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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世紀四大書法家墨跡消逝 年青學者鑽研保育文化遺產


“墨跡”發起人黃宣游在講座中。(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墨跡”發起人黃宣游在講座中。(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早在港人北上消費,夜市不再前,香港舉世聞名的霓虹燈繁華景象,已遭時代洗禮,漸漸褪色消失。不過,少有人提及的倒是這些燈光招牌上的字體,盛載著過往幾代土生土長香港人的集體記憶,代表著一個生機勃勃的時代。一個名叫“墨跡”的新興保育團體,誓志鑽研與保留這些獨特香港字體文化足跡,好讓它能抵禦淘汰衝擊,讓世世代代欣賞下去。

霓虹招牌燈光熄滅下 香港商業字體保存工作岌岌可危

一塊塊大小不一的霓虹燈招牌,刻上各種書法特色字體,在晚上亮起後百花齊放,相互爭妍鬥豔,印證著商舖百業興旺的景象,更是香港人賴以自豪“東方之珠”美譽的象徵。不過,由於香港政府近年修緊建築物安全政策,執法部門大規模取締在大廈外墻上的霓虹燈招牌,再加上LED燈廣告顯示屏幕文化的興起流行,這種五光十色的獨有景象漸漸地開始變得暗淡。在過去三年疫情衝擊下,有不少老字號店舖結業,也加速了霓虹燈招牌的熄滅。

每當一塊塊霓虹燈招牌被拆除下來,保育團體準備運往別處保育時,緬懷的人總喜愛到場拍照打卡一番。他們不捨之情,除了是對這些老店舖的人情味外,當中更包括了對招牌上字體名稱所蘊含的精神。

年輕學者創立“墨跡” 鑽研上世紀四位香港代表性書法家作品

早於這拆招牌現象變得頻繁前,香港本地一位青年學者便孕育了研究香港招牌字體文化的念頭,希望能在它完全消失前加以保育。 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客座講師黃宣游便是其中之一。這位年青學者鑽研上世紀四位香港代表性書法家作品及生平,從招牌、名片等常見的“商業書法”應用,審視香港字體視覺文化。

這位學者近日以電郵方式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訪問時,首先介紹了他成立保育組織“墨跡”的經過與目的。他回顧,2020年末,他開始收集香港上世紀二十至八十年代應用書法家的作品,研究其書法藝術與商業結合的特色、文化與發展。其後,“墨跡”成功招募了三名義務研究員,並於2023年獲得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擴大研究範圍至有關書法家生平、墓碑墨跡及其他場所遺墨;至去年末,再有十二位成員加入,全部均是書法愛好者。黃宣游說,慶幸在這些香港書法藝術完全消失前,自己便當機立斷開始保育行動工作。

黃宣游 :字體保育工作“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黃宣游說,“自2018年,我們主動與很多香港老字號(店舖)聯繫,進行品牌重塑;至今,我們已經與超過20家70年以上的老字號共事。然而受疫情及經濟影響,老字號的數量驟減超過一半,我們慶幸早於疫情前開始重塑工作。同期,執法部門開始大規模取締霓虹招牌。這讓我意識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的重要性,不應該再猶豫,有意義的事就應該盡快實行,這就是墨跡的初衷。”

香港著明的佛家勝地大嶼山昂坪的大雄寶殿,也是區建公於1940年揮筆題字的。 (圖片來源:墨跡臉書網站)
香港著明的佛家勝地大嶼山昂坪的大雄寶殿,也是區建公於1940年揮筆題字的。 (圖片來源:墨跡臉書網站)

據“墨跡”介紹,研究上述這些書法家作品的重要性在於,他們的書法藝術結合了當時的商業社會特色、凸顯了獨有文化特質。黃宣游說,古時,書法與官宦互為表裡,也有文人在財主之家作門客,支撐藝術創作,“藝術”與“金錢”從來息息相關。同樣地,二戰前的香港與外國商貿繁盛,眾多廣東商家落戶投資,文人也因此聚集香港。

1936年,區建公開設"建公書法專科學院",普及書法教育。圖為50年代的皇后大道中,街上超過一半招牌都是區氏作品。(圖片來源:墨跡臉書網站)
1936年,區建公開設"建公書法專科學院",普及書法教育。圖為50年代的皇后大道中,街上超過一半招牌都是區氏作品。(圖片來源:墨跡臉書網站)

到二戰後,香港復甦較其他地區快,多機遇下,自然吸引更多外省商家學者。正是商貿繁盛,很多華南文化傳統得以保留,配合大量資金促進藝術實驗,所以便出現了不同物料與書法藝術的碰撞,包括烏木金漆、水磨石、黃銅、霓虹等招牌,招牌密度一度為世界之冠。

受書法老師啓蒙 不應“只師古人”而應“海納百川”

黃宣游解釋,開始研究後,便發現這一門學問淵博,更衝擊了固有思想空間。

黃宣游說,“到了碩士,我專修‘品牌學’,碩士論文研究‘品牌體驗’,當中也有探討文字與市容及城市品牌之間的關係。截至2020年末,我已練習書法經年,也師從過多位老師,其中一位老師與其他老師持相反意見:‘只要是合乎法度,所有好字,都有值得欣賞和學習的價值。’與其他‘只師古人’的老師不一樣,這位老師海納百川的看法,驅使我留意更多香港近代書法家的字。”

據“墨跡”的研究,香港上世紀四大書法家分別為區建公、謝熙、卓少衡與黎一鳴。他們所寫下的字體均是香港過去幾代人的集體記憶。

區建公將魏體融入商業招牌

區建公將魏體融入商業招牌。(圖片來源:墨跡官方網站)
區建公將魏體融入商業招牌。(圖片來源:墨跡官方網站)

區建公 (1887 - 1971),香港上世紀中葉著名書法家及中醫師,生於廣東新會。他早期來到香港後先後建立“建邦學校”與“建公書法專科學校”,以系統化方式授予學生書法竅門,被視為香港第一家書法專科學院。區建公因將魏體(又稱北碑、北魏、魏楷)等書法字體融入商業招牌,獲得“招牌王”稱號,在1930至1970 年代風行香港,為香港老一輩所津津樂道。據說他是第一個將北魏楷書帶融入商業招牌的書法家。此前,招牌主流基本上選用傳統榜書或楷書。

謝熙精研漢隸 為教育界帶來懷古新意

謝熙精研莊重雄壯的漢隸,其敦厚古樸書風,為香港市容帶來了一股懷古“新意”。(圖片來源:墨跡官方網站)
謝熙精研莊重雄壯的漢隸,其敦厚古樸書風,為香港市容帶來了一股懷古“新意”。(圖片來源:墨跡官方網站)

謝熙(1895–1983)生於廣州番禺,在上世紀 50年代正式遷居香港,建立“謝熙書法研究院”。“墨跡”研究指出,他精研莊重雄壯的漢隸,敦厚古樸書風,為香港市容帶來了一股懷古“新意”,並與教育界不謀而合,讓呆滯書風得以豐富。時至今天,多家香港的學校,例如九龍真光中學、聖公會基榮小學、路德會呂明才中學與樂善堂顧超文中學等,均仍然保留了謝熙所題寫的大字招牌。 此外,謝氏書法也多見於商業機構,較著名的有永安公司、大元公司、新鴻基地產有限公司等;50–70年代,他的字體更在酒樓茶樓界撐起了半壁江山,但因他幾乎從不落款,導致很多作品不為人知。


卓少衡風格見於唱片封套

卓少衡的“卓體”常見於黑膠、卡式帶及CD封套上,字體風格與封套設計搭配,是很多粵劇名曲的最佳選擇。(圖片來源:墨跡官方網站)
卓少衡的“卓體”常見於黑膠、卡式帶及CD封套上,字體風格與封套設計搭配,是很多粵劇名曲的最佳選擇。(圖片來源:墨跡官方網站)

卓少衡(1923–2005),香港上世紀中後期著名書法家,為南海縣商家卓氏後人。卓父從小為兒子打點學習,安排家庭教師到家中授課;唯卓少衡天資聰穎,不喜管束,十四歲離鄉別井,希望闖一番事業。1942年,他隻身從廣東到達香港,從事印刷相關工作,接觸了很多廣告業和美術界朋友,並開展了前半生商業字的事業。除了書畫,他的書法也見於不少唱片封套。“卓體”常見於黑膠、卡式帶及CD封套上,字體風格與封套設計搭配,是很多粵劇名曲的最佳選擇。

黎一鳴“手寫卡片”成為香港收藏界獨有搶手貨

黎一鳴1953年前赴香港,以代寫書法為職業,一寫便是六十年。 (圖片來源:墨跡官方網站)
黎一鳴1953年前赴香港,以代寫書法為職業,一寫便是六十年。 (圖片來源:墨跡官方網站)

黎一鳴(1935–2017),生於廣州花縣。1949年,時年14歲的黎一鳴從廣州移居澳門就讀中學,當時他受到一位鄰居一位代書先生多變的書法風格所啓發,引起對書法的反思及興趣。 1953年,黎一鳴前赴香港,並正式矢志以代寫書法為職業,一寫便是六十年,成了其終身職業。他的“手寫卡片”是香港收藏界獨有搶手貨,而隸書卡片更是物以罕為貴,原因正是寫隸書所花時間比其他書體更多。

不同書法招牌 反映不同商人從商風格 藍領進修認同行業身份

黃宣游解釋說,上述四位書法家橫跨當時香港經濟發展的不同年代,代表著不同的時代需求,如區建公的魏楷書法風格氣勢非凡,筆畫誇張舒展,視覺上衝擊力大,找其書寫招牌者多為實力富商,有“區建公寫的招牌能帶來好風水”之說。

80年代彌敦道佐敦段。龍鳳樓、國際大酒樓、新亞大酒樓(謝熙);泰林(區建公) 。(圖片來源:墨跡臉書網站)
80年代彌敦道佐敦段。龍鳳樓、國際大酒樓、新亞大酒樓(謝熙);泰林(區建公) 。(圖片來源:墨跡臉書網站)

他續稱,謝熙的漢隸風格多用於酒樓、地產發展商以及學校,與魏楷的視覺衝擊不同,漢隸給人一種沉穩古樸的感覺,配合個別商戶特質。香港曾經有很多茶行,有用上魏楷,也有漢隸的招牌,不同的招牌風格也某程度反映了創辦人從商的不同風格。

黃宣游分析,“以往教育普及率較低,藍領識字率不如現代;然而,很多酒樓部長經理,或者餐廳“企堂”會利用公餘時間進修,報讀書法班精進書藝。這也解釋了為何餐廳“是日精選”廣告牌、酒樓菜牌,或是“嘉賓留座”牌上的字,均氣勢非常,引人入勝。上世紀人均教育水平可能比現在低,但每個人尊重自己工作,以至身分認同的程度,均遠高現代人。”

“字觀人性” 從字體端正同學中學習

要懂得欣賞、研究上述四大字體書法家的筆法並與其家族後人接觸,黃宣游深明必須自身具備相關基礎知識的重要性。他説,儘管年幼時沒有正式學習過書法,但家中父母從小便教導強調“字觀人性”,促使他對自己書寫也有基本要求,尤其是小學每年重新分班開學時,他也會物色字體端正的同學,從而觀察學習其優點缺點。

卓少衡書法揮春。(圖片來源:墨跡臉書網站)
卓少衡書法揮春。(圖片來源:墨跡臉書網站)

黃宣游繼續說,到了高中畢理科業後,他才意識到文化與歷史非常重要,“文理並行”的性格,讓他對很多事物都感到新奇。他原有的朋友圈中,喜歡書法並不多;但他學習書法後,也認識了不少書友,不會有“異類”感覺。

嚴謹拆解商業招牌字跡 “品”字非簡單三“口”隨便組成

“墨跡”上載至Youtube 的視頻中,也充份顯示了對字體一絲不苟的鑽研認真態度。在一般常人的認知中,豆品中的“品”字在兒時學習過程中,老師一般會教導書寫三個“口”字便成。但黃宣游在短片中將他拆解,分析這三個口字的次序、角度與方位組成,也有嚴謹要求,以達至美觀境界。

黃宣游補充說,“因電子設備及互聯網之便,現代人往往容易道聽塗說,而不去追本溯源。漢字經‘篆隸楷行草’演化而來,所有字的寫法及解釋都有其根源,知其源流即有助寫好字體。現代父母受普及教育影響,先是不重語文,而對事物亦鮮問究竟。看到一個‘三個口’組成的字,自然就認為它僅是‘三個口’了。實際上,每個部首佔比都有竅門,而區建公先生教學法之中,特別著重教授(唐代書法家)歐陽詢所創之九宮格結字法。….現代教育的目的僅是‘認字’而非‘識字’。然若凡事講‘根源’,人們又會覺得不合時宜,只能說時代不同,教育有別。”

食品的“品”字寫法造型,也甚有講究。(圖片來源:墨跡官方網站)
食品的“品”字寫法造型,也甚有講究。(圖片來源:墨跡官方網站)

同樣,在另一則的視頻中,一般人認爲無甚特別的澳門與香港四字,“墨跡”介紹說,“澳”與“港”當中三點水的寫法也大有研究,不是隨便點下三點便成。

黃宣游更稱,嚴格來說,平均每個漢字都至少有5種寫法,並無對錯之分;而不同寫法配合不同書法風格,可以豐富文字美感,這正是漢字在香港獨特的保留與呈現。

黃宣游解釋,儘管多年來小學中文課程均要求學生練習書法功課,但做成一般香港人不會深究字體書寫的現象,或許與大部份中文科小學教師未有受過正統訓練有關,故此不能達到啟蒙效果,反而誤導眾多學子。他並說,因當時有繪畫基礎,以“描畫”的方式臨帖,很容易得高分;現在回看,這相反卻走了很多冤枉路,同時估計很多同學對書法的興趣就在此時被扼殺,甚至萌生厭惡感覺。

記者提到“香港中文繁體字”藝術發展與中國近代史的關係時,黃宣游糾正説法,指“香港中文繁體字”,並不是一個正確概念,繁體字本屬中國歷代演化而成的漢字,只是近代演變複雜,包括“規範字”、“簡化字”與“電腦字”等,讓外界錯覺有門戶之見。他續說,因歷史背景及主權變化,香港並不如其他華文使用地區早硬性推行“規範字”,讓漢字的靈動與活力得以留存更長的時間。

區、謝兩人份屬君子之交;卓、黎兩人亦師亦友

對於四位書法大家在不同時期的交集、認識或情誼,黃宣游介紹,區建公與謝熙兩人雖為同行,但也會在展覽和雅集碰面,屬君子之交;而卓少衡及黎一鳴活躍於相同時期的上世紀60至90年代,卓少衡經常分享書法心得予黎一鳴,兩人份屬亦師亦友。

黃宣游回憶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幾位書法家亦然。透過‘墨跡’,某些已經失聯的後人因談及父親而重新聯繫,更有部份相約一起觀看‘墨跡’舉辦的展覽,這是文化研究以外的意外收穫。”

這位字體保育者更到訪這些前輩的廣東家鄉,感受鄉親熱情與純樸,他並看到每一位書法家對自身鄉族有著深厚歸屬感,鄉民也對每位前輩的成就感到自豪。他說,這是華人傳統的文化,也是當今城市人普遍缺乏的真、善、美。

四大書法家所代表的 是上一代香港人堅毅不屈精神

這四大書法家雄霸香港書法藝術市場,橫跨了上世紀八十多年,經歷了戰亂、經濟發展與科技飛躍,其經營生存環境受著不同的威脅。黃宣游從研究中體會到,他們的發跡正是代表當時香港上一代人的堅毅不屈精神,無懼任何艱苦,迎難而上,造就了香港經濟騰飛的年代。

黃宣游說,“戰前戰後的南來文人,本來就是有著過人的膽色,才會離鄉別井落戶香港。所以面對社會和科技的衝擊,他們也是逆來順受,總是找到生存的空間。他們能在戰爭中找到喘息的空間,面對生活上的小問題,當然也會沉著應戰。反之,嬰兒潮世代以後,人們較多處於相對安逸的狀態,自然就缺少了接受轉變的勇氣,這是歷史的進程,放諸世界亦然。”

香港“儒商”文化消失 字體保育工作任重道遠

隨著霓虹燈廣告招牌的殞落,這些字體的保育工作顯得刻不容緩。黃宣游並沒有為此過份擔憂,指出霓虹被LED驅逐是歷史進程,正常不過。相反,他指出,載體從來不是問題,問題在於香港普遍商家的學養缺失,從前的“儒商”文化早隨“地產經濟”消失。他說,在這些商家主導的商業世界,面對電腦字,價值不菲的書法藝術當然不堪一擊;同樣地,香港人並不是不察覺到老店舖、酒樓一間一間的關閉,只是過去幾十年,香港人的核心價值主要圍繞“地產”,此外的一切均不太重要,他們根本不在意。

黎一鳴“手寫卡片”。(圖片來源:墨跡臉書網站)
黎一鳴“手寫卡片”。(圖片來源:墨跡臉書網站)

他說:“大眾一般認為‘發展’比‘保存’重要,因為香港人從小就被灌輸要以目標為本,而這種‘目標為本’的普遍價值觀,會讓人變得功利,所以即使偶爾有組織推行保存與教育工作,往往也力不從心,未能做好教育的部份。”

香港社會正在經歷變化,曾經接觸過或觀賞過這些字體的香港人將會越來越少,再加上移民潮,及新外來移民的出現,本地人的字體保育意識會否越來越少,會受到考驗?黃宣游分析,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城市,城市的形象表現會隨居住人群而轉變。然而,近年中晚年人重拾對歷史文化的熱情,是讓人鼓舞的。他說,儘管新一代並未經歷過香港燈紅酒綠的年代,未怎麼看過香港霓虹夜景,他們對於舊事物的共鳴相對較低,但對於人們的熱情能否持續,能否為新一代帶來共鳴?“墨跡”組織抱持觀望態度。

最後,他總結道,歷史偶然地前後幾次讓當時這四大書法家高度集中在香港,他們本來就是集勇氣和文化水平於一身的群體,而他們的這些特徵,造就了那個時期的香港,建立了香港的品牌;“香港”就是他們,他們就是“香港”。當時的書法市容,正是那個時期的美學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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