚主義阻礙了信息的流動和共享。
他告訴美國之音，在新冠疫情之後，中國政府也試圖從中汲取經驗和教訓，特別是在加強臨床醫學與公共醫療體系的整合方面。“但因為官僚主義和政府結構，這樣的整合並不容易，特別是在政府內部，有許多層不同的行政級別，”他說，“有些問題已經被注意到，但是能進行的改革目前非常有限。”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黃嚴忠表示，張永振的經歷並非獨一無二，它反映了中國學術研究行業更廣泛的系統性問題。“在行政主導的體系中，中國研究人員沒有美國同行那麼多的自主權，他們中的一些人在進行研究時可能會不斷面臨應對複雜官僚機構和權力動態的挑戰。”他說。
網民支持張永振
一名於2020年初在防疫第一線工作的武漢醫生第一時間在微信朋友圈和微博轉發了張永振睡在實驗室門口的照片和他的學生起草的文章，並持續發佈這起事件的進展。
他說自己轉發的微博中有幾條不見了，因為擔心話題敏感，他原本不願接受採訪，但最後還是決定表達一下對張永振的感激：“我很感謝他四年前所做的一切，有了病毒測序，我們醫生才能考慮用什麼治療方案，科學家才能研究疫苗。當時疫情發展這麼快，如果他不及時發出來，而是拖個一段時間，疫情會不會更嚴重，我不敢去設想。”
詞條“病毒學家張永振和學生仍圍坐門口”最高達到熱搜榜第四名，在數萬條討論中，絕大多數的評論也都是支持張永振的。網民們認為，讓這樣一位做出過巨大貢獻的科學家，一名老人被迫睡在實驗室門口，會讓許多科研工作者都寒心。
目前，張永振的遭遇已經得到了中國媒體的廣泛報導，他在實驗室門口抗議的圖片和微博帖文仍然可以搜到，可見輿論的持續高度關注有所助益。他的一部分訴求也暫時得到了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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