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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國為何以空前力度打壓獨立記者?


澳中外交關係惡化,2020年9月8日澳廣駐京記者比爾·博圖斯擔心被捕離開中國抵達悉尼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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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的年度調查,中國在2020年連續第二年成為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另外一家國際記者組織“無國界記者”(RSF)的報告顯示,中國政府在2020年抓捕了117名記者,其中三分之一為公民記者。多名曾前往武漢報導疫情的公民記者仍然在押、面臨受審或被失踪。

此外,外籍記者以及為外媒工作的中國媒體人員也受到了中國當局的打壓和迫害。2020年歲末,中國當局又拘捕了曾為紐約時報工作的獨立記者杜斌,還以涉危害國家安全為由拘留了一名為彭博社工作的中國員工。

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統治下,中國新聞自由的前景日益黯淡,言論審查越來越嚴厲。中國當局為什麼要變本加厲地打壓獨立媒體記者?這將對中國的新聞媒體行業和公民社會產生什麼樣的深遠影響?

旅德資深時政評論作家長平表示,中共為控制媒體,長期以來已經把對媒體的管制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而精細的系統性工程。在習近平治下,中共就像“戰狼外交”一樣,主動選擇了以粗暴的手段對待媒體記者。

他說:“中共的媒體管制是一個龐大的精細的系統工程。從行業准入、資格審查、幹部管制、審稿流程、經濟懲罰,到現在的數字化監控,有一整套完整的製度。因為記者出現不聽話的情況就可能失去工作。如果他想要獨立思考,獨立報導,那他就可能已經成為異議人士了。在這種制度環境中,中國暴力對待記者、關押記者的情況越來越多,顯示了專制權力已經完全不受控制,為所欲為了,非常嚴重。跟戰狼外交一樣,它是中共的主動選擇。可以說是在可以選擇平和地嚴格控制和暴力對待記者的前提下,中共主動選擇了粗鄙和暴力。”

英文網站“改變中國”(ChinaChange.org)的創辦人、編輯曹雅學表示,中共對記者的打壓始終沒有停止過,但今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很多公民記者比如方斌、陳秋實和張展都被打壓和迫害,這使得今年的情況顯得更為嚴重。

她說:“(中共)對記者的打壓始終沒有停止過。90年代到2000年頭10年,市場化媒體還有一些空間的時候,後來一些大的網絡門戶也有自己的記者的時候。我們不斷看到有好的媒體、好的記者,在中國有相當的新聞的空間。但是每一次事件都會有一個打壓的,像割韭菜一樣,這樣慢慢地就銷聲匿跡了。我們注意到今年有三分之一記錄下來的被抓的記者都是公民記者。也就是說他們都不屬於任何媒體,還有一部分是外媒記者。真正來自中國媒體的記者並不多,因為已經沒有這樣的記者了。所以你看方斌、張展、陳秋實,這個是和武漢肺炎相關的。郝勁松、杜斌他們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新聞記者。所以不光是記者還有網民發新冠肺炎的消息,發其它信息的消息被抓被判刑的情況。所以我也沒有覺得它是今年突然加重了,或者特別明顯,每年如此。這幾個機構的記錄,中國每年都是倒數第一、第二。”

除了對獨立記者的打壓力度空前以外,中共當局還利用其龐雜的宣傳系統對信息進行重新解釋和包裝。《紐約時報》引述“中國數字時代”的創始人蕭強的話報導說,“(中國的新聞審查)不僅僅是為了刪除某些內容。他們還有一個強大的機制來創造敘事,並能有其龐規模瞄準任何目標。”

旅德資深時政評論作家長平對此表示認同。

他說:“在中共的宣傳體系裡,議程設置變為輿論引導。輿論引導不一樣的地方是它不僅決定人們想什麼而且要求人們怎麼想。通過輿論引導,輿論審查的要義就不再只是信息的封鎖,而是對信息解釋權的爭奪。奪得到信息的解釋權,中共就不像想像的那樣害怕更多的信息的進入。同時中國也在輸出對於信息的解釋,關於中國的特殊性和中國模式;關於生存權和發展權是首要的人權;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也被外國很多學者和普通民眾所接受。從中國數字時代網站收集的大量的詞條,我們也可以看到,這些議程設置、話語從述是如何用什麼'主旋律'、'主流意識形態'、'正能量'、'厲害了我的國'、'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給反華勢力遞刀子'到什麼'正確集體記憶',林林總總,深入到各種細節。或者說各種細節都有各種角度,正如網民調侃地說這個雞蛋很真難吃。馬上就有人反駁你,隔壁的雞給了你多少錢?再難吃也是自己的雞下的蛋,憑什麼說它難吃?或者你說我感覺今年北京有點熱,馬上就有人說,華盛頓熱你怎麼不說?北京那麼多積極正面的地方你都不提,為什麼只提天氣?我看你是屁股坐歪了。說什麼都別有用心。總體上說中共宣傳成功地做到了,上訪就是鬧事、上街就是騷亂、揭露就是造謠、理論就是煽動、批評就是顛覆、一提美國就是賣國、一說台灣就是分裂、維權就是抗法、反抗就是暴亂。”

儘管如此,“改變中國”網站創辦人曹雅學仍然對中國未來能出現更多像張展、陳秋實、方斌這樣的有正義、有正氣的公民記者感到樂觀。

她說:“方斌、張展、陳秋實他們都是時事英雄。有了這樣的'事'了,他們感到有一個驅動,有一個責任,他們就去了。所以我們永遠會看到這樣的公民記者。他們也知道自己的危險,他們並不是不知道。所以在習近平之下,這樣的英雄…我說'英雄'並沒有什麼高大上的意思,'英雄'是說在這個時候他知道危險而站出來,這就夠了,這就是一個'英雄'的定義對吧。在習近平之下,氣氛的確是嚴酷了,而且我甚至覺得會更加嚴酷。所以談不上有什麼信心,但是我對人、對人性,是有信心的。我相信中國那麼多的人口當中,在特殊的時候,總會有人站出來去彰顯人性的勇敢和高貴。使得我們所有人都帶上他們的一點高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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