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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組織:“一帶一路”加劇海外中國勞工被強迫勞動


在印尼德龍公司的中國工人(照片來源:中國勞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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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星期五(4月30日)發布新冠大流行中“一帶一路”中國工人被強迫勞動調查報告,指出中國在向世界擴展實力的同時,也把侵犯人權的模式擴展到全球。中資公司把大批中國勞工帶到各國打工,使用他們慣常的做法:扣押勞工護照、以非工作類簽證僱工的方式控制勞工;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時期,這種做法更加劇了強迫勞動現象。

“你不去不知道,等你去了之後,你就再也不想在那幹活了,再也不想出來去打工了。” 曾在印尼的中國公司打工、現已回到中國的何平告訴美國之音。

何平打工的公司是印尼中國永青集團下屬的鎳礦冶煉廠。永青集團被稱為中國“一帶一路”戰略在印尼的“早期重要成果”。 2013年10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尼首次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國關係提升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53歲的何平2019年10月到印尼永青集團旗下的緯達貝鎳業有限公司打工,本應在2020年3月底回國。疫情爆發後他被留下繼續工作。

“工地上有一種病毒,” 何平說的是去年7月。 “當時也不肯說,也不能瞎說,都說是病毒性感冒,先是別人有,然後我也有了,(問:你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這個我也不好說,你說是吧,也沒有證據,反正就是一種怪病。”

一個多月後他跟著其他工人撤離回國,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等候航班前的新冠檢測中,他才知道自己已經中招 - 被測出陽性。

印尼中國永青集團鎳礦廠工人何平的短信截圖(照片來源:中國勞工觀察)
印尼中國永青集團鎳礦廠工人何平的短信截圖(照片來源:中國勞工觀察)

“得到核酸檢測報告後,我的心沉下來,真的就想哭,”何平在寫給朋友的短信中說。他在那裡隔離了66天。

“那個旅遊車大巴把他們送到機場去了。我也沒辦法,眼巴巴看著,我拄著兩個拐杖,看著車徐徐地朝機場開去。”何平回憶道。

何平的拐杖是7月裡那天他感到不舒服想去醫務室看病、出門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後拄上的,當時病沒看成,腿卻摔壞了,“我跌下來就站不了了, ”何平說。

“你到宿舍休息休息吧”,醫生這樣告訴被擔架抬去的何平。他在宿舍躺了整整一個多月,直到回國後就診才知道,胯關節骨頭斷了,“在那邊沒治,整整拖了123天,時間長了骨頭壞死了,耽誤了。”何平痛苦地說。

現在他做了置換手術,換上了陶瓷人工關節。但是,他雖扔掉了雙拐,卻不能再做電焊工了,“蹲不下來,上廁所不行。燒電焊,必須蹲下來。”何平說。

回想這一年,何平說,“總共工作了8、9個月,賺了8、9萬塊(人民幣),除去各種開支,現金拿到卡上只有7、8萬塊錢。” 但置換手術他自付了將近7萬。

現在何平唯一的盼望就是公司能給他報銷這筆錢。但已經請第二位律師打官司的何平覺得希望似乎不大,因為公司不承認這是工傷。

“出國嘛都是家裡條件差啦,賺不到錢啦,在國內工資賺得少啦,”何平總結說。 “都把國外想得那麼美好,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等你到了那邊打工之後,只要下了飛機,做了一個星期到10天左右,每個人都感覺到後悔。後悔也沒用了,你護照都被收了。”

根據印尼《勞工法》,僱主必須保證外籍僱員獲得包括養老金、醫療保健、人壽保險、意外傷害保險等社會保障的權利。

假如說何平的遭遇可能有著疫情加意外的偶然性,那麼,中國工人在海外打工,護照被公司扣押卻是他們的普遍待遇。

95%以上中國工人護照被公司收走

“大部分,幾乎95% 以上的(中國)工人,他的護照都是公司拿走的。公司是直接把他們的護照拿走的。”在印尼做義工的黃先生告訴美國之音。

“所以很多人回家他沒辦法自己走,他必須要通過向公司申請,公司不讓你走你就沒辦法走。甚至有人偷偷跑出來以後就沒辦法了,他還得回去。” 屬於當地一家基督教團體的黃先生說。 “因為要跟大使館申請求助,使館還是先要去跟公司聯絡,那你還是要回公司去。”他補充。

這種情況不僅在印尼如此,在阿爾及利亞也一樣。 “一下飛機就把護照要走了,幾乎都是這樣的。” 在阿爾及利亞的中資公司打工的鄭衛軍告訴美國之音。

扣押護照違反中國法律。中國2007年實施的《護照法》規定,護照是中國公民證明國籍和身份的證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非法扣押護照。”

44歲的鄭衛軍是個水電工,河南人,先在阿爾及利亞的武漢林夕工作,後來到中鐵公司工作。他說,到今年5月他在外打工滿3年了,沒回過家。

去年,他與林夕的兩年合同到期,因為疫情,雖然合同規定來去是由公司負責旅費,但老闆說,要回去必須自己付錢買機票,“要3萬多(人民幣)”,於是他選擇了留下,轉到中鐵工作。

“合同以前我看過,”鄭衛軍說。 “說是如果有戰爭和自然災害,甲方負責把乙方送回國,然後老闆說這種(疫情)是不可控因素,所以就不給機票錢。”

合同到期後鄭衛軍拿到了自己的護照,但簽證已過期,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是個“黑戶”了。

“我們是黑戶,(因為)是商務簽(證)嘛。合法的是工作簽(證)嘛,不合法的就是旅遊簽(證),現在沒有旅遊,都是商務簽,”他說。

根據阿爾及利亞的簽證規定,商務簽證發給需要前往旅行的外國人,如商人、公司代表或外國公司僱員,但持有人無權在阿爾及利亞工作。

用商務簽非法打工的“黑戶”

“在這個國家,小公司黑戶都比較多,多數公司都是黑戶,”鄭衛軍說。他還沒有把護照交給新的公司,不過他要回國最終還得靠公司幫他解決“黑戶”出境問題。

“回國的話就是老闆負責給你買關嘛,”鄭衛軍說。 “我聽我們公司人做過,就是讓你去監獄蹲個兩三天,然後掛個牌子,好像類似認罪一樣,呆兩三天然後把你放出來,簽個字,公安局(警察局)類似備個案以後,你就可以走了。”

印尼是全世界紅土鎳礦儲量最高的國家。鎳礦不僅是不銹鋼的主要原料,更是新能源電動車電池製造商爭奪的資源。 2014年印尼出台原礦出口禁令(加工過的礦產可以出口);現任總統佐科上台後宣布2020年1月1日禁止鎳礦出口。印尼政府將此視為從原材料出口大國轉型為現代製造業大國的良機。

據報道,中國有6家企業在印尼從事鎳礦開採、冶煉、軋鋼生產,其中年產量超過百萬噸的只有兩家:青山集團和江蘇德龍鎳業有限公司。

德龍公司是在印尼從事鎳業生產的第二大中資企業。從德龍公司出逃的“一名匿名逃亡者”(受訪者要求用此稱謂)說,他因為倒賣了公司的舊電纜被工人舉報,兩次被德龍公司送印尼當地警察局;第二次,被警察局關了兩個月後送回德龍公司;但回去後繼續被德龍公司關了8個月,總共被關10個月。他說,他寫了認罪書,願認罰,但德龍公司沒有給他任何說法。

德龙公司匿名逃亡者被拘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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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份,是開齋節前警察把我送回去的,一直關到今年1月27日從德龍公司裡跑出來的,我把後窗戶欄杆拆掉,從後窗戶跳出來了。”

逃亡中他曾想以丟失為由到中國駐印尼大使館要求補發護照,但後來發現,德龍公司把“所有中國工人的名單報到了大使館,大使館只要查到你的名字就不會補發你護照。”他說。

他說,逃跑的不止他一個。 “去年5月有一名工人跑到印尼首都雅加達找中國使館補發護照,被使館勸回公司,他回到德龍公司手機被沒收,被關起來了。”

今年1月和3月又有3名中國工人從德龍公司跑出來,在無法從中國使領館補發護照的情況下,現在他們正考慮通過其它途徑回國。

印尼基督教團體的義工黃先生說,據他所知,在印尼打工的中國工人很大一部分是非法勞工,他們的數據在合法統計數字裡是找不到的。 “只要是我接觸的人中,90%他的簽證都不是工作簽證,都是商務簽證,”他說。

根據印尼法律,商務簽證是有效期60天的單次入境簽證,可以延期4次,但不允許在印尼受僱。

“這也是他們回不去的原因,”黃先生說。 “他們本身的身份就有問題,他要去申訴本身就有問題,所以他們滯留越久越有風險,移民局的人隨時可以找藉口把你抓起來,因為你的身份有問題,所以公司也拿這個變成工人的一個把柄,你必須通過公司來延續你的簽證。 ”

黃先生幫助滯留印尼的中國工人已經有一年多時間。接受採訪之時,黃先生說,滯留雅加達的中國工人至少還有80多人,而德龍旗下的德信鋼廠有3、400名工人的合同已經到期仍然無法安排他們回國。

德龍公司的匿名逃亡者說,用商務簽證進入印尼打工,印尼政府應該很清楚,“這麼多,幾千人過來辦商務簽,移民局——因為商務簽只有兩個月,這麼多人過來辦延期,你會不知道?”

疫情爆發後,印尼政府推出新政策,商務簽證可以一直延期到疫情結束。

記者向中國駐印尼大使肖千發了要求查詢信件,希望他就扣押護照、非工作類簽證和德龍公司關押員工的做法做出澄清或確認,也給青山集團和德龍公司發去了同樣的詢問信件,但至截稿均未獲答复。

“一帶一路”輸出侵犯人權模式

4月1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的博鰲論壇講話中說,“‘一帶一路’是大家攜手前進的陽光大道。”

在紐約的中國勞工權益組織中國勞工觀察執行主任李強說,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在向世界擴展實力的同時,實際上也把中國侵犯人權的模式擴展出去了。

週五(4月30日),中國勞工觀察發布調查報告,指出覆蓋全球約三分之二國家的中國“一帶一路”計劃,把大量中國勞工帶到世界各地打工,造成了嚴重的強迫勞動現象。

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認為,扣留身份證明文件跟限制行動自由、恐嚇和威脅等其它手段一樣,是認定強迫勞動的指標之一。

當中國工人的遷徙自由權哪怕被暫時剝奪,他們在異國他鄉的生活、工作中遭遇的種種不公不義,以及突如其來的意外事故,除了忍聲吞氣,沒有更多選擇。

德龙公司的工人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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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勞工觀察從2020年8月到2021年4月,對22名在印度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新加坡、約旦、巴基斯坦、塞爾維亞等國為“一帶一路”項目工作的工人進行訪談後發現:

“護照被扣留、限制行動自由、超時工作、沒有節假日、拖欠工資、被迫使用非法簽證工作、欺騙性的招募行為和虛假承諾、和當地社區隔離、恐嚇和威脅、工人如果想離職會被收取強制性的高額違約金、生病和受傷得不到醫療、惡劣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勞動保護和安全設備不足、無合理的申訴和維權機制、工人的言論自由受限、帶頭抗議的工人被懲罰“等。

印尼德龙镍业的一名失明工人(照片来源:中国劳工观察)
印尼德龙镍业的一名失明工人(照片来源:中国劳工观察)

報告說,印尼德龍鎳業一名中國工人,在2020年7月27日干活時左眼受傷。他找分包公司現場負責人要求看醫生,負責人不但不讓他去治療,還叫來駐廠保安把這位工人拘禁了三個多小時,後來在工人強烈要求下送醫院,但當地醫療條件太差,無法處理眼外傷。第二天,這名工人請求安排回國治療,但分包商表示,總包公司不允許工人回國,並告訴他,“眼睛瞎了就瞎了”。

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研究中心研究員、律師何宜倫(Aaron Halegua)認為,根據國際法或美國法律,被迫不斷工作,或沒有離開的自由,就是強迫勞動。他說:“這不僅意味著身體上的脅迫,而且還意味著心理上或經濟上的脅迫。例如,雇主可以威脅說,如果離開工作崗位,該工人將被移民當局逮捕並驅逐出境。或者,由於離開工作崗位,他們需要償還巨額債務或沒收工資,因此可能受到經濟脅迫。”

這名工人害怕遭中國政府打壓而不敢接受媒體採訪。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印尼義工表示,他在國內的親戚已經遭公安威脅,讓他不要發表滯留印尼中國工人情況的文章。

中國勞工觀察表示,去年新冠大流行以來,在印尼、約旦、塞爾維亞都爆發過滯留的中國工人要求允許他們回國的抗議。

德龙公司海外中国工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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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中國在印尼的一帶一路項目仍在繼續擴大進行,包括青山集團和德龍鎳業都在網上發布招工啟事,招聘從學徒到工人到工程師和管理人員的不同崗位。

根據中國商務部今年1月發布的《中國對外勞務發展報告》,“截至2019年底,中國對外勞務合作業務累計派出各類人員48萬人,年末在外務工人數99.2萬人,截至2019年末,我國累計派出各類勞務人員已突破1000萬人次。”

但中國勞工觀察說,這個數字不包括通過非法蛇頭、黑中介或者自己出國打工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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