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今年成立一百週年。中聯辦等中央駐港機構一改作風，高調舉行紀念活動。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的二十多年裡，由於實行”一國兩制“，中共在香港一直保持低調，黨組織不會公開舉行活動，黨員也不會公開身份。隨著港版國安法影響加深，外界估計，日後中共可能打破禁忌，在香港全面公開活動。
五十多歲、化名廖先生的香港人是一名退休人士。他向美國之音表示，在他眼裡，中國共產黨一無是處。
廖先生說：“混淆是非，顛倒黑白，言而無信，不尊重普世價值。回歸後，尤其最近幾年，香港的情況越來越差，這與共產黨的決策有很大關係。我不希望'共產黨'這三個字在我的日常生活當中出現。”
不過，按照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的說法，“中共在香港沒有明顯存在感”的情況會慢慢改變，由中共“自己介紹自己”，不需要再假手於人。
劉兆佳： 反共勢力成主流
劉兆佳近日接受中國大陸網上媒體“觀察者網”採訪時表示，中共建政後，由於中西方冷戰，中共及民間組織受英國人“監視打擊”，也使中共在香港的勢力被“邊緣化”。 1967年香港爆發六七暴動，當時大多數香港人對內地文化大革命“非常害怕”，香港左派力量進一步邊緣化，損害大部分香港人跟中共的關係，增加了他們“恐共、反共”情緒，效果至今還能感受到。
他說， 因為中共知道香港人對共產黨“比較敏感”，“中國共產黨”這五個字也是敏感詞，所以中共在香港主權歸還中國之前承諾不在香港公開活動，以免引發政治鬥爭，結果把“思想基地”拱手讓給“西方勢力”以及在香港的“反共勢力”， 使反共勢力變成“主流力量”。年輕一代受“反共思想”嚴重影響，即使政府內部也有不少公務員和官員對共產黨有抵觸情緒，學校老師，媒體人及西方宗教力量更甚，結果“反共勢力”不斷利用思想陣地的“主導地位”，利用港人“反共、 恐共、 拒共”情緒挑戰港府管治， 挑戰中央對一國兩制的詮釋，甚至試圖把香港變成“顛覆基地，滲透基地”。
學者： 港人對中共高度不信任
台灣經濟民主連合研究員江旻諺畢業於香港大學，曾經歷2014年雨傘運動。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香港人普遍抗拒中共並非由於受所謂的“反共勢力”影響，而是因為他們十分了解中共沒有辦法實踐民主價值，所以對這個政黨高度不信任。
江旻諺以數年前港大同學到中國大陸進行交流為例。
江旻諺；“朋友的感受都是，在中國內地的學校，特別是大學，思想上是相當的壓制。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會遇到一些對台灣和香港相對有敵意的一些中國年輕人，可能是俗稱的'小粉紅'。他們可能對香港人的民主運動或者對台灣人追求獨立自主甚至會有攻擊性。兩地年輕人之間的互動也是造成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信任程度降低的原因之一。“
作為社會觀察人士，江旻諺認為，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初期，中共的確能做到在香港保持低調。
江旻諺；“香港剛進入'一國兩制'的時候，中國還是需要香港作為'一國兩制'表象的城市，才可以取得西方世界的信任，讓西方世界或者國際社會認知到，香港相對於中國內地還是一個屬於中國，但是擁有言論自由的城市。”
回歸初期港人認同中國
根據江旻諺的觀察，在1997年之後的十年左右，香港人對於中國並不排斥。他說：“在2008年北京奧運的時候，其實香港人對中國或者中國人的認同度，比現在相對高很多，甚至在主權移交之前或者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當時香港大學生提出'民主回歸論'， 其實他們對中國是懷有進步的情懷的，希望可以和中國站在一起，成就歷史的這樣一種情懷。”
他表示，不少港人之所以“抗共”，主要原因還是中國自己撕毀了“一國兩制”和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江旻諺說：“拒絕民主選舉。拒絕香港人（本應）享有的自由權利。是因為中國步步緊逼，才導致香港人對共產黨的不信任。 從二十三條立法，到後來反國教的運動，到後來追求雙普選，特別是雨傘運動。這幾次重要的時間點，很明顯，香港人希望得到原本'一國兩制'和中英聯合聲明所承諾的，但後來都失敗了。”
香港舉行黨慶活動
2021年6月，中央駐港機構舉辦共產黨與一國兩制論壇，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致辭時，談到2019年的反修例事件，他說，黨中央堅持依法治港粉碎反中亂港勢力“顏色革命”的圖謀，中央的決策是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並強調，必須堅持共產黨領導。
駱惠寧說：“那些叫囂結束一黨專政，否定黨對'一國兩制'事業領導的人，那些企圖把香港作為地緣政治的棋子，遏制中國的工具，滲透內地橋頭堡的人是在毀壞'一國兩制'制度根基，是香港繁榮穩定的真正大敵。”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向中國網媒表示，在香港經歷大量政治鬥爭和“動亂暴亂”後，有些問題必須講得清清楚楚，包括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中央在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中共是包括香港在內“全國的執政黨”等，而六月舉行的論壇是第一次在香港公開討論中共和香港的關係，“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劉兆佳認為，過去中共不在香港公開活動的承諾，“今天在新形勢下已經不合時宜，更不利一國兩制的全面和準確實踐”，應該由中共自己講解中共對香港發展的貢獻。
劉兆佳促中共奪話語權
劉兆佳又認為，過去中央會顧慮是否會引起反對派攻擊，但現在反對派已開始“潰不成軍”，失去話語權，中共更要利用這個難得的“有利條件”，“在撥亂反正的重要環節奪取話語權”，但他沒有具體解釋“奪取話語權”指的是哪些措施。
澳門媒體人崔子釗對美國之音表示，除了香港，今年澳門在七一前夕也舉行了圍繞中國共產黨的活動，情況是以往所罕見。
崔子釗說：“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港澳地區關於共產黨的一些活動很直接的就在當地進行。這在以前，尤其是香港反送中運動發生之前是很少看到的。像我們一直在港澳生活，現在突然聽到有這種說法，感覺是很奇怪的，但是慢慢就會變得不奇怪，因為中共最常見的手段就是把意識形態慢慢滲透到每一方面，變成洗腦的效果。”
2021年3月，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談到中央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時表示，愛黨是黨員的義務。而愛國不等同一定要愛黨，但強調參選人士一定要尊重中國共產黨領導。而中共學者田飛龍早前在“明報”撰文說：“愛國包含對黨領導的尊重，香港人作為中國公民承擔的是愛國義務，對共產黨是尊重而不是強制熱愛。”
未來港人被強制愛黨？
不過，媒體人崔子釗估計，在可見將來，北京有可能向港人提出進一步要求。
崔子釗說：“剛回歸的時候也沒有要求要愛國，到了今天，你不愛就會犯法。國安法擺在那裡，此外又鋪天蓋地的不斷灌輸愛國教育。現在他用的詞語（說法）是要對共產黨'尊重'。那以後就可能不是'尊重'了，你要去愛它，你要去維護它，你要去跟隨它，對它有異議可能會遭受牢獄之災。”
受到歷史因素影響，左派勢力在澳門的影響力一直根深蒂固。
崔子釗說：“以我所知道，（澳門）一些公共事業的負責人本身跟大陸的關係是很密切的。它們跟中國的聯繫其實背後都有很濃厚的官方背景。我的理解是，官方背景也是離不開共產黨的控制，澳門的高校有很多具大陸背景的人士擔當重要的職位，類似中共黨支部的運作模式，只是現在還沒有浮上水面而已。”
他不排除，香港在不久將來就會步澳門的後塵。
台灣經濟民主連合研究員江旻諺表示，香港的親北京陣營從未獲得北京真正信任，相信中共對香港的控制會越來越直接。
江旻諺說：”他們確實是有可能更大規模的去佈建、部署他們的黨組織。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要取代原本在香港本地的“建制派”的角色， 因為香港過去的建制派政黨並非屬於共產黨，雖然他們非常親近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但現在看來，可能它們相對也不再信任這些建制派的香港人。 它們更想做的是用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組織，自己的宣傳，在香港呈現出中國模式的優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