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29日開始，中國海、陸、空三軍在東中國海、渤海、黃海、南中國海四個水域舉行軍演，雖然在“八一”建軍節前後進行軍演是中國軍隊的慣例，但是，由於今年是中日甲午海戰120週年紀念日，再加上中國媒體上連篇累牘的有關甲午海戰的歷史教訓，這次軍演很容易被外界解讀為是向日本釋放信號，給日本施壓。
事實上，兩年多來，中日關係顯著惡化，甚至降到1972年中日邦交以來的最低點。總部設在布魯塞爾的國際危機研究組織近日公佈的最新的一份題為《新仇舊恨：演變中的中日緊張關係》的報告斷言，中國和日本之間的敵意正在惡化為似乎越來越難以通過外交途徑化解的對抗。
*中日緊張關係之根源：中日同時強大*
2012年7月，日本政府從民間私人島主手中購買東中國海一組無人島嶼（這組島嶼在中國被稱為釣魚島，日本稱為尖閣列島），成為中日關係緊張的源頭。隨後，中國多個城市爆發反日遊行。
2013年11月，中國單方面宣佈設立東中國海防空識別區，這個識別區與日本和韓國早前宣布的防空區部分重疊，中日緊張關係進一步加劇。同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供奉著二戰甲級戰犯亡靈的靖國神社，中日關係雪上加霜。
2014年7月1日，日本內閣通過決議要解禁集體自衛權，引發中國的強烈抗議。 7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盧溝橋事變77週年紀念活動上未指名批評日本，引起日本不滿。
美國智庫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公共政策專家吳君華最近在該智庫舉行的一個報告會上說，“中日同時強大”是目前中日之爭的本質。吳君華同時也是日本研究諮詢中心（上海）主席和首席經濟學家。
她說：“兩個國家同為大國，又在隔壁，這是對雙方關係影響非常不好的一個因素， 也就是說'一山很難容二虎'。”
吳君華說，1990年代末，到21世紀，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是中日關係變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2010年， 中國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她說，中日要爭的就是誰是亞洲的盟主。
她說，甲午戰爭爆發的一個原因可能也是中日在爭誰是老大的問題。一向被中國國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最後打敗了龐然大物中華帝國。在此之前，中日知識分子還曾經探討如何建立“大亞洲主義”。她說，甲午戰爭前中國是老大，甲午戰爭後，日本強大。
*中日緊張關係根源之二：領導人的個人使命感*
吳君華認為，中日兩國領導人的使命感、理想和抱負也是造成中日緊張局勢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
她說：“安倍晉三和習近平都是很有使命感的人，當然是不同的使命感。安倍有很強的使命感，他的外祖父是岸信介……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綁架日本的民意。他刺激出中國的強烈反應，然後，他可以對老百姓說，你看中國多麼可惡，同時，他又可以對中國再次強硬。其實歷史上也是這樣，中國和日本的右翼或是鷹派，總是互相刺激，然後互相得到自己的地盤。”
安倍晉三出生在政治世家。其外祖父岸信介曾在1957年、1958年兩度組閣，擔任過三年多的總理大臣。岸信介一直希望修改憲法關於集體自衛權的解釋，而安倍晉三從年輕時代起，就下決心讓自己成為結束這一戰後政權的人。他2012年再次上台後，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日本的安全態勢，包括增加軍費和修改憲法解釋，以解禁日本集體自衛權等。 7月1日，他成功推動日本內閣通過了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議。
身為“紅二代”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從上台後一直在強調他的中國夢，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以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執政後，在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領土問題上越來越強硬，稱中國在領土主權上不會妥協。他曾表示甲午戰爭是剜心之痛。
日本《東方經濟學人》主編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 說， 安倍晉三和習近平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目前，雙方都都沒有政治意願來平息民族主義的意願，卻有將民族主義情緒當成自己的政治籌碼的做法。
他說：“我不認為這是（一山不容二虎的情況）是不可避免的，雖然日本任何首相在領土問題上都不會讓步，都會捍衛尖閣列島。但是，安倍晉三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他甚至會否認南京大屠殺或是參拜靖國神社。我們現在的兩個領導人都是民族主義者，也因為他們的民族主義者立場得到很多的支持。雖然的確部分是源自大國的角力，但是，這種角力因為民族主義的存在的的了強化和加劇。兩個國家同為大國也可以處理得更好。”
他甚至開玩笑說，安倍和習近平可以算是彼此在對方的“特工”，因為兩人互相幫助完成自己的抱負。他說，每次安倍的瘋狂言論或是參拜靖國神社，都幫助習近平鞏固了自己的民族主義陣營。反過來，習近平對日本和越南的硬措施，又會幫助安倍晉三實現自己的理想。
*經濟依存度加深降低兩國衝突的可能性*
安倍晉三今年一月在達沃斯經濟論壇上將目前的中日緊張局勢與一戰時期的德國和英國的關係相提並論，他並表示，經濟依存不一定保證兩國就不會走向戰爭。
但是《東方經濟學人》的卡茨說，雖然經濟依存並不能保障戰爭的不發生，但是確實降低了兩國走向衝突的可能性。
他說，“我不認為經濟依存度高一定會阻止戰爭的爆發，但是確實讓戰爭的成本高出很多很多。中國不會像對待菲律賓和越南那樣去對待日本。一方面是日本本身的軍事力量，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也需日本，同時還有美國的支持， 我不認為兩個國家中任何一個國家希望戰爭發生。”
威爾遜中心的吳君華援引日本經濟新聞的伊奈久喜的報告說，六個關係影響著中日關係：經濟依存關係、互為鄰國、同為大國、是否有共同的敵人、是否共享價值觀，是否有歷史夙怨，而在這其中，只有經濟依存是唯一促進中日關係的一個因素。
日本東京財團研究員的淺野貴昭說，安倍晉三提出經濟依存不一定能避免戰爭後，在東京引發強烈辯論，其中一個有意思的看法是： “東京的一個有意思的觀點是，正是因為日本和中國的經濟依存是如此強大和堅固， 政治家們才敢這麼玩火。”
他指出，在日本政府將尖閣列島收歸國有後，中國曾爆發強烈抗議，並抵制日貨，但是一年後這些都平息了。最新的報導說，今年上半年，中國去日本旅遊的人數迅猛增加，增加了88.2%。
*中日不是一戰的英德*
面對中日可能的衝突，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另一位中國問題學者汪錚在外交官雜誌上發表文章說，有關中日又進入一個甲午年，有關中日關係類似一戰時的英德的歷史類比並沒有給我們提供更有用的教訓，甚至會帶來更大的危險。
他說，雖然中日兩國在經濟依存和互為安全對手方面與一戰前的英國和德國類似，但是，雙方的經濟依存的規模和範圍要遠遠大於一戰的英德，而且，世界的基本秩序也從帝國時代轉為全球化。
他說，現在的日本也不是甲午戰爭時期的日本，因為這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策解構，社會和外交關係都經歷了顯著和根本的變化。日本最新的民調顯示， 7月1日日本內閣通過爭取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決議後，安倍晉三的支持率直線下降，創下新低。
*中日關係之最大危險：意外事件*
雖然專家們認為兩國領導人都沒有主觀意願發動戰爭，但是，意外事件可能發生，也可能失去控制。國際危機組織的報告說，中日出動海岸警衛船、軍艦和軍機的次數越來越多，這多次導致危險的近距離相遇，雙方之間的意外事件升級為廣泛武裝衝突的風險也因此增加。
威爾遜中心的吳君華警告說，中日之間一個不容忽視的風險是“政客誘導民意，民意綁架決策。”
她說：“雙方的民意，老百姓對立情緒這麼大，這當中有很多的客觀因素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是教育，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誘導了民意。現在是民意沸騰了，我與中國大陸的朋友聊起來，很擔心，最後習近平怎麼走？ 不打還有什麼選項？最後會不會被民意綁著往前走？”
英國廣播公司六月份的一份調查顯示，中日兩國民眾互不喜歡。認為中國對世界主要是負面影響的日本受訪者佔73%，認為中國影響積極的僅佔3%；中國受訪者對日本的負面和正面看法分別為90%和5%。
在國際危機組織在報告中對中日雙邊關係的看法顯得頗為悲觀，但是，他們還是提供了一線希望。那就是今年11月在北京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議，也許能為習近平和安倍晉三的會面提供機會。雖然日本一直在尋求兩國領導人的會晤，但自從島嶼爭端升級以來，習近平一直拒絕與安倍晉三舉行正式會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