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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彤憶文革:習仲勳是毛澤東“大大的受害者”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文革”中被批鬥。(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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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適逢中共建黨一百週年。今年也是毛澤東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文革)55週年。北京當局為了配合正在大力宣傳的中共一百年來走過的“光輝歷程”,在新近推出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刻意淡化、粉飾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災難,卻著力彰顯文革期間取得的“偉大成果”,並突出宣揚“習近平新時代”的“中國夢”,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外界對文革加速還魂的質疑和擔憂。而對於將數十萬知識分子打成右派等歷次殘酷政治鬥爭、工業“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等激進共產主義運動導致數千萬生命餓死的“大饑荒”、和1989年的“六四屠城”等值得人們深刻反思的歷史悲劇,官方宣傳則或輕描淡寫,或列為禁忌,儘管中共黨媒一再強調要“以史為鏡”,“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

在這一背景下,原中共中央委員、1989年北京武力鎮壓學生運動前曾擔任趙紫陽政治秘書的鮑彤最近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回顧了葉劍英元帥近45年前對文革作出的評價。他還回憶了對文革結束後重新擔任領導職務的中共元老習仲勳的印象,以及毛澤東以“利用小說反黨”的罪名迫害習仲勳的一些往事。

以下是鮑彤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記錄。採訪內容只代表他個人的觀點。

記者:在(中共)建黨百年的歷程中,文革這段歷史,您是怎麼看的?

鮑彤(資料照片)
鮑彤(資料照片)

鮑彤:不知道中共中央對這個問題(結論)有沒有改變。我記得在幾十年前,是把它說成史無前例的浩劫。史無前例,就是超過以往歷史,三皇五帝、盤古開天闢地以來中國從來沒有過的大災難。當時的中共中央大概是這樣來評價的。當時這個評價最初提出來的人,大概是葉劍英。我的印象,我的記憶,是葉劍英一開始最早把它說成是史無前例的浩劫。後來我記得這是官方一貫的評價。至於現在是不是還站得住?就我幾十年以前記得葉劍英評價過,說這是史無前例的浩劫。

如果現在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同意葉劍英,那麼我想,這個評價應該不會改變。如果他認為葉劍英是在胡說八道,那麼我看他對文化大革命將會作出他自己的評價。到底怎麼評價,我不知道。我等待著閱讀、學習最高領導人關於(中共建黨)一百年的大文章。

中共前領導人葉劍英(左二)和胡耀邦(右二)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趙紫陽(右)與鄧小平(左)坐在後一排座位上。
中共前領導人葉劍英(左二)和胡耀邦(右二)在1982年的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趙紫陽(右)與鄧小平(左)坐在後一排座位上。

記者:前幾年把這個教科書改了,錯誤發動,把“錯誤”兩個字去掉了。把文革的歷史錯誤說成“艱辛探索”。(現在)又改回來了,又把它說成一場“內亂”。這說明了什麼呢?

鮑彤:我認為這個反反复复並不是說明中共最高領導人動動搖搖。我認為這是一些耍筆桿子的人在那裡舞文弄墨,吃飽了飯沒事幹,幹這種事。我認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始終是堅定不移的。但是,他那些耍嘴皮子的人,他嘴巴要動動。所以,他不斷地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說,也沒個準頭。不值得一提,不足為奇呀。

記者:習仲勳老先生在毛澤東統治下一直被列為鬥爭對象,“利用小說反黨”,等等,還坐牢那麼長時間。文革時他又被群眾拉出來游鬥。這個照片裡面都有,有圖為證。原來的葉劍英或者歷史文件的定案,您覺得會把它翻過來嗎?他有這種想法嗎?或者應該這樣做嗎?

鮑彤:這個我不知道。習仲勳老先生,我的印像是,1962年在北戴河吧,開開會。本來他是國務院副總理,負責文教工作。1962年夏天,就是毛澤東突然講起來階級鬥爭形勢、矛盾。講了幾句話,批了幾個人。我記得當年批了鄧子恢,批他包產到戶。批鄧子恢,實際上批了兩個人-----劉少奇跟鄧小平,因為劉少奇和鄧小平在北京支持鄧子恢包產到戶。毛澤東假裝不知道,跑到北戴河去,批的是鄧子恢。沒點劉少奇跟鄧小平的名,所以劉少奇跟鄧小平就逃過一劫。

文革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1962年),左起:朱德,周恩來,陳雲,劉少奇,毛澤東,鄧小平,林彪
文革前的中共政治局常委(1962年),左起:朱德,周恩來,陳雲,劉少奇,毛澤東,鄧小平,林彪

還有一件事,就是對國務院不滿意,對書記處不滿意。因此他在北戴河講,現在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叫做計劃委員會,是李富春。還有一個獨立王國是中央組織部,就是安子文。他點的是這兩個人的名。他講李富春,實際上講的是周恩來。他講安子文,實際上講的是鄧小平。這件事後來他又不再提了。李富春、鄧小平趕快檢討,趕快緊跟嘛。這個事情就完了。這是北戴河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在北戴河開開會,康生又提出來了。康生為什麼提出來呢?是雲南省委書記閻紅彥揭發,說現在有一個叫作劉景範,是劉志丹的弟弟。劉景範的夫人寫什麼西北的鬥爭,這個東西不是給高崗翻案嗎?好像這個東西還有習仲勳支持。閻紅彥這麼一揭發,康生寫了個條子給毛澤東,說有這麼件事,說是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還是一大什麼東西。毛澤東就火了,就說了一通,就是說有一個反黨集團,叫作習賈劉反黨集團,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他說是彭高饒(彭德懷、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是總公司,分公司叫作習賈劉,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這就是要整習賈劉了。

所以從1962年,我的印象,1962年以前習仲勳在北京的生活還好過。1962年以後,日子就不好過了,就審查了。大概審查了三年。1962年審查到65年,然後分配工作。把副總理習仲勳同志分配到洛陽什麼工廠(礦山機器廠)工作。我印像是這樣。1962年到65年是分配了。65年以後嘛,文化大革命了,那整得怎麼樣我就不清楚了,因為我自己也在挨整,我弄不清楚習仲勳同志後來情況怎麼樣。

後來好像是1980年或者79年,他重新出來到廣東當第一書記。當時廣東第一書記是習仲勳,第二書記才是楊尚昆,(後來的)國家主席楊尚昆是第二書記。當時我記得是這樣。後來(習仲勳)調回來了。調回來就當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書記處第一書記是胡耀邦。胡耀邦如果不在,離開北京到別的地方出差,那麼北京的工作就由習仲勳老人主持。

習仲勳老人是非常和氣的人。見到人,隨便什麼人,哪怕我這樣的年輕人,哦對,現在我老了,也八九十歲了。當時我年紀輕,見了我也點點頭,握握手。他非常隨和的,見到哪個人都拱拱手,說你好你好,非常隨和。

習仲勳文革後恢復名譽重返北京工作期間會見客人時留影
習仲勳文革後恢復名譽重返北京工作期間會見客人時留影

他特別重要的就是,他說:我主張,中國要有一個法律。這個法律應該是保護不同意見。他提出這個意見,使我肅然起敬。我覺得中國的問題沒什麼了不起,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見。習仲勳說,中國就是要立一個法來保護不同意見,我認為這抓住了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這個問題解決了,我看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大家也心情愉快了,也沒有恐懼了,政府言路也開通了,民情也能上達了,領導也不會昏頭昏腦了,我看中國政治就清明了。一句話,只要能夠保護不同意見,中國一切問題統統解決。所以我對習仲勳老人是欽佩的。他這一句話,可以解決中國一切問題,沒有一個問題不能解決,比人家千言萬語還好。

記者:習仲勳他們家也是遭受迫害的,在文革期間,對吧?

鮑彤:對,至少整他13年嘛。1962年到65年。文化大革命他又倒霉了。文革十年,他(挨整)也是十年啊。

記者:他們家也是文革受害者,或者極左路線的受害者。他們家深有體會嘛?

鮑彤:對。肯定他家裡是大大的受害者。是毛澤東的大大的受害者。如果文化大革命十年,他父親還加了三年嘛。62到65,然後66到76。而且76年他父親還沒解放。我的印像他父親解放大概是79或者80年才解放的。

記者:他後來的複出跟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錯案有直接關聯吧?

鮑彤:那當然。耀邦平反冤假錯案,耀邦是首創者。耀邦是得到華國鋒支持的。是得到了葉劍英支持的。後來鄧小平多少也支持。鄧小平有的不贊成。像平反右派,鄧小平就不贊成。鄧小平說,右派99.99%平反了,(反右)還是正確的。真的,鄧小平就不支持。但是華國鋒還支持。包括習仲勳出來工作,也是華國鋒支持的。那個時候耀邦光是個組織部長,也不是中央總書記,也不是主席。一個組織部長要平反這麼大的事情不經過華主席、不經過葉劍英副主席行嗎?當然他們是支持的囉。

1982年9月9日胡耀邦和中國總理趙紫陽(右)在北京。
1982年9月9日胡耀邦和中國總理趙紫陽(右)在北京。

記者:習仲勳跟趙紫陽的關係怎麼樣?您覺得他們在工作中配合得怎麼樣?

鮑彤:很好啊。我從來沒聽說過他們兩個有什麼矛盾啊。當然我也不打聽這種矛盾。人家有人講張三李四,聽到這種事情我就躲得遠遠的。我對這些事情不感興趣。我當時覺得領導人好像都是蠻好的。我從來沒覺得哪個領導人跟哪個領導人在勾心鬥角。當時我沒這個感覺。當時也許覺悟不高。反正我沒看出來。我沒看出紫陽跟習仲勳有什麼不同意見。

習仲勳有的時候還打個電話給我,說你到我這兒來一趟,我就去了。他說,有幾句話你跟紫陽說一下。那麼我就回去跟紫陽說一下。有這些事兒。那麼可見他們還是很融洽的。沒什麼矛盾嘛。對吧?他有什麼想法,他年紀大了,也走不動路了,他就打個電話給我。他說,請你來一趟,很客氣的。請你來一趟,那我就去了。到他家裡去,他夫人、女孩子都在家。

記者:習仲勳對六四的態度也是很鮮明的嗎?他跟鄧、李鵬的態度都是截然不同的嗎?他對紫陽被罷免,被定成一個什麼分裂黨這樣一個結論,您覺得他會同意嗎?他是不是有一些不平的言論呢?

鮑彤:這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沒法、沒法(回答),因為六四以前我就抓起來了。我就在秦城了。我哪知道這些事情。

記者:但是他對六四的態度,他是反對開槍的嗎?

鮑彤: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敢亂說。亂說就是不負責任了。我就是不知道。

(記者註:1.1989年5月,北京武力鎮壓學生運動之前,鮑彤被捕,成為當時被捕的最高級別中共官員,關在秦城監獄7年。出獄後,他的人身自由及通訊仍長期受到監控。每到北京兩會、清明節、六四等敏感時期,他都被限制行動自由,並被禁止對外媒發表評論。2.問答部分根據採訪錄音整理,受訪者觀點不代表美國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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