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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人士:新冠病毒突顯民主台灣與威權中國治理差異


湖北武漢一所醫院的醫護人員在治療新冠病人。(2020年2月24日)
湖北武漢一所醫院的醫護人員在治療新冠病人。(2020年2月24日)
分析人士:新冠病毒突顯民主台灣與威權中國治理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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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全球擴散,疫情發展越來越嚴峻,有學者在比較台灣與中國應對疫情的表現指出,這次病毒事件讓更多人看出,民主體制開放訊息的治理要遠比威權政府為穩固政權而遮掩事實的做法更有助於化解危機。

新冠肺炎全球感染案例超過8萬個,遍布30多個國家,死亡人數超過2700人,美國公共衛生部門官員也警告,病毒可能成為全球流行病並在全美國擴散。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二(2月25日)在一個記者會上批評中國政府對信息的控制,認為中國的審查制度可能造成致命的後果,並呼籲所有國家公開新冠疫情的真相。

無國界記者組織也呼籲中國政府,停止阻撓記者報導疫情,並表明只有完全透明化才有助於避免謠言的散佈並導致危機更加惡化。

分析人士說,台海兩岸政府應對疫情的方式,正好突顯了民主與威權體制不同治理方式,也證明保持信息開放流通,讓人民了解真相,將有助於進一步化解危機。

曾經在台灣國防部智庫國防安全研究院及國安會任職的獨立分析師普麟,星期四(2月27日)在《外交家》網站上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國政府通過各種方式控制病毒擴散的同時,它也在控制關於這個疫情的信息,試圖隔離在公共空間里關於對疫情的討論,例如吹哨人李文亮醫師發出警告卻遭到懲罰、到武漢揭發事實的公民記者陳秋實被強制隔離後下落不明,以及3名《華爾街日報》記者因該報發出被北京指為是“辱華”的評論後被驅逐出境等。

他說,在中國收緊對媒體及網絡信息的控制,並通過官方媒體加強對其防控疫情作為做正面宣傳的同時,台灣政府的做法正好完全相反,在承受被世界衛生組織因中國政治壓力而被排除在外、無法即時取得關於疫情信息以立即採取應對措施的時刻,台灣政府“不僅沒有去隔離關於疫情的信息,反而是讓民眾更容易、更方便去獲取相關的信息,”這包括“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幾乎每天都舉行記者會發布最新政策和相關消息,同時也對在社交媒體上散佈的謠言做出立即澄清。

此外,普麟在文章裡還提到,台灣公民社會在這次肺炎病毒危機中發揮關鍵作用,例如一名軟件工程師設立一個網絡即時地圖,顯示全台灣便利商店銷售的口罩情況,這也讓台灣數碼政委唐鳳迅速發展出一個加入政府數據的更好版本,讓民眾知道住家附近哪些地方可以買到口罩。另一個例子是“台灣事實查核中心”、“MyGoPen”(“麥擱騙”,仿台語“別再騙”發音)等公民團體通過社交媒體平台,對社會關注事件快速核實信息,讓大眾了解信息的真偽。

由於民眾手中掌握了關於疫情“透明及充分的信息”,文章說,台灣人民能夠以個體“積極遵循政府的政策,並採取洗手和戴口罩等行動來阻止病毒擴散”,也因此即使台灣在地理上接近中國,但與鄰近的韓國和日本相比,感染病毒的確診病例還是相對要低許多(根據世衛組織2月27日數據,台灣確診病例為32,韓國為1766,日本為186)。

普麟認為,這個結果不僅來自於中國和台灣不同的治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民主與威權國家完全相反的政治邏輯”,因為對威權統治者來說,首要目標是要維持政權的穩定和生存,確保能持續主導,因此一旦發生社會抗爭,常見的反應就是壓制異見,雖然在發生天然災害如地震或洪災時威權政府也會如民主政府一樣提供救助,但這種情況可能不適用於控制影響健康的疫情。

他說,要控制疫情擴散,最關鍵的要素就是時間和信息,它能幫助政府快速採取應對作為,“換句話說,控制病毒擴散需要信息的自由流通及公開分享,而這與威權體制最擅長的資源動員正好相反”,威權國家的做法通常是,在疫情發生的初期,地方政府就對中央政府隱瞞真相以避免被究責,而中央政府也對人民撒謊以避免遭到公開批評,這種循環下來的結果就是導致疾病的控制被拖延,最終完全無效,因此威權體制“絕對不是公共衛生最佳策略”。

對於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對中國控制信息的批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星期三做出回應表示,中國政府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始終堅持公開透明和高度負責的態度,希望蓬佩奧停止損害美中兩國互信合作、“停止挑撥中國黨、政府同人民群眾關係的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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