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常以戰爭為節點來劃分，戰爭對中國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對二戰和內戰的理解和塑造仍然深刻影響著中國的內政和外交，同時，政治的需求也左右著對歷史的解釋。
中共在建政前後相當長的時間裡把自己塑造成抗日戰爭的唯一功臣。中共帶領中國人民抗擊外敵侵略和腐敗無能的國民黨中央政府，並最終取得勝利——這曾是中國官方史書對抗戰和內戰的注解。雖然近年來關於國民黨軍隊正面抗日的歷史漸漸進入歷史教材和大眾視野，但20世紀上半葉中國不同派系間的爭鬥、外部力量的影響以及戰爭的反思如何塑造今天的中國政治，這些問題還需要深入的探討和解答。
劍橋大學歷史系教授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的新書《戰爭中的中國：新中國建立前後的凱旋與悲劇1937-1952》（China at War: Triumph and Tragedy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China 1937-1952）嘗試在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勾勒出一幅更為完整的歷史圖畫。
全書分為四個部分，主要關注的是二戰、國共內戰和韓戰這三場戰爭對中國政治的影響。
第一部分回顧了1937年盧溝橋事件後，根基不穩的國民黨中央政府在抗擊日本侵略和國家構建方面的努力。第二部分闡述蔣介石“以空間換取時間”政策的誕生，以及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地區發展壯大的歷程。第三部分主要關注蔣介石政府和美國的關係，以及美國參加二戰後太平洋戰場的局勢變化對中國抗戰的影響。第四部分詳細揭示了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如何在國內政治的作用下逐漸放棄了對蔣介石政府的扶持，以及中共建政後很快又投入韓戰的來龍去脈。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盡戰亂。辛亥革命後，國民黨政府面對的是四分五裂的中國，許多地區處於地方武裝的控制之下，中央政府的權威難以滲透。較低的識字率使得國家宣傳機器很難觸及鄉村和小鎮中的民眾，戰亂也讓政府難以進行系統性的基礎建設和國家觀建構。因此，方德萬認為，生活在廣大農村民眾普遍缺乏清晰的“民族國家”的概念，對國民黨中央政府既缺乏瞭解，也缺乏認同。
中國共產黨很好地利用了這樣的權力真空來壯大自己的力量。方德萬指出，二戰和國共內戰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1930年代，中共利用國民黨中央政府和軍閥的嫌隙，在江西和其他南方農村建立根據地、訓練軍隊、聯繫民眾，而共產黨勢力的壯大也分散了國民黨中央政府平定軍閥之亂、統一中國的精力。同樣的，後來國民黨重兵圍剿使得中共被迫輾轉到陝北，反而給了中共以“北上抗日”的名義籠絡民眾的機會。
方德萬認為，二戰結束後蔣介石雖然在國際上獲得了較高的地位，但他在中國國內的形象卻經營不善。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使民眾非常不滿，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政府在民眾心中的形象並沒有因為勝利而得到根本改善。與此同時，中共在陝北根據地爭取農民支持，也利用和平談判的機會在重慶、上海等大城市與知識份子和其他黨派的政治精英聯絡，不斷在國內政治的版圖上擴大自己的存在感。
與許多研究中國戰爭史的著作相比，《戰爭中的中國》的獨特之處在於作者用出色講故事能力在嚴謹的學術理論和可讀性之間找到了很好地平衡。方德萬教授在枯燥的政府檔和統計資料之間穿插以親歷者的書信和日記，除了鑽研宏大的歷史事件外，也用簡潔的筆觸揭示了小人物在“大歷史”中的處境。
3月26日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的智庫威爾遜中心（the Wilson Center）舉辦了《戰爭中的中國》討論會。方德萬在現場表示，民族主義是中共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方德萬說，在中國政府的宣傳中，“中國人民”在中共的領導下作為一個整體打敗了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反動派，但這種簡化的論述忽視了貫穿20世紀上半葉的軍閥混戰、國共矛盾等歷史，也忽視了美蘇等外部力量如何影響了中國的政局。
方德萬還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在二戰結束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都沒有強調中國的“受害者”身份，而是強調以德報怨，以及塑造英雄形象。但1980年代後，中國開始強調“受害者”身份，這種心態會如何進一步影響中國與日本等國的關係以及在國際舞臺上的動作值得人們關注。
前美國駐華大使芮效儉（J. Stapleton Roy）表示，理解了20世紀的中國戰爭就理解了中國當下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建構。芮效儉說，中共在20世紀上半葉的戰爭後掌握了權力，中共建政後的宣傳也以中國近現代的歷史為基礎把中國塑造成熱愛和平、但飽受侵略的民族。但芮效儉警告道，不能單單以過去的經驗去判斷一個國家未來的發展。
芮效儉說：“許多中國人會非常誠懇地告訴你，‘熱愛和平’的品質在中國人的基因裡。但如果你問中國的鄰國，它們不會同意這一點。我認為，如果與利益相符，中國人就熱愛和平。同樣的，如果與利益相符，中國人也會發動戰爭。這一點與其他國家沒有區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