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在盯著你”，這已經不是喬治·歐威爾在小說《1984》設想的場景，在中國，由於“健康碼”和其他監控設施的存在，民眾的一舉一動都在政府“老大哥”的嚴密監視之下。不只是在中國，2020年由於新冠疫情的肆虐，很多國家，包括一些民主國家，也用數字技術來進行接觸追踪，以遏制新冠疫情的擴散。一些人權和隱私保護專家擔心，這些緊急監控措施即便是在疫情后也很難消除。民眾因為擔心生命安全而作出的短暫退讓和配合，最終可能會讓自己的隱私和自由被一點點吞噬。他們還警告說，這樣的數字“全景式監獄”其實在中國已經存在。
疫情時代的“健康碼”，對全民監控
“如果那時候你不在手機裡下載'健康碼'，你可能無法邁出小區一步。”在被問道為什麼必須下載“健康碼”來配合政府跟踪自己時，中國杭州居民許弋（化名）這樣告訴美國之音。
作為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總部的所在地，杭州率先在2月7日推出了“健康碼”。中國手機用戶在阿里巴巴的支付寶平台上申領“健康碼”，根據申請者填寫的個人健康狀況、出行記錄及聯繫人等數據，系統產生紅丶黃丶綠三種顏色的二維碼，作為判斷個人能否外出丶通行的標準。綠色風險最低，紅色最高。
中國媒體報導，阿里“健康碼”啟動差不多一個月後，中國全國24個省的200多個城市都在使用。中國另一互聯網巨頭騰訊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內推出微信“健康碼”在上線100天後，共覆蓋中國10億人口、400多個市縣、5100多個村莊。
中國政府說，“健康碼”政策並非強制，但是，由於從社區到工作場所及所有公共區域，都需要民眾出示代表健康的綠色碼才允許進出，“健康碼”實際上成為民眾出行的必備。在疫情期間，“健康碼”幾乎成了中國人的電子通行證。
杭州居民許弋說，自己一開始就質疑這樣的做法是否100%有效。 “如果一個新冠病毒攜帶者或是患者，只要沒有出過杭州，也沒有去醫療機構就診的記錄，那麼，他很可能還是綠碼，依然可以自由在杭州出入，甚至搭乘公交。”
許弋認為，“健康碼”的主要功能就是跟踪一個人的行踪。 “一旦你離開過杭州，你的健康碼變成黃色和紅色，你就會被馬上被強制隔離。…你一出小區就會被小區保安攔截，無處可逃的。”
與“健康碼”給生活帶來的不便相比，許弋說自己最大的擔憂是隱私被暴露殆盡。許弋說：“當政府知道你什麼時間在什麼地點出現，這太恐怖了。而且，它還把你的所有個人資料連結一起。” 許弋說，雖然如此，他的一些朋友支持政府的措施，因為他們認為“這畢竟控制了疫情。”
根據中國媒體的報導，“健康碼”收集到的用戶信息包括個人身份信息、用戶姓名、手機號碼、身份證號碼、甚至包括人臉信息。 “健康碼”系統是與中國警方共享的，甚至一些省份和城市的“健康碼”是警方共同參與製造和發出的。
湖北省政府網站上公佈的“湖北健康碼申請指南及常見問題答疑”就顯示，“ 省公安廳、省衛健委會同省政務管理辦共同建設全省統一比對數據庫，按審核比對結果信息制發湖北健康。” 另外，該消息還說，“若謊報瞞報健康碼申請信息將被納入個人信用記錄”。個人信用記錄在疫情前已經控制著中國人的出行方式。
中國疫情的高峰早已過去。許弋說，一些地方對“健康碼”的使用也不再那麼嚴格。但是，他還沒有打算刪除。政府方面也沒有人說，可以刪除了。他說：“誰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再次使用？”
無孔不入的攝像頭，無處藏匿的民眾
在疫情前，中國已經是監控大國。根據調研機構IHS Markit的計算， 2018年，中國的攝像頭大約又3.5億台，差不多每4.1人一個攝像頭。該公司還預測，到2021年，中國的攝像頭數目可能會有10億個。
因大膽敢言而激怒中國政府清華大學法學院前教授許章潤近日撰文說，自己住所50米半徑內便有9個監控探頭。九個探頭對他“十面埋伏，百般體貼，千般殷勤，萬分周到，全方位伺候。”
在新冠疫情期間，中國政府更是將以前無處不在的監控攝像頭用到了極致。除了用“健康碼”控制民眾出行之外，中國還會利用行車記錄器、或是火車站、飛機場、街頭的“天眼”識別病毒感染者、新冠患者的接觸者或是不按規定隔離、隨意出行的人。為了更好的監控居家隔離者，中國的部分社區將攝像頭安裝到這些人的家門口，有的甚至安裝到隔離者的客廳裡。
另外，中國政府還利用巡邏機器人走上街頭忙著行體溫測量任務；利用安裝了攝像頭和揚聲器的無人機負責勸阻聚眾活動，監控隔離場所，甚至提醒人們戴上口罩。在疫情期間，中國人工智能公司進一步完善了人臉識別技術，即便是戴上口罩，你也無處可藏。
“健康碼”和其他監控手段被認為對中國控制疫情起到重要作用，但也因其對人權和個人隱私的嚴重侵犯而引起了廣泛的批評。有人指出，大數據下的“健康碼”把中國變成了大監獄，每個人都好似被戴著一個電子腳鐐，走到哪裡都會被監控。
5月，杭州的一名逃亡的自首殺人犯和12月四川成都新冠確診女孩的經歷生動地詮釋了監控的“無處不在”，以及被監控者的“無處可藏”。
杭州警方5月份公佈，他們逮捕了一名24年前殺人後一直潛逃的男子。警方說，因為沒有健康碼，他無法工作，也找不到地方住。在街頭遊蕩數天後，不得不自首。
12月8日，成都確診女孩趙某因為政府公佈的“疫情路線圖”細節太驚人，個人隱私信息被搜索出來在多個社交平台被轉發，導致她最後不得不出面在社交媒體發文致歉，稱“給大家帶來麻煩，打破了大家原本平靜的生活”。
“全景監獄”已經到來
人權組織指出，為了遏制新冠肺炎，中國和俄羅斯政府正在擴充監控能力，並實施各種不具公共衛生理由的限制人權措施。更有人擔心，中國祇是把現在的“健康碼”當作全民監控的一場實驗。
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負責科技欄目的副主編羅斯·安德森（Ross Andersen）8月在《大西洋月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復雜的社會控制數字系統中，類似的代碼（健康碼）也可以用於對一個人的政治傾向進行評分”。
他在這篇題為《全景監獄已經到來》（The Panopticon Is Already Here）的文章中，安德森還指出，中國政府正試圖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把整個中國打造成一個“全景監獄”，以監控中國公民的一舉一動。全景監獄也稱圓形監獄，是英國哲學家傑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在18世紀末提出的一種監獄設計。在這樣的監獄中，犯人時刻都處於被監視中，因此無時無刻都要規範自己的行為。
文章稱，新疆已經成為當局打造“全景監獄”的實驗室。當地每隔幾個街區就有配備監控攝像頭的檢查站，這些攝像頭獲取的圖像，會與當局在“健康體檢”過程中採集的維吾爾人面部圖像進行比對，快速識別他們的身份。當這些維吾爾人離開他們居住的社區時，自動化系統就會追踪他們的行踪。
中國傳來的消息也並不樂觀。在率先推出“健康碼”的杭州，杭州的官員們5月份曾開會討論將“健康碼”常態化。
中國媒體最近報導，“健康碼”以後會在其他領域發揮“餘熱”。報導援引中國電子技術標準院信息技術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個人健康信息碼標準起草者之一，周平的話說，當初在製定《個人健康信息碼》標準時就思考了一個問題：如果要製定國家標準，健康碼是否會長期存在？從不斷出台的規範政策看，健康碼顯然將長期存在。
前不久，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甚至建議將“健康碼”推廣到全球。在2020年11月21日的G20峰會上，習近平提出“建立基於核酸檢測結果、以國際通行二維碼為形式的健康碼國際互認機制，希望更多國家參與”。
不過，習近平的建議立即招致西方人權組織的反對。人權專家警告應慎防中國的“國際健康碼”提議，因為這可能是假借健康之名的“特洛伊木馬”，造成“廣泛的政治監控和排他性”，類似在中國已實行的社會信用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