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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播客 遊走在 審查邊緣


新加坡播客《Something Private》主持人Nicole Lim錄製某期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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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客”(podcast)這一小眾化的媒介給中國許多新聞從業者和評論人士“不吐不快”的平台。不過,播客已經受到審查者的注意,中國的播客主播正學習如何在掌握內容尺度的前提下保持內容上的原創和坦誠。

與中國影視和社交媒體動輒上億的視頻觀看量相比,播客的聽眾數量低得多,但其影響力正在逐漸擴大。

受歡迎的播客《故事FM》主播寇愛哲對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表示,他的每期節目吸引到聽眾人數大約在70萬上下。

由一群中國播客愛好者主辦的PodFestChina交流平台今年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中國播客受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是教育程度較高的中高收入群體。

這項調查結果顯示,中國88.5%的聽眾年齡在35歲以下,86.4%的聽眾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好奇心、興趣點和實用性是聽眾收聽播客的首要理由。文學、藝術和個人故事類的播客最受歡迎;34.7%的播客聽眾對政治歷史題材的播客感興趣。

開放、原創和坦誠是播客內容的普遍特點。香港中文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對《經濟學人》表示,中文播客上討論的話題不像主流中文社交媒體平台那樣追求聳動。香港《南華早報》報導,播客節目《忽左忽右》主持人、播客服務平台JustPod首席運營官楊一估計,儘管那些由大公司贊助和由風險投資支持的播客數量正在增長,但中文播客90 %左右都是非專業或獨立運作。

美國一份發表於2018年的報告統計,中國的播客市場每年收入約為30億美元。

楊一說,空間正在變小。他說:“如果有人是為了想要自由發表言論才製作播客,那他們現在可以收手了,因為這樣的氛圍勢必會在一年至一年半內開始消散。”

楊一表示,播客經營者普遍不是為了迎合了主流觀眾,而是做他們真正感興趣的話題。但他擔心,隨著觀眾群擴大,商業化繼續進行,播客空間將變得愈來愈擁擠。

除非播客某期節目因內容“出格”爆紅,否則審查者一般不會過問,這給了播客從業者一些發揮空間。

中文播客圈普遍承認,播主們面臨多重審查:自我審查、播客平台、贊助者和廣告商審查以及政府審查。

新冠疫情讓很多議題一下成為敏感問題,播客播主們平時已經很難拿捏審查尺度,在這場公共衛生危機中更是遊走在審查部門的刀鋒下。

由三位女性媒體人發起的泛文化類播客《剩餘價值》今年二月發布了一期題為《瘟疫、語言和具體的人》的節目,內容是對北京大學歷史教授羅新的採訪,討論疫情期間的心理、文化和政府管理問題。

主播之一張之琪2月19日在微博上宣布,《剩餘價值》在播客平台“喜馬拉雅”上的全部節目突然消失,她們立刻在另一個國內平台網易云也將這期節目下架,在蘋果Podcasts、Spotify 和官方網站上保留了這期節目。不過幾天後,託管在美國服務器的《剩餘價值》網站上的這期節目也已消失。該節目的支付寶賬號也被“清退或禁止續簽,不允許簽約”。

《南華早報》說,剩餘價值原團隊現在經營一個《隨機波動》的播客,節目上討論的有爭議話題全部圍繞的是國外事件。

主播之一張之琪對《經濟學人》說,她最關心的是接觸到中國國內的聽眾,“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沒有VPN。如果這意味著我必須犧牲一些言論自由,那就隨它去吧,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現實。”

今年6月,Castro 和Pocket Casts播客客戶端在蘋果中國區的應用商店被下架。澳大利亞的Pocket Casts運行者表示,蘋果將Pocket Casts下架是因為受到中國網信辦的要求。該公司說,播客應該作為一種開放的媒體形式不被當局審查。

Castro則表示,他們的產品被下架的原因是這一app推廣過有關香港抗議的播客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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