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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獨裁專制形同皇朝末世?

  • 斯洋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十九大會議

被中國稱為“知華派”的美國學者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日在華盛頓說,中共19大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高度集權,家長式的專制統治重新在中國抬頭。另外,由於反腐敗運動,中國的政治氛圍中瀰漫著一種恐懼文化,中國以前的“專家治國”模式不再,體制處於僵化。

過度集權和反腐造成恐懼文化和制度僵化

沈大偉11月9日在首都華盛頓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中國的未來發表演講。他對19大後中國的政治氛圍、經濟挑戰、社會狀態以及外交態勢等發表了看法。

在談到19大後中國的政治氛圍時候,這位在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擔任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的教授總結了以下幾點。他說,第一,習近平的權力過度集中;第二,父權制、家長式專制統治重新出現;第三,黨掌控一切,黨領導一切。第四,恐懼文化蔓延--反腐敗運動造成政治機制停滯、專家治國模式崩潰、制度僵化;第五,政治改革為零,黨內民主和黨內選舉讓位;第六,對公民社會、媒體、知識分子、高等教育的打壓加劇;第七,地方政府合法性缺失;第八,中國的富豪、中產階級移民和向國外轉移資產。

沈大偉說,中共19大後,中國重新出現了毛澤東時代的家長制專制統治。他說,這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並沒有好處,因為黨以及製度淪為最高領導人手中的統治工具。他說,過去40年來,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及其後的江澤民、胡錦濤、包括趙紫陽、胡耀邦在內確立了中共的集體領導體制、制度化的決策機制。但是,現在權力高度集中,決策機制被邊緣化,“專家治國”的現像不再。他說,從政治上來說,習近平現在所做的是“倒退”,而不是“前進”。

他這樣解釋反腐給中共帶來的體制僵化。他說:“反腐是好事,也很必要,但是,在整個官僚體系,包括國家、黨和軍隊卻造成了一個負面效應,那就是恐懼文化。我昨天和上海來的一個代表團見了面,他們告訴我所有的一切都停止了。大家擔心晚上被帶走,被'雙規'”。

他還特別提到,當一個國家的精英把財產和家庭成員都轉移到國外的時候,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反應的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他說:“當國家的精英將他們的財產向國外轉移的時候,這說明他們對自己國家體制的未來沒有信心。他們一隻腳踏出國門,他們在做好準備。”

沈大偉特別指出,這些精英中包括中共黨員。

從中國歷代王朝更替來看中國的未來

沈大偉在演講中提到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也就是從中國的歷史來看中國的未來。他列出了中國歷朝歷代王朝更替和衰敗的前提條件:第一,都有一個被孤立和專制的皇帝;第二,朝廷內部的朋黨紛爭;第三,精英階層腐敗;第四,意識形態空洞,對普通老百姓沒有真正的意義;第五,經濟混亂;第六,民眾起義和反抗風起雲湧;第六,自然災難;第七,來自邊境和領土的壓力。

沈大偉特別強調說,他不下結論。他讓聽眾自己判斷。他說,這些前提條件在現在的中國有的已經出現,有的並沒有出現。他特別聲明,他不是“中國崩潰論者”。

2015年,沈大偉曾經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文章“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他在文章中預測,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已經進入最後階段。從一貫對華溫和到突然“唱衰”,沈大偉的“改變”引發高度關注。有人曾揣測沈大偉介入了中共的政治鬥爭, 在為其中的一方擂鼓助陣。當時,中國官方媒體連續發文反擊,一段時間無人敢邀請他訪華,形同被封殺。不過,現在中共對他已經“解禁” 。

中國現在處於“硬威權統治”階段

沈大偉在演講中說,中國現在處於“硬威權統治”階段。一年前,他在自己的新書--《中國的未來》一書的發布會上也說,從2009年以來,特別是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中國一直在實施“硬威權主義。”

他說,從“硬威權主義”出發,中國未來的發展面臨四條岔路:往左倒退至新極權主義(neo-totalitarianism);沿著現今的硬威權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道路一直往前;走回1998年至2008年的軟威權主義(soft authoritarianism)道路;或是大力開放改革、向右轉向“新加坡模式”的半民主社會。

他曾經表示,如果中國採取半民主的模式,中國的改革就會成功和徹底轉型。但是,他在約翰霍普金斯的演講中說,他很懷疑習近平會在專制後(先整頓好黨和社會後)走向包容和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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