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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中國模式:不能讓科技走在管制前面

  • 葉林

習近平在烏鎮舉行的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發表主旨演講。

中國共產黨19大報告提出,要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與此同時,中國官方媒體盛贊互聯網經濟“中國模式”。有分析認為,中國正在希望通過宣揚“制度自信”為其備受西方批評的嚴格網絡管控正名。

中國官媒:互聯網“中國模式”顯示優勢

中共黨報《人民日報》本月10月發表文章說,“中國模式”為全球互聯網經濟創造了“新活力”。文章認為,電子商務、移動金融和共享經濟不僅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對全球經濟也帶來了巨大影響。

美國領導人一直對中國、越南等嚴控言論自由的國家宣導,限制言論自由將箝制創新,這一論點在中國似乎並沒有得到印證。

與此同時,俄羅斯滲透社交媒體、干預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社交媒體公司也開始配合美國政府調查外國對美國政治的干預。

臉書(Facebook)公司領導層今年9月同意向美國國會調查人員提交俄羅斯在臉書投放廣告的信息,並表示將採取措施增加透明度。推特(Twitter)最近也表示,將禁止俄羅斯資助的新聞媒體“衛星社”(Sputnik)和“今日俄羅斯”(RT)在推特平台刊登廣告。

一些人認為,中國對社交媒體的控制十分嚴密,類似於俄羅斯對美國總統選舉的干預那樣的事件,在中國不可能出現。很多中國官方媒體認為,西方國家越是深陷不同版本的“通俄門”,“中國模式”的作用甚至是合理性越是能夠得到了驗證。

《紐約時報》本月的一篇報導說,中國已經預見到了很多這些困擾西方國家的問題。報導說:“俄羅斯人把互聯網變成政治武器,中國則把它當作一面盾牌”。

事實上,早在不同版本的“通俄門”之前,中國就已意識到了不受管控的科技和網絡對國家穩定的威脅。

中國:不能讓科技走在管控之前

在軍事理論界有學者認為,通過信息手段干預其他國家的選舉,這已經構成網絡戰。

一名研究網絡戰的中國學者認為,中國早在十年前就從俄羅斯對愛沙尼亞的網絡襲擊中意識到了信息戰的威力。

2007年,愛沙尼亞政府不顧俄羅斯強烈抗議,堅持移除首都塔林的蘇俄時期紅軍銅像後,愛沙尼亞國會、政府部門、銀行和媒體的網站遭到俄羅斯黑客襲擊,這被軍事專家視為第一場國家層面的網絡戰。

這名要求匿名的中國學者說,中國認為,俄羅斯隨後在2008年對格魯吉亞的網絡襲擊、美國2010年對伊朗核設施的震網(Stuxnet,又稱作超級工廠)病毒襲擊是美俄對其網絡戰能力的展示。

這名要求匿名的學者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十分認真看待這些事件。我們認為他們比我們在這方面的實力更強,正是因為他們展現了自己的能力,而我們沒有。”

新美國基金會研究員約翰·科斯特洛(John Costello)說,中國把這些事件看作為失控的科技所帶來的現實問題。他說:“這當然印證了中國的說法。中國一開始的反應是建立大規模的監控體系。而在過去幾年,你看到的是在法律層面,中國(通過制定和實施《國家安全法》和《網絡安全法》)為國家安全機關提供了法律基礎。”

2013年8月19日,習近平在一次會議上說:必須“加大力量投入,盡快掌握輿論戰場上的主動權,不能被邊緣化。”他還說,如果中共“過不了互聯網和新興媒體這一關,可能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

科斯特洛說:“在過去幾年,我觀察到的是一種集技術和法律於一身的體系。這些法律手段和規定希望實現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科技上的願望,希望在技術層面保證這些技術不會失控,或者說,一旦失控,當局可以立即察覺和識別問題。”

專家:中國人工智能未來規劃領先美國

美國科技分析界認為,中國近年來的整體網絡經濟發展近年來有三個潮流:第一是努力減少對外國科技的依賴,第二是把對媒體的嚴格控制從傳統領域向網絡空間過渡,第三是把網絡安全作為重要議題來看待。

從具體做法來看,當局加大對視頻網站的控制,進一步對虛擬專用網絡(VPN)進行封鎖,移除網上的外國影視節目,確立實名制、要求社交媒體群組建群者對網上言論負責。

中國正在規劃主導科技熱門領域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而有觀點認為,由於中國缺乏對用戶數據隱私的保護,降低了公司利用數據的成本,這反而可以加速中國在以用戶數據為核心的人工智能技術上的發展。

中國國務院今年7月公佈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說,力爭到2030年讓人工智能理論、技術與應用總體達到世界領先水平,成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為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和經濟強國奠定重要基礎。

耶魯大學中國中心高級研究員魏光明(Graham Webster)說,在人工智能監管方面,中國走在了美國的前面。

他說:“(在人工智能監管方面),美國還沒有弄清楚該怎麼做。人工智能將給我們帶來新出現的風險和道德問題。中國政府至少在規劃層面已經表示,需要研究有關的法律問題,例如民事責任和刑事責任、對隱私和財產的保護、信息安全、可追查性、責任制等等。”

魏光明還說,中國政府希望科技業發展與政府治理相輔相成。他說:“政府管理意味著,向公民提供服務,也向公民提供對政府治理的信心。與此同時,中國還關心如何加強控制、加強監督能力。所以中國的規劃是,如果計劃得以實現,人工智能將用於提高中國共產黨的在公共產品提供方面的政府治理能力,也要保持他們所希望的那種程度的控制。”

“中國模式”下的未來問題

專家認為,中國可以把網絡管控的技術和製度轉移給其他國家,讓“中國模式”影響世界。

耶魯大學的魏光明說警告說:“支持國有大型企業、用集科技和法律為一體的製度讓本國企業受益、讓外國在華企業處於不利地位、建立強大的國防軍隊和國家情報機構,這些當然是為了中國的國內控制,支撐起黨國的信息安全,但這些完全可以挪作他用,它們可以很輕易地被用於國際社會。我不是說(制度輸出)是中國的目的,但有這麼做的可能。”

批評者認為,“中國模式”下的互聯網經濟發展也隱藏危機。例如,脫離了中國市場外的中國互聯網經濟模式在全球範圍內不可持續。

人權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東亞高級分析員莎拉·庫克(Sarah Cook)對美國之音說:當一些中國公司走向國際的時候,在佔據重要市場份額方面遇到了一些難題。這是一個挑戰,而且在中國的互聯網市場逐漸飽和導致中國公司走向全球的時刻,這會是一個更大的挑戰。

庫克還說,VPN 作為中國網民繞開網絡防火牆獲取外國受限網站信息的主要工具受到中國政府的不斷限制,這勢必影響中國學術界的對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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