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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動用《國防生產法》確保關鍵礦物生產能否擺脫對中國依賴?


中國在阿富汗富含稀土和稀有金屬的梅斯·艾納克地區安裝的機器設備。(2015年2月14日)
中國在阿富汗富含稀土和稀有金屬的梅斯·艾納克地區安裝的機器設備。(2015年2月14日)
拜登動用《國防生產法》確保關鍵礦物生產能否擺脫對中國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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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近日授權使用《國防生產法案》鼓勵在美國國內的關鍵礦物生產,以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但是,有業內人士和專家認為,這一措施未必能有效刺激本土礦產開發,美國亟需改革國內的採礦政策、簡化監管和審批要求,制定長期、可持續、聯合盟友的關鍵礦產戰略。

拜登總統3月31日宣布,鼓勵國內生產製造電動汽車電池所需的材料,支持鋰、鎳、鈷、石墨、錳等關鍵礦物的開采和加工。

“我們需要結束對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長期依賴,不能讓他們為美國的未來提供動力。我將盡我所能,實現這一目標。”拜登在講話中說。

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托馬斯·杜斯特伯格(Thomas Duesterberg)告訴美國之音,俄烏戰爭凸顯了美國降低對中國依賴的緊迫性,上述關鍵礦物不僅涉及能源轉型和經濟安全,也關係到軍事安全。

“我們不想依賴這些國家(中國或俄羅斯)中的任何一個,來助力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成功。軍事備戰的方向是能夠以靈活的方式將部隊迅速部署到地面上, 電池技術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軍事意義。美國軍方也希望有能力擁有電動汽車,不僅僅是電動汽車,而是整個戰鬥空間、電力、通信、機動性、火力,所有這些都與可以通過電池運輸的能源,而不是難以運輸的資源來完成,比如石油和汽油。”

新能源轉型浪潮下,關鍵礦產需求井噴

美國全國礦業協會(National Mining Association)發言人阿什莉·伯克(Ashley Burke)對美國之音表示,白宮的指令雖然難以帶動該行業的根本變革,但是像徵意義巨大。

美國全國礦業協會發言人阿什莉·伯克(Ashley Burke)(照片來源: 協會網站)

“我預計不會看到廣泛或直接的變化,但它發出的信號是巨大的。到2040 年,事關能源未來的關鍵礦物的需求將激增至目前水平的500% 至1,000%。即將到來的需求熱潮不僅限於鋰、鈷、石墨和鎳。對銅以及對其他礦產的需求也將飆升。這些都是我們可以且應該從美國獲得的礦物。”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研究,清潔能源對關鍵礦產的需求遠超以化石燃料為主的能源系統。比如,電動汽車(EV)所需的關鍵礦物質量是內燃機汽車(ICE)的6倍。到2040年,能源行業對關鍵礦產的需求將比現在增加6倍。

然而,美國地質調查局今年一月發布的數據顯示,47 種非燃料礦物商品的進口占美國表觀消費量的一半以上,有17 種和30種商品的進口依賴程度分別達到100%和超過50%。中國則是其中16種關鍵礦產的領先供應商。

阿什莉·伯克強調,推動美國交通運輸部門電氣化和能源轉型的礦產供應鏈,面臨著危險且日益增長的進口依賴風險,而即將到來的礦產需求浪潮(minerals demand wave )將給各個經濟部門帶來壓力,因此美國政府和行業部門亟需採取前所未有的行動。

ACME鋰公司(ACME Lithium)的首席執行官史蒂夫·漢森(Steve Hanson)對美國之音表示,啟動《國防生產法案》有助於釋放積極的市場信號、吸引更多製度資本(institutional capital)。

“我們在內華達有兩個鋰項目,希望最終可以獲得額外的政府資金。我們相信在聯邦政府的支持下,會有更多製度資本的流入。” 漢森說。

ACME鋰公司(ACME Lithium)首席執行官史蒂夫·漢森(Steve Hanson)(照片來源:本人提供)

彭博的數據顯示,全球的鋰需求在十年內預計增長5倍。到2025 年,大約需要140 億美元來為鋰資源和精煉產能提供資金,到2030 年還要增加50 億美元。但全美目前卻只有內華達州有一個正在開采的鋰礦。

漢森指出,美國目前在鋰電池的生產開發上嚴重落後和依賴於中國,短期內也難以實現百分之百依賴國產資源。

“美國祇佔據全球鋰儲備的4%。中國現在的鋰產量比美國高出15 倍以上。中國對此註入了海量投資,單是鋰產業就有600億美元的投資,在鋰加工和冶煉方面也位居全球第一。他們在政府的支持和巨大投資之下擁有多年的發展歷史。美國也要這麼做。未來十年,美國不能在關鍵金屬領域依賴進口。如果經濟戰爆發,中國決定不再出口關鍵礦物,美國和加拿大將無法滿足電動汽車的需求。”

環保、國安難兩全?

由於採礦和鑽探可能帶來的巨大環境成本,拜登政府的決定遭到多家環保組織和倡議人士的反對。非營利組織Earthworks的政策主任勞倫·佩吉爾(Lauren Pagel)發布聲明指出,清潔能源轉型不能建立在骯髒的採礦之上。

“一個多世紀以來,不計後果的採礦已經毒害了太多社區的空氣、水和土地,其中許多是原住民。” 佩吉爾寫道。

非政府機構“荒地守護者”(WildEarth Guardians)呼籲美國政府宣布“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利用《國防生產法案》生產可再生能源。

美國懷俄明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約翰·巴拉索(John Barrasso, R-WY)在上週四由參議院能源和自然資源委員會舉辦的聽證會上指出,美國內政部長今年一月取消了明尼蘇達州新鎳和銅礦的租約,上個月還表示將撤銷阿拉斯加新銅礦所需道路的通行權。該部門還提議為一種花朵指定棲息地,這使內華達州新鋰礦的許可變得複雜。

“如果拜登總統不改弦更張,不站出來對抗民主黨內的採礦反對者,情況只會變得更糟。” 巴拉索說,“這意味著我們將繼續為對手提供資金,就像今天對俄羅斯所做的那樣。”

審批程序漫長,掣肘美國關鍵礦產開發

白宮指出,除了礦物和材料之外,總統還在審查《國防生產法案》進一步的潛在用途,以確保為美國提供更安全、更清潔和更有彈性的能源。

科羅拉多礦業學院佩恩公共政策研究所(Payn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的項目經理喬迪·李(Jordy Lee) 呼籲拜登政府更加激進地運用《國防生產法案》。

他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多年來用抄近道(cutting corners)的方式拉低採礦成本並且忽視人權,短期內美國很難撼動中國的壟斷地位,頂多創造區分市場(differentiated market)。

“從公告的含義來看,他們在做研究、現代化和環境審查方面開始緩慢起步。這很好,但不同於撥款、稅收減免、無息貸款、購買協議和簡化許可程序,後者可以真正促進採礦和金屬行業。”

喬迪·李表示,《國防生產法案》應用於支持採礦業適應和響應不斷變化的材料需求。但是美國政府不應長期參與,否則採礦和金屬行業將“無法靈活應對需求的波動、材料回收、日新月異的科技或者所有在未來塑造全球礦產和金屬需求的未知數。”

科羅拉多礦業學院佩恩公共政策研究所的項目經理喬迪·李(Jordy Lee) (照片來源: 學校網站)

喬迪·李指出,美國國內政策對於採礦業的創業、創新存在諸多限制,多年前廢除了礦物局(Bureau of Mines)並且基本上放棄了採礦業,以致於開一個礦山有時甚至需要等待20年。

他說,“如果無法開礦,那麼對關鍵礦物進行了多少研究並不重要。如果沒有辦法在短期內提取和加工鋰,美國是否比現在需要十倍以上的鋰也不重要了。美國已經落後了幾十年,我們需要在一個已經在爭奪供應鏈控制權的世界迎頭趕上。”

ACME鋰公司的漢森表示,本土關鍵礦物生產滯後最大的障礙在於監管和許可製度,更多的資源需要投注在快速跟進(Fast-Tracking)和縮短時間線方面,但是必須基於一種保護環境和聽取社區意見的方式。

美國全國礦業協會的阿什莉·伯克(Ashley Burke)也認為,繁冗低效的許可製度是掣肘國內電池供應鏈的關鍵。

“目前,在美國批准礦山需要7 到10 年的時間,而我們的盟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擁有相似的環境和安全標準,可以在2 到3 年內完成。美國目前的許可製度中存在的官僚惰性必須得到解決。”

伯克指出,簡化採礦許可製度的目標包括盡量減少延誤,設定並遵守完成許可程序的時間表,跟踪進展並提供問責制。

“如果參與審查項目的聯邦機構避免重複審查,牽頭機構則服從於擁有最全面的實地經驗的本州機構,就可以實現這一點。聯邦機構還可以同時進行任何磋商或審查,而不是按順序進行,並為許可過程的每個主要步驟設定清晰透明的時間表。”

聯手印太、歐洲盟友,強化礦產供應鏈

除了加大本土投資,美國正在尋求和澳大利亞等盟友國家共同開發關鍵礦產的項目。

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托馬斯·杜斯特伯格(Thomas Duesterberg) (照片來源:智庫網站)

上週四,美國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詹姆斯·蘭克福德(James Lankford, R-OK)等人推出了旨在削弱對華依賴的《四方安全對話關鍵礦產合作法案》(Quad Critical Minerals Partnership Act),內容包括在關鍵礦產的生產、提煉和交通運輸方面加強協作、降低貿易壁壘。

3月30日,首屆澳美“戰略經濟對話會議”(Strategic Economic Dialogue)及關鍵礦產圓桌會議在華盛頓舉行。美國商務部長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會見了澳大利亞貿易部長丹·特漢(Dan Tehan),討論涉及兩國在礦物開采和下游加工環節的商業潛力,以及如何利用各自的金融機制、加大私人投資。

哈德遜研究所的杜斯特伯格認為,美歐貿易與技術理事會(TTC)即將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關鍵金屬領域的技術分享與合作,應該成為重要議題。

“在關鍵礦產的問題上,我們更能與加拿大、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進行建設性合作。但美國需要在外交上努力與歐洲合作,因為歐洲的能力很強,沒有必要在每種類型的半導體製造、採礦、礦產資源開發上重複勞動。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和歐洲協調好。” 杜斯特伯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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