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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一警員被定罪 警員殺人後被判謀殺罪罕見


前警員羅伊奧利弗(前左)在辯護律師陪伴下當庭聽取宣判。他因為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槍殺15歲的喬丹‧愛德華茲而裁定犯有謀殺罪並被判處15年監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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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一名被控槍殺一名沒有武裝的少年的達拉斯警員被裁決罪名成立,這種定罪十分罕見。

在上星期三(8月29日),達拉斯警員羅伊奧利弗因為2017年打死15歲的高中一年級學生喬丹愛德華茲而被判處15年監禁。他成為2005年以來因執勤期間開槍打死人而被定罪的第六名警員,而這段時期發生的警員開槍致人死亡事件數以千計。

民權宣導人士說,雖然這些槍擊事件中的多數都是合理的,但近年來有問題的警員槍擊案層出不窮,加劇了一些美國社區的矛盾,他們希望本星期的定罪將導致當局落實新政策,制止這種槍擊潮。

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民權組織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宣導和政策事務高級副總裁希拉利‧謝爾敦說﹕“這可以作為什麼可以做和應該怎樣做的榜樣。希望我們能夠利用這件事來讓更多的地方警察局、州警組織甚至是聯邦層次的機構來改變他們做事情的方式。”

退休拉斯維加斯警員、《警員生活》(A Cop’s Life)一書的作者蘭迪‧薩頓贊同將奧利弗定罪,但是他說,達拉斯發生的事情是警員槍擊事件中的反常例子。

薩頓說:“這不是警員合理開槍。想把這次槍擊跟(白人警員槍擊黑人的其它著名事件)摻和在一起,然後形容說,這些槍擊都是過當的,並拿來當作反警員的言論,我覺得這是讓人反感的。”

根據鮑林格林州立大學刑事犯罪學專家菲爾斯廷森跟蹤的資料顯示,執勤警員每年打死900到1000名嫌疑人,這個數字近年來基本不變。不過根據斯廷森的資料,2005年以來,只有93名警員因為執勤期間開槍打死人而受到謀殺或過失殺人指控,與槍擊有關的罪名被判成立的只有33人。

這些人當中,只有六人被裁定犯有謀殺或過失殺人罪,其中四人的定罪在上訴後被推翻。在所有這四起案件中,這些警員後來另外受到與槍擊事件有關的聯邦控罪並被定罪,並且被判長期監禁。

斯廷森說:“在多數這些案件中,警員被裁定合理開槍。”

警員是否可以使用致命武力的法律標準是1980年代兩起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決定的,多數警察局都根據這些裁決制定了指導原則,規定了警員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對嫌疑人使用槍支。

在“田納西訴迦納”案中,最高法院在1985年裁決,警員只有在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嫌疑人對警員本人或他人構成重大致死或致傷威脅時,才能對逃跑的嫌疑人使用致命武力。在“格雷厄姆訴康納”案中,最高法院在1989年裁決,在判定一名警員是否使用過當武力時,須使用“客觀合理標準”。

斯廷森說,根據這些裁決,“如果警員有合理的擔心,覺得自己或他人面臨迫在眉睫的威脅,有可能受到造成嚴重身體傷害或死亡的武力襲擊時,警員使用致命武力就是合理的。”

另一方面,他說,“如果一名警員主觀地相信有迫在眉睫的威脅,但其想法並不客觀合理,那麼這名警員的做法在法律上就是不合理的,不能將其作為‘積極抗辯’來推翻定罪。”

奧利弗就是這樣被定罪的。在法庭證人席上,奧利弗聲稱,他向愛德華茲和朋友乘坐的小汽車開槍是因為他希望保護他的搭檔,因為他當時相信,他的搭檔會被這輛車撞倒。但是拍檔泰勒格羅斯作證說,他當時並不覺得自己有生命危險,不覺得有理由向車開槍。

但是批評人士說,警察局有關使用致命武力的政策並不清晰,也缺乏連貫性,這有時導致使用過當武力。

NAACP的謝爾敦說:“我們正在查看這些問題,希望將其解決。我們希望確保把那些政策落實到位,這樣我們就能明白你如何以及何時能夠使用致命武力。”

薩頓說,警察局的程式各家機構各有不同,但是在使用致命武力的問題上,所有警察局都遵守“格拉厄姆訴康納”案的裁決。

在涉及警員行為不當的案件中,警員幾乎都是被指控犯有州罪,在州法庭受審。聯邦司法部很少起訴警員,只有在地方檢察官在明顯過分的案件中未能說服法院定罪或者被告量刑過輕時,聯邦當局才會起訴。經常發生的情況是,聯邦當局按照一項將剝奪個人的民權視為犯罪的法律而起訴涉案警員。

近年來,在發生了一系列引人矚目的白人警員槍擊沒有武裝的黑人的事件後,奧巴馬政府的司法部把打擊警員侵權作為工作重點。捲入與種族有關的槍擊事件的警察局受到調查,少數警員被控侵犯民權罪,司法部還通過法庭監督下的核准令督促簽字的警察局改革。

特朗普政府的司法部繼續調查警員不當行為。根據司法部的新聞稿,自從2017年1月以來,司法部就涉及警員不當行為的案件提出了11份起訴,並獲得四宗定罪和九宗認罪。幾乎所有這些案件都涉及攻擊或使用過當武力。沒有一起涉及槍擊致死。

美國司法部長傑夫‧塞申斯表示,雖然司法部致力於解決警員行為不當問題,但是“多數男女執法人員都是好人,他們選擇從事極為艱難和危險的工作,是因為他們希望保護我們所有人。”他上任後的第一批行動就包括下令司法部審核目前所有與各警察局達成的核准令。他說,這些核准令“可能削弱警員的士氣”。

斯廷森說,雖然司法部起訴警員不當行為案數量跟歷史常態比“驚人地低”,但這些數字並不一定意味“聯邦人員沒有盡職”。

他說:“如果地方檢察官相信某警員犯了罪便對其這類案件提出起訴,那就沒有必要由司法部動用有關剝奪民權的聯邦刑法。那根本沒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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