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初中國武漢爆發新冠病毒大流行，到當前疫情又重現上海、北京等大都市的兩年多來，中國當局以各種方式繼續干擾、攻訐國際媒體正常新聞報導工作，打壓自媒體，抓捕公民記者，恐嚇報導真相的記者和敢於說實話的民眾，並且製造、散佈虛假信息，致使媒體環境不斷惡化。公民記者張展等自發報導武漢疫情和其他地方官員瀆職災害的人士，為向社會大眾傳播信息作出了積極貢獻，卻因遭受當局嚴酷壓制和迫害而付出了沉重代價。觀察人士認為，攸關習近平能否順利進入第三任期的中共20大之前，這種惡劣的媒體環境和騙人的官媒宣傳恐將愈演愈烈。
評論：黨媒報導掩蓋疫情
2019年末，面對突如其來的武漢不明肺炎疫情，中共當局沒有及時向社會大眾通報示警，反而將當時在同學微信群提醒群友注意防範薩斯傳染病毒的李文亮醫生等8名醫務人員當成造謠傳謠者傳喚到公安機關訓誡，並在黨媒央視連續滾動播報一篇充滿不實之詞的新華社通稿，把疫情吹哨人戴上造謠者的帽子，人類錯失了防控這場災難的關鍵黃金期。
在北京的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高瑜指出，央視竟然，所有的黨媒都跟上了，主要是央視，把李文亮8個醫生定為謠言的散佈者。這就是完全配合了中央，就是貽誤疫情，使得這個疫情先在武漢擴散，後來武漢的措施又是500多萬人散到全國和全世界造成了武漢疫情的擴散。
方方日記被指給敵對勢力“遞刀子”
武漢疫情爆發後，在公眾亟需了解情況、掌握明確信息之時，中共黨媒和官宣仍然重複採取報喜不報憂的套路，禍及全人類的直到中國當局奉為“天條”的防疫“清零”政策在釀成無數次生災難。
高瑜說：“對於那個防疫措施非常不人道的，顧不上的，死在家的，死在路上的，躺倒在醫院的走廊裡的，這些一概沒有報導。不過，武漢在當時啊，還有一個作家方方。”
這位體制內的知名作家所寫的《方方日記》在個人微博航記錄武漢封城期間她親身經歷或耳聞目睹的各種艱辛和磨難，基本上都是官媒忽略或避免提及的事實。這部紀實作品在海外出版時，作者受到了官方和一些民粹網民的指責，被指“給敵人遞刀子”。她的微博一度遭禁言。
高瑜表示，當時似乎只有兩家媒體報導方方日記，一個是財新網，一個是海外大外宣的多維新聞。
公民記者遭遇打壓噤聲
與此同時，張展、方斌、陳秋實、李澤華等在武漢封城期間冒險進行實地採訪報導的多名公民記者相繼受到官方懲處和打壓。
前中國青年報冰點副刊編輯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表示，公民記者曝光極端防疫措施引發的次生災害而受到抓捕問罪，就是官方封鎖信息之舉，以疫情為由，把居民樓變成牢房，把小區變成集中營。
出生於大興安嶺地區、畢業於黑龍江大學法學院的陳秋實在強迫失踪超過一年後獲釋，李澤華在失聯數月後露面，兩人都疑似遭限制言論自由。
張展和方斌目前仍在獄中。張展被起訴和判決的罪名是惡名昭彰的口袋罪“尋釁滋事罪”。張展被捕後及在庭審期間堅決不承認有罪，絕食長達數月，嚴重損傷身體，一度傳聞生命垂危。
一直關注張展和其他繫獄活動人士的流亡英國的人權倡導者王劍虹告訴美國之音，張展的家人也在上海處於封鎖中，但哪怕連與張展通電話的機會也沒有。她表示，兩年多前張展從上海前往武漢實地報導疫情，曾像先知一般批判“威權防疫”踐踏人權的危害，為武漢民眾發聲而獲罪。
如今上海在中央指令下執行過度防疫的清零政策，重演武漢的人道悲劇。王劍虹說，“人心中有一桿秤。”
王劍虹對張展當前的處境和健康表示憂心。她表示，“封城中上海，物資嚴重缺乏，監獄中服刑人員所受影響程度可以想見。最近被捕的湖北公民陳劍雄，上次服刑經歷過2020年湖北疫情，他說過因物資短缺，伙食非常差，連鹽都沒有。“
法輪功人士、民營企業家方斌的情況目前外界知之甚少。王劍虹今年早些時候發推說，方斌現被關押在武漢江岸區看守所，已被起訴，罪名不詳。她還表示，方斌家人至今為收到任何法律文書。
李大同指出，當局抓這些敢於冒著生命危險揭露真相的公民記者，就是為了封鎖信息。
網管刪帖封號 微信群自有對策
就在這些公民記者在武漢封城之初到現場採訪拍攝報導之時，據中國官媒報導，中國特有的網警和網管們也在忙著加緊刪帖。
人民日報2020年4月4日報導，奮戰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網絡安全監測戰線上山東泰安市網警李弦農曆新年前夕連續加班3天，因過度勞累突發腦溢血倒在工作崗位上，電腦屏幕上記錄著最後一份工作日誌：“發現網上疫情虛假信息11條，累計處理問題信息360條”。
不僅網警嚴密監控，微信微博的網管也對敏感內容實行審查監督。一些關注時政和社會議題的微信群被封，封了再建，建了再封，如此貓捉老鼠遊戲式的循環多達五、六十次。
資深媒體人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一“封建”現像已成中國網絡空間常態，人們都習以為常，會用一些聰明巧妙的方法應對。
他認為，封網封群封號是當局沒有自信的表現，沒什麼了不起，只要想知道，依然可以在微信群中得到充分完整的資訊。
網民收集備份被刪網文 兩人“被尋滋”判刑
2021年8月，民間網站“端點星”創辦人陳枚和蔡偉以所謂“口袋罪”尋釁滋事被判監禁1年3個月。當時，他們被關押一年多。這兩名公益志願者在他們創建的網站上備份遭到微信、微博等中國大陸平台刪除的文章，呼籲公眾一同對抗網絡審查。
端點網站收錄了中國高校性騷擾、佳士工人維權運動、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等議題的文章。
武漢疫情爆發後，該網站收錄了約100篇被刪除的報導與評論文章，包括紀念“吹哨人”李文亮的文章，以及第一個發出新冠疫情警告的武漢醫生艾芬於2020年3月10日接受“People”雜誌的採訪。端點星案被認為是民間人士因記錄備份與武漢疫情有關的敏感信息而觸怒當局的案件。
上海封城 民怨四起
北京當局早在一年八個月前就舉行了抗擊疫情勝利表彰大會。但是去年秋冬和今年春季西安、深圳、武漢、上海和北京疫情烽煙再起，被拔高為可反映民主自由與專制集權兩種制度孰優孰劣的“清零“政策激起了各地民眾、尤其是上海市民前所未有的抱怨和抵制。
反映上海市民和基層公務人員強烈不滿和迷惑不解的六分鐘錄音剪輯視頻《四月之聲》就在遭到網管迅速屏蔽之前已經傳遍中國網絡。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有些上海網民上傳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歌詞，其中第一句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也遭到網管刪除。
有評論認為，許多上海人在長達一個多月的疫情封控期間出現的絕望呼聲和歌聲讓北京當局恐慌。
人權活動人士王劍虹發推說，發表給市委書記公開信、呼籲立即放棄清零政策的上海律師彭永和失聯。王劍虹還告訴美國之音，發表《為民請命書》的上海浦東居民季孝龍據傳5月1日被當局人員帶走。
高瑜對美國之音表示，上海封城封樓造成的次生災難相當慘重，有些居委會把蔬菜水果等食物爛掉也不發給居民，有人跳樓、饑民敲盆，而國家領導人孫春蘭居然在高樓頂層平台擺拍視察疫情，但是官媒對這些事情一概不報導。
王思聰微博清零 多維新聞停播
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之子王思聰不久前因為微博批評上海防疫中極端清零政策的危害，其擁有兩千多萬粉絲的微博賬號遭清零。
被認為配合中共大外宣的海外中文媒體多維新聞今年四月宣布停業關閉。
多維名為海外媒體，實際上總部早已從紐約遷到北京，一向被指對中共“小罵大幫忙”。該機構突然停止運營，是否與報導上海疫情的負面新聞有關，還是屬於中共20大前對媒體環境的清理整頓，觀察人士有多種猜測。
李大同認為，中共的宣傳和媒體環境在習近平爭取連任的20大前只會越來越差。
西安版方方日記《長安十日》遭下架
今年年初，家住西安的獨立媒體人江雪發表的記錄當地封城情況的“長安十日”被比作是西安版的“方方日記” ，引起國際關注。
這篇批評不人道的過度防疫措施的紀實文章，也在中國輿論場引發熱議，連黨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也呼籲應該容許這種聲音存在。
他寫道；“我認為這是我們社會對待批評應有的開放和包容。我相信，幾乎沒有人希望中國互聯網上只有一種聲音，包括江雪大部分最激年烈的批評者們。”
不過，這篇引發爭議的紀實文章一度在中國網絡遭下架，胡錫進的相關評論也在其微博和微信公號消失。
翻牆違法？少數人有特權？外媒採訪難
近年來，不時有中國網民因翻牆瀏覽外網信息內容或發帖留言評論而遭警方傳喚、喝茶，甚至抓捕。有人因為翻牆收聽收看美國之音等外國傳媒的新聞而被當局警告。有上海的知名國際關係學者告訴美國之音，當局禁止個人接受外媒採訪，也不可以匿名受訪。有活動人士被告知，不得接受VOA採訪，否則會有麻煩。
而胡錫進和幾名外交部發言人一樣，擁有普通中國人禁止登錄的海外社交媒體賬號。他們經常翻牆發送一些經不住推敲的言論和配合中共大外宣的虛假信息。例如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推特上表示，“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並在例行記者會上稱，“包括你們這樣在座的外國記者，能夠在抗擊疫情期間生活在中國，你們就偷著樂吧。”
事實上，近兩年來，中國外交部未能批准新的記者證件給多名期待赴任的外國媒體（包括美國之音）記者，以疫情或地緣緊張局勢為由。
外國記者協會：在華報導環境更趨惡化
駐華外國記者協會（FCCC）今年1月31日發布報告說，駐華外國記者在報導中國的過程中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障礙”，其中包括人身攻擊、騷擾、威脅、網絡黑客攻擊、網絡噴子的言語攻擊和簽證拒簽。
報告稱，2021年，駐華外國記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99%的外國記者在調查問卷上表示，中國的新聞報導環境達不到國際標準。報導新疆問題幾乎成了所有駐華記者的“終極難題”。該報告稱，88%的赴新疆採訪的記者表示，明顯受到了跟踪。
2021年7月下旬，鄭州一個隧道入口處的水災現場附近，有西方媒體記者遭到一些便衣人員圍攻和騷擾。另有一名來自西安的青年用無人機拍攝災情，被一夥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圍毆。打人者身穿的黑色體恤衫袖口有統一的微型五星紅旗標誌，據信這類不明身份人員通常是官方組織的社會邊緣的閒雜人員，俗稱“小混混”，用來在維穩現場充當打手，製造恐怖氣氛。
FCCC的報告指出，國家支持的針對外國記者的攻擊，尤其是網絡噴子攻訐活動，使留在中國的記者越來越難以開展業務。這種攻訐活動在中國公眾培養了不斷強化的感覺，即外國媒體就是敵人，直接助長了線下暴力和對現場記者的騷擾行為。
長期以來，中共官方的對國內宣傳不斷表示“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通常會把任何國內風波、社會問題或負面事件甩鍋給境外敵對勢力。例如，一些中國媒體炒作新冠病毒是美國實驗室產物，美國軍人在參加武漢世界軍運會時傳播了病毒，許多中國民眾信以為真。
在北京的資深媒體人李大同認為，中共的宣傳只能騙騙那些腦殘的人，而清醒的網友不會上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