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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為何要向中國問責 又將如何問責?


國際社會為何要向中國問責 又將如何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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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議員星期一聯名寫信給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和司法部長巴爾,敦促兩人向國際法院提出訴訟,調查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的隱瞞疫情的行為。事實上,隨著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的發展,國際社會,包括政府和個人,向中國政府(中共)問責的聲音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響亮。那麼,國際社會為何要向中共問責,又將如何向中共問責?

“中國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他們手上沾血了”

美國印第安納州共和黨籍眾議員吉姆·班克斯(Jim Banks)星期一在自己的推特上說,他和其他22名眾議員聯名寫信給蓬佩奧和巴爾,呼籲兩人在國際法院向中國提出訴訟,使中國給全球帶來的傷害負責。

議員們在信中說,在新冠疫情上,中國共產黨故意向自己的民眾和全球發布了虛假信息,違反了2005年通過的《國際衛生條例》。聯名信還說,如果中國不服從國際法院的公正審判,各國可以通過暫停對中國的義務來促使中國為疫情帶來的經濟損失承擔責任。

除了美國之外,英國、澳大利亞、印度等國的政府和民間人士近日也紛紛提出了向中共問責並要求索賠的要求。面對越來越多的索賠和問責的聲音,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4月20日反問道,從H1N1流感到愛滋病到全球金融危機,並沒有誰讓美國賠償,承當後果。

讓某個國家為某個流行病的大爆發負責,並且作出賠償在國際社會的確少見,應該說並沒有先例,但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國際法教授詹姆斯•卡拉斯卡(James Kraska)告訴美國之音,向中國問責並不是因為病毒在中國爆發,而是因為中國政府在早期應對疫情時違反了《國際衛生條例》,並沒有履行相關的法律義務。

他說: “這不是因為那裡爆發大流行病。大流行病在任何地方都可能發生,即便是每個人都盡其所能做得完美,也可能發生大流行。問題在於中國有法律義務通知世界衛生組織並保持透明。中國2005年參與製定《國際衛生條例》,《國際衛生條例》是一部由約束力的條約,中國是締約國之一。中國同意保持透明,並向世衛組織提供所有信息。”

卡拉斯卡強調說,問責的對像是中共,並非中國人民。他說,由於中國政府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以及世界衛生組織缺乏在健康領域內的透明和合作,這延緩了各國對該病毒及其控制方法的了解,也延緩了他們的應對,讓全世界因此而經歷更大的風險。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3月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如果中國早三個星期對新冠疫情作出行動,全球大流行可以減少95%。美國國會眾議員班克斯在提出向中國索賠新冠疫情損失的議案中也引用了這項研究。

卡拉斯卡3月在美國軍事博客“戰爭困境”(War on the Rocks)發表文章列舉了中國違反《國際衛生條例》,試圖向中國民眾和世界隱瞞疫情的一系列做法。

他說,從12月中旬到1月中旬,中國農曆新年慶祝前,疫情爆發的關鍵時候,中國媒體有意誤導民眾,讓民眾感到疫情不嚴重;中國打壓發出疫情警報的醫生;中國沒有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人傳人”以及醫護人員傳染的信息。

他還告訴美國之音,中國並沒有根據《國際衛生條例》的要求遏制疫情的發展,例如,在疫情爆發期間,中國沒有阻止武漢人前往世界各地,相反,在美國政府2月2日宣布對中國斷航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甚至指責美國“實在太不厚道”。另外中國還拒絕國際衛生專家第一時間趕往疫情的爆發地等。

克拉斯卡強調說,“他們(中國共產黨)手上沾血了。”

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截至美國東部時間4月21日下午兩點,全球新冠病毒肺炎確診病例達2,501,156例,死亡病例為171,810例。美國的確診病例升至788,920例。

克拉斯卡提到的《國際衛生條例(2005)》是2005年5月由196個國家共同通過的具有國際約束力的規則,規定成員國在處理健康問題,特別是在高度傳染性疾病的管理方面承擔義務。值得提出的是,《國際衛生條例(2005)》是在2003年SARS爆發後修訂的。 2002年到2003年,因為中國政府隱瞞薩斯疫情,導致病毒蔓延至 28個國家,死亡總數為774人。 ”

根據《國際衛生條例》,各成員國負有對“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作出迅速反應的法律義務,監督並共享有關潛在爆發的的所有信息:“臨床說明,實驗室結果,風險來源和類型,人類病例和死亡人數,影響疾病傳播的條件以及所採用的衛生措施。”

問責是出於道義、全球治理以及未來的需要

邁克爾·奧斯林(Michael Auslin)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員,他3 月31日在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發表文章說,向中國問責是出於道義、全球治理以及未來的需要,世界必須確保中國政府為自己的瀆職負責。

奧斯林在文章中說,中國政府早期非但隱瞞疫情,在後期,還試圖利用疫情來擴大自己在全球的影響力和地位。

他在文章中也列出了中國政府早期的一系列不作為和隱瞞的行為,他說:“簡而言之,多年來,中國一直標榜自己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但是,在這場危機卻讓其展現了自己的本色。一個不能再否認的事實就是,習近平政權對世界構成威脅。正義要求人們對其危險和殘酷的行為在道義上追究其責任”。

從全球治理方面來說,奧斯林認為,中共的行為嚴重危害了全球的政治治理。他說,中國沒有及時、準確地向國際衛生組織提供充分的信息,相反還有意誤導了世界衛生組織在“人傳人”現像上的認知。他說,中共破壞自由國際體係並使全球機構屈服於其意志的做法絕不能夠再被容忍。

奧斯林說,向中國追責也是為了防止未來大流行肆虐世界的事情重演。他說:“如果北京不用為未能遏制新冠病毒大流行,說謊以及試圖掩蓋這種病毒的嚴重性而擔負責任,或者更糟糕的是,北京因其行動而真正贏得全球的讚譽,那麼,沒有哪個國家會在另一種流行病爆發時,會覺得有必要對世界誠實,同樣的致命慘劇也會重演。”

在中國的疫情緩解後,中國通過向全球疫情嚴重的國家提供物資援助和派遣醫療援助隊的方式,試圖打造自己是負責任的大國形象。把控制疫情打造稱宣傳中國政府治理能力、政治制度和全球領導地位的案例。另外,中國還試圖通過“病毒可能是美軍投送”,“病毒源頭不一定是武漢”等敘事方式來改寫疫情的歷史。

向中國索賠法律上是否可行?

除了議員提出向國際法庭控訴中國政府外,在美國,至少有一個地方的美國公民已經訴諸法律,要求中國賠償新冠病毒造成的損失。

2020年3月13日,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家律師事務所已經代表當地的四位居民以及一個棒球訓練中心就新冠疫情在佛羅里達州南部地區法院對中國提起集體訴訟。

3月24日,美國國會的參眾兩院先後推出跨黨派決議案,要求中國政府對早期應對新冠疫情不當的錯誤行為負責。上星期,國會議員又提出法案,允許美國民眾對中國政府提出訴訟,針對他們在新冠疫情中的損失進行求償。

3月31日,澳大利亞議員克里斯滕森提議收回達爾文港和中國公司租用的農地,作為“疫情賠償”。

4月4日,印度律師協會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提出“申訴”,向中國“索賠”20萬億美元。

在英國,英國的媒體透露,英國內部的資深官員和部長正準備與中國“清算”官員新冠疫情的不實信息。

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 4月5日發布的報告,提出向中國索賠。報告說,疫情英國、美國和日本在內的七國集團(G7)造成約3.2萬億英鎊的巨大損失。

亨利·傑克遜學會還建議各國政府通過國際法院、聯合國常設仲裁法庭、香港法院、雙邊投資協議的爭端解決機制以及在世界貿易組織等渠道向中國索賠。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的國際法教授卡拉斯卡說,中國雖然不是故意要造成疫情在全球大流行,但是中國政府的瀆職做法確實導致了疫情在全球擴散。根據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相關責任條款,中國應該為新冠疫情中的不法行為負責,作出全面補償。

不過,他又說,把中國告上國際法院,中國可以不應訴;把中國告上聯合國常設仲裁法庭,中國也可能像對待南中國海爭端案的裁決那樣,直接無視國際法庭的判決,他認為最有效的問責方式是各國按照國際法的國家責任法來進行“自助”賠償。

根據國家責任法第49條,受害國可以採取合法的反制措施,中止對中國的義務,以此誘使北京履行其責任和債務。卡拉斯卡說,美國和其他受害國可能會中止現行法律義務或故意違反對中國的其他法律義務,以誘使北京履行其責任並解決其對世界造成的災難性損害。他說,迫使中國減免美國國債為新冠疫情賠償也是一個選擇。

美國聯邦眾議員班克斯3月份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就曾提出這樣的一個辦法。

在星期一給國務卿和司法部長的聯名信中,班克斯和其他議員們也提到了卡拉斯卡的建議。他們說,“如果中國未能服從國際法院的公正審判,《聯合國憲章》將為受害方提供指導:第49至51條解釋了各國如何中止對中國的義務,以此作為誘使北京履行義務的手段它對世界造成的災難性損害負有責任。

成立聯合國調查委員會,聯合調查疫情真相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卡拉斯卡說,中止對中國的義務不僅體現在經濟上。反制措施還可以包括取消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領導地位,中國現在主導著聯合國系統15個組織中的四個組織;各國甚至可以將中國踢出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行列;暫停飛往中國的航空旅行;破壞中國互聯網防火牆,傳播西方信息,讓中國民眾由更好的管道獲取資訊等。

不過,美國和平研究所中國項目高級政策分析師斯托克斯(Jacob Stokes)擔心,要求中國賠償反而有可能導致中國和其他國家害怕,反而不願意在下一次疫情爆發時提早發出警報。

他在接受VOX新聞採訪時說,“對中國官員實施制裁或允許受害者起訴中國,尋求與Covid-19相關的損害賠償,可能會讓各國心有餘悸,不會在下一次疫情爆發時提早發出警報。”

他說,任何應對措施的首要目標都應該是防止另一場大流行的發生。他建議政策制定者在製定政策時要擔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因害怕受到指責或懲罰而在未來隱瞞可能爆發的疫情這種行為。

他認為,美國的對策應集中在以可信、公正和科學的方式來收集有關病毒起源和中國的早期失誤的證據。

他說,確保中國對疫情的不當處理和政治化的證據得到詳盡了記錄,並讓全世界了解這個問題。華盛頓應該認識到,讓事實說話,比起試圖修飾或引起轟動來,對第三方更具說服力。他還說,美國應該與盟國以及多邊組織一起以可信的方式來揭露事實,迫使中國承擔責任。

何瑞恩 (Ryan Hass)2013年至2017年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主任,現在是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他在通過電子郵件告訴美國之音採,向中國問責應該包括疫情過後,由聯合國牽頭,對病毒的源頭進行聯合調查。

他說,兩國應該承諾,“在危機過去之後,兩國都將全力以赴,公開透明地支持聯合國領導的Covid-19調查報告。據此,科學家可以確定該病毒的來源,其快速傳播的原因以及為防止再次發生必須吸取的教訓。”

他認為,現階段,美國應該與中國合作,在疫苗試驗、生產和交付方面合作,否則很難想像病毒會被完全消滅。

對新冠病毒疫情進行獨立的國際調查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Marise Payne)4月19日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堅持要求對新冠病毒來源等問題進行獨立的國際調查。她還強調,世界需要中國對(新冠肺炎)信息保持“透明度。美國也希望向中國派遣一個專家組,調查有關新冠病毒的起源問題,包括病毒是否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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