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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實驗室洩漏不斷歷史教會我們什麼?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大門(2020年5月15日攝)
各國實驗室洩漏不斷歷史教會我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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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近一年半過去了,新冠疫情起源仍然是一個謎。不過,一度被稱為“陰謀論”實驗室洩漏假設,正在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歷史上世界各國不乏實驗室洩漏,甚至導致嚴重後果的例子,其中一些事故的根源至今沒有明確的答案。那麼,要證明實驗室洩漏為什麼如此困難?歷史事件和新冠起源調查有哪些驚人的相似之處?要如何堵住生物安全方面的漏洞?

即使透明徹底調查也未必找到肯定答案

喬治亞大學歷史學家史蒂文·米姆(Stephen Mihm)博士最近在彭博新聞發表了一篇題為《歷史上實驗室洩漏名目繁多》的文章,文章指出,實驗室安全問題顯示,“過去發生過病原體洩漏事故,有時造成致命後果。同時還顯示,即使對疫情源頭展開透明、徹底的調查也未必能找到肯定的答案。”

米姆是2010年紐約時報10大暢銷書作家之一,也是美國史密森學會萊梅爾森發明與創新研究中心的傑出研究員。他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實驗室洩漏如此難以理解並徹查的主要原因,常常是因為實驗室本身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舉例:“1979年,英國一家研究天花的實驗室發生洩漏。那時候,天花在實驗室外已不復存在,可是實驗室裡的一名醫學攝影師在接觸病原體後死亡。攝影師本人沒有病原體研究區域的通行權。英國一項公開透明的初步調查結論指向通風系統,但隨後的一份報告糾正說,通過通風系統感染天花是不可能的。最終他們不得不做

結論說,攝影師以某種方式違反規定,進入了天花的研究區域。這個案例發生在英國這樣一個可以公開透明地進行調查的社會,調查花了好幾年時間,但我們仍然不知道那個實驗室在1979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例子顯示,病原體通過人為疏失或未遵守規定而洩漏有多麼容易,而很多時候準確地重現真相是幾乎不可能的。

在不透明國家證實疫情來源更加困難

米姆教授指出,當實驗室洩漏發生在一個不公開不透明的國家裡,證實疫情的來源就更加困難。

他說:“在很多情況下,當一個實驗室洩漏了致命病原體,人類的本能就是想把它掩蓋過去或將其嚴重性最小化。一個不公開透明的社會,比如冷戰時期的蘇聯,就是一個很好的

例子。這個社會制度沒有任何興趣向蘇聯人民透露真相,更別提向對手,也就是美國,承認真相了。”

米姆舉例,1970年代在蘇聯有一起非常著名的事件。

他說:“有傳言說在一個名為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城市爆發了炭疽病,這個城市相當偏遠,不為人知。我們身處美國,無法弄清楚那裡發生了什麼。最終,蘇聯人承認爆發了炭疽病,並將其歸咎於冷凍肉,他們說有些受污染的冷凍肉導致了一些人員的死亡。當時還有美國科學家與蘇聯合作,為這個說法背書。不幸的是,事實並非如此,蘇聯人掩蓋了真相。其實,蘇聯人當時是在一個叫做'19區'的地方設立了生化武器設施,製造氣霧化炭疽菌武器。有人忘記更換炭疽設施中的過濾器,與之前的例子一樣,這又是個無意犯下的錯誤。這個錯誤導致將近70人死亡。但是最終死於炭疽病的確切人數,我們無從知道,”

他解釋,蘇聯解體後,直到80年代末、 90年代初,這個事件才得以曝光。他說:“當時有蘇聯的病理學家一直秘密保存著受害者的肺部樣本,並透露了事實,那些最初支持所謂冷凍肉理論的美國科學家才意識到真相,整件事才得以曝露。這是個很好的例子,20年的困惑和掩蓋,這就是真相大白所花費的時間。顯然,新冠肺炎事件中,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認為這是值得指出的一點。中國政府可能也不完全知道發生了什麼,這也是值得指出的一點。”

情報機構而不是科學家破解洩漏

米姆指出,在前蘇聯的案例中,情報機構,而不是科學家找到了答案。

他說:“這很有趣,你知道,我們傾向於相信科學家是絕對可靠的,但是當他們掌握的證據不完整,甚至像炭疽病事件中這樣手裡拿到的是偽證的時候,情報部門的調查常常更為清晰透徹,因為他們習慣於權衡此類事件所附帶的模糊性。”

在前蘇聯的炭疽菌事件中,衛星照片顯示當時有生化污染淨化卡車開往這個城市,表明那裡確實發生了災難性事件。整個城市都被封鎖了,這就說明問題不僅僅是通過凍肉攝入普通炭疽菌那麼簡單。

現在拜登總統下令美國情報機構調查新冠起源,而中國拒絕配合,和歷史事件似乎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米姆強調,如果說我們從歷史裡學到了什麼的話,那就是90天遠遠不夠。

他說:“除非有其他形式的、更具決定性的證據開始出現,像是通過叛逃者或者有人可能可以重新模擬在實驗室發生的部分事情,甚至進一步了解病毒是否有被人為操控,這又是另外一個議題。這些問題都存留在大眾的想像中。不幸的是,所有這些都被混為一談了。但是這個病毒可能有個自然起源,意思是一個已經存在大自然裡的病毒從實驗室洩露。也有可能是一個原本來自自然界的病毒經過人為增強後從實驗室洩漏;當然也有可能病毒就是來自自然界。所以這些可能性都是非常複雜的。但好消息是,我相信真相最終會水落石出,過去類似事情最後都會真相大白。”

不良紀錄國家更需要國際監督

前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局長斯科特·高特利布(Scott Gottleib)說:“實際上,類似的實驗室洩漏時有發生,甚至在美國,我們有過事故。在中國至少有6次已知的薩斯-1實驗室洩漏事故。” 一個眾所周知的例子是,2001年美國一個聯邦生物武器實驗室裡炭疽病毒被盜,造成5人死亡,17人得病。

米姆說,總體來說,美國在保證實驗室安全方面還是做的還不錯的。可是我們知道,在研究危險級別較高的病原體和劇毒病原體時,即使是生物安全級別達到四級的設施也不能保證不會發生洩漏。

他說:“在我看來,特別令人擔憂的是,世界各地成立了越來越多的四級生物安全設施,很多還設在一些在遵守國際協議方面有過不良記錄的國家。如果美國發生過實驗室洩漏,其他國家也完全有這種可能。這足夠使我們感到非常不安。這甚至跟新冠病毒問題無關,而是關乎未來,這是一個需要比現在多得多的監督和規範的領域。”

歷史教訓

米姆說,歷史事件給我們的經驗是,首先是我們需要有耐心,讓情報部門和科學家完成他們的工作,而不要對他們的工作進行質疑。其次我們需要給他們時間,恐怕90天是不夠的。第三是可能需要對實驗室安全進行更多的國際協調和監管。米姆特別指出,第四點就是關於疑似武漢實驗室洩漏的一些辯論,提到了武漢病毒實驗室可能在進行所謂的功能增益研究,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科研方向,在美國是被暫令中止的。這個問題應該被納入一些國際討論當中,比如應該進行什麼樣的研究,以及在什麼樣的操作指南和安全性下進行這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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