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四在全球氣候峰會上稱，中國將嚴格控制煤電項目，但是並未作出任何新的承諾。中國此前曾表示將力爭2030年前實現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長，在2060年前以各種中和作用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但是有分析指出，中國完全能夠提前達到這些目標。
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國家，其碳中和的目標也比世界上100多個國家晚十年之久，但長期以來中國非但沒有成為國際社會的眾矢之的，反而贏得了相當的讚許之聲，令中國得以向國際氣候治理引領者華麗轉身，使這一議題上成為中國在世界舞台上得以游刃有餘的一個少有的亮點。
中國承諾了什麼？
中國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總量高達四分之一左右，是美國的大約兩倍，而且在一、二十年來美國和歐盟等都在減少的情況下，中國的排放量仍在上升，要到2030年時才達到峰值。美國環境保護局的信息顯示，早在2007年美國二氧化碳排放已經達峰，比中國早了20多年。
中國自去年9月正式提出其減排目標後一直沒有對二氧化碳排放量設定一個絕對限制，也沒有公佈任何細節。
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本月初稱，中國的減排目標明確了碳排放強度減少，但排放總量究竟是多少，還不清晰。他在中國的新網上刊出的一篇文章中說，繼續不使用絕對量指標，“可以數字上'打太極拳'，特別是打給外國人看”。
此外，中國的“煤達峰”和“碳中和”目標涉及的僅僅是二氧化碳，而不是溫室氣體排放，目標是碳中和，也並不是氣候中和。雖然二氧化碳是導致地球變暖的主要溫室氣體之一，但並不是所有的溫室氣體排放。正因如此，美國和歐盟等國家的減排目標都是以溫室氣體排放為標準。
美國環境保護局的數據顯示，石化燃料和工業生產的二氧化碳僅佔全部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65%，森林等自然界的排放佔10%左右。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一份報告說，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氣體等非二氧化碳的排放約佔中國總排放量的20%，而且大氣中甲烷困住的熱量是二氧化碳的28倍。該報告援引荷蘭環境評估署的數據指出，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一氧化二氮和甲烷的排放量多年來一直扶搖直上，2017年中國甲烷排放量佔全球總量的18.8%，一氧化二氮佔18.4%，均超過印度、法國、德國和俄羅斯的總和。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四在氣候峰會上說，中國將加強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管控，但是沒有提到是否將這些氣體納入中國的碳排放減排目標。
中國華麗轉身
儘管如此，中國的承諾和減排努力還是在國際上引來了不少溢美之詞。在中國因新冠疫情、新疆維吾爾族人權等一系列議題而備受國際譴責之際，氣候問題是中國屈指可數的在國際上獲得一定認可的議題。
雖然二十國集團絕大部分國家的排放量都越來越少，中國越來越多，而且中和目標也晚十年之久，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去年底的聯合國氣候雄心峰會後稱，中國的碳中和目標等國家自主貢獻的新舉措“為其他二十國集團成員發揮了表率作用”。
這類的稱讚還包括：中國駐聯合國使團稱，聯合國秘書長氣候行動特別顧問哈特也對中國的應對氣候變化目標作出高度評價，“表示中方重大舉措令世界十分振奮，中方展現的重要領導力為國際社會交口稱讚”。此外，中國的人民日報還報導說，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與能源項目總監曼努埃爾·比達爾稱讚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的關鍵時刻傳遞出非常重要的積極信號，“體現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議題上的國際領導力”。
習近平在星期四的氣候峰會上說，中國是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
甚至在一些獨立的觀察人士當中也不乏對中國表示肯定的聲音，認為中國的承諾代表中國在展現氣候雄心方面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習近平去年9月宣布了中國的減排目標之後，美國喬治城大學科學技術與國際事務副教授兼主任喬安娜·劉易斯（Joanna Lewis）對致力於環境問題的網站“中外對話”說，中國的碳中和目標意義非同小可，“哪怕僅僅只是提出這個概念就已不同尋常”。
全球管理諮詢公司麥肯錫在去年的一份報告中稱，中國正在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採取了令世界矚目的應對措施”，報告尤其對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所取得的進展表示讚賞，稱“中國的太陽能和風能發電技術領先全球，獲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中國官方的數據顯示，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已佔全球的30%，在全球增量中佔比44%，此外，新能源汽車保有量已經占到全球一半以上。
自稱發展中國家優化國際評價
中國雖貴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基礎設施、到製造業、到最尖端的前沿科技，在眾多領域穩居世界領先地位，但中國堅稱自己為發展中國家。在中國的堅持之下，巴黎氣候協定明文規定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達峰問題上應區別對待。該協定稱：“迖峰對發展中國家締約方來說需要更長的時間”。
這一表述為中國後來的在氣候問題上進退游刃有餘的一系列立場和承諾奠定了基礎。
中國此後在各個不同場合不斷強調巴黎協定中的這一規定，習近平星期四發言中也再次呼籲“我們要充分肯定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所作貢獻”。此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也稱，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對於一個發展中大國來說很不容易，時限再提前“不現實”。
中國製定的減排目標對中國來說雖然相當艱鉅，但也有研究認為在可行範圍之內。2030年達峰的目標最早出現在2015年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提供的一份自主貢獻中，當時中國就曾表示將“爭取儘早達峰”。中國有關專家2017年發表在環境科學期刊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上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甚至有能力使碳達峰的時間提前到2023年左右。然而，將達峰定在2030年可以使中國有機會在今後某一重大國際場合宣布自己提前完成承諾，或在已承諾的基礎上做出更進一步的承諾，進而可能再次圈得新一輪掌聲。
在另一方面，要在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同時又要維持經濟高速增長，對中國領導層來說絕非易事，中國必須在經濟結構上做出重大調整。中國官方媒體說，在政府的大力鼓勵之下，中國去年新增可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規模相當於120座核電站，火力發電佔比首次降至50%以下。
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奇蹟”被認為建立在煤炭能源基礎之上，煤炭事關中國經濟基本面。即使在政府大力提倡清潔能源的背景之下，全球能源監測組織（GlobalEnergyMonitor）最近的一份報告說，去年年中國新增煤電機組是世界其他地區新增煤電裝機的三倍多。環境事務智庫“TransitionZero”本月初的一篇研究報告說，中國目前共有1058個煤電站，超過世界總量的一半。中國要在2060年達到“碳中和”，必須在十年內關閉其中的588個。
習近平在星期四的峰會上承諾，中國將嚴控煤電項目，“十四五”時期嚴控煤炭消費增長、“十五五”時期逐步減少。
很多中國的具體措施目前尚不明確，但分析人士認為，中國領導層應該有一定的把握實現這一目標。中國的能源研究機構“能源轉型委員會”早在2018年的研究結果就曾顯示，一些碳排放最大的產業有可能在本世紀中葉實現零排放。該委員會的報告說，從技術和財政角度分析，中國在2060年至少有可能在重工業和重型運輸行業實現零碳排放。
國際領袖地位之爭
中國深知氣候變化議題對地緣政治的重要性，為了彰顯大國風範，中國必須表現出願與美國合作的姿態。在美中兩國關係緊張之際，中國接待了第一位來訪拜登政府高級成員，習近平也在美國主辦的峰會上露面，呼籲各國要攜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責”。兩國此前在克里訪問後的共同聲明中表示要致力於相互合作解決氣候危機。
維拉諾瓦大學沈岱波（Deborah Seligsohn）說，應對氣候變化主要是各國各自製定並施行本國的政策，並不需要大量的國與國之間一起工作。
她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我們不需要一個碩大無比的聯合項目來實現應對氣候變暖的目標，每個國家有自己的能源政策，在農業、交通運輸等等產業有自己的低炭政策，大部分這類政策都純屬國內政策。”
漢普郡大學和平與世界安全研究名譽教授、軍備控制協會(the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董事會秘書邁克爾·克拉爾(Michael Klare)說，正如中國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疫苗以在地緣政治上撈分一樣，應對氣候變暖如今已經變成了一個外交博弈。
他說：“中國的習近平主席和美國總統拜登都想證明，他們已準備好引領這一議題。從我作為一個長期嚴肅關注氣候變化問題的觀察人士的角度來看，我們需要的絕不僅僅是高談闊論，我們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承諾。”
伯克利研究集團(Berkeley Research Group)董事總經理哈里·布羅德曼(Harry Broadman)說，除了習近平答應出席美國主辦的峰會外，並不清楚克里中國之行取得了哪些成果。這位前助理美國貿易代表對美國之音說：“我的猜測是他在中國也體驗了白宮其他官員在安克雷奇的經歷。”
克里中國之行期間美中雙方都未透露詳情。據中國官方媒體報導，中國國務院分管氣候問題的副總理韓正對克里說，中國期待美方“承擔自己應有的責任，做出必要的貢獻”。
克里行前一再強調，美國的立場是不拿氣候問題與北京在人權和貿易等方面做交易，但中國外交部稱兩國關係的氣氛不可能不影響到氣候合作。美國前國務院官員、賓州大學中國項目主任斯科特·摩爾說，中國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就曾以在氣候議題上合作壓美國在其他問題上讓步。
這位曾經參與美中巴黎氣候協定談判的美國官員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當時就曾經要把氣候變化問題跟美國在人權或政治自由方面的某種讓步聯繫起來。”
美中氣候政治博弈的核心被認為是國際領袖地位之爭。美洲銀行最近的一份報告說，氣候將是下一個爭奪全球主導權的核心。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說中國或被視為引領應對全球氣候變暖，那麼這在很多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很多方面走在了前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本週一警告說，美國在電池板、風力渦輪機、電池等可再生能源方面已落後於中國。他說：“如果我們不能領導可再生能源革命，難以想像美國能贏得與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
布羅德曼曾代表美國就國際協議進行談判。他說，美國的當務之急是聯手盟國製定一個“七國集團研發協議”，以應對中國在清潔能源等領域的挑戰。
他說，七國集團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民主國家，彼此之間有一系列的貿易、投資等等協議，但是長期以來在至關重要的研發領域卻缺少一個有效的合作機制。他對美國之音說：“多年前我作為美國的談判代表參與過科技協議的談判，也參與過投資和貿易談判。關於科技研發的協議遠遠不及投資和貿易的協議那樣有力和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