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去年經歷新冠疫情、長江流域水患和豬瘟等天災人禍的衝擊，中國近期宣稱，2020年全國糧食生產仍是豐收的一年，不僅將中國人均糧食的佔有量推升至近480公斤的新高(超過國際糧食安全標準線的400公斤)，而且一掃外界對中國可能出現糧荒的疑慮。
對此，部分學者認為，中國的統計數據是否如實反映現況，外界難以評斷。但14億人口的吃飯問題牽動的不僅是中國的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更可能會動搖到中共統治權的正當性和穩定性，因為就連中共領導人自己也認識到，老百姓若“沒飯吃，會鬧事”。
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去年底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將“三農”問題列為共產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後，觀察人士說，糧食安全之重要性尤其躍居中國“三農”問題之首。
三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學者表示，中國以稻米和小麥作物為主的口糧，也就是俗稱的“米袋子”，就官方發布的產量數據來看，今年應該供給無虞，但仍要防範可能有的恐慌性屯糧或資本炒作來哄抬糧價、以及糧倉管理“不到位”所可能引發的糧食安全警訊。
糧食安全無虞 防恐慌和資本炒作
德國哥廷根大學經濟學系教授于曉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相較於新冠疫情，長江水患對中國糧食的生產影響較大。他估計，去年約減少了10%水稻的收成，但對全年穀物總產量的衝擊相對還是有限。
在“米袋子”方面，于曉華說，由於兩大口糧的自給率達95%以上，中國應不至出現糧荒、甚至餓死人的情況。但他也提醒，若今年因新冠疫情再起而出現恐慌性屯糧或資本炒作，以中國人口體量之大，穀物價格可能會出現波動。
他解釋，以中國全年總產量2億多噸的稻穀折算出約1.5億噸的食用米為例，等於每人全年可以買110公斤(每月10公斤)左右的米量。若因恐慌，每個人多買個10公斤，大米價格就會翻倍漲，又或是糧商趁全球疫情和外貿等因素炒作，哄抬糧價，這都是政府必須防範的警訊。
他說：“如果每個人一恐慌，每個人都多囤10公斤、多囤一個月，這就相當於把市場上10%的大米突然給買光了，(也)相當於市場上突然增加了10%的需求。這就會導致糧食價格爆炸了，可能漲一倍。”
根據中國農業部去年底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糧食麵積年成長0.6％達17.52億畝(約1.2億公頃)，扭轉了連續4年下滑的勢頭，總生產量則年增0.9%達1.339萬億斤（約6.7億噸），且連續六年保持在6.5億噸以上，將人均量推升至480公斤的新高。四大作物“三增一平”，其中，稻穀、小麥、大豆都增產，唯玉米產量略減。農業部表示，糧食連年豐收下，又高位增產，“供需總量基本平衡。”
牲畜飼料缺口擴大
但中國糧食在大豆(榨油和豆渣飼料用)的供需上有結構性的缺口，且缺口逐年加大，使得中國每年都必須在海外搶買大豆。據農業部的統計顯示：光去年1-11月，中國就進口了超過9000萬噸的大豆，全年可能超過1億噸。
除了大豆，玉米的缺口也很大。于曉華的評估，中國牲畜飼養所需的飼料，包括玉米和大豆今年仍可能有總計5000萬噸的缺口，若進口不及，恐影響到生豬產量和豬肉供給，讓中國俗稱“菜籃子”(包含肉品和蔬菜)的部分供需出現緊缺。
他解釋說，中國前幾年的玉米產量其實頗豐，進口量也多。但連兩年豬瘟，使得生豬的產量急遽下滑，導致主要作為飼料的玉米也供過於求，價格大崩盤。為了調解供需，官方在北方的鐮刀灣地區（黑龍江、吉林、河北至內蒙等省份的部分地區）大幅減產數千萬噸玉米之耕種。
然而，隨著豬瘟疫情走緩，于曉華認為，生豬的庫存已恢復到2016年的水平，未來1-2年，可能還會增長20-30%，因此，飼料的缺口就擴大了。他估計，約5,000萬噸的缺口若無法補足，豬肉的供給就會比較緊張、也難有降價的空間。在此前提下，他預期，中國應會提高其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所設定的、只課徵1%關稅的720萬噸年度進口配額(配額外的進口關稅高達60%)，以擴大玉米的進口。
中國社科院於去年八月所發布的報告也指出，中國在未來五年內將面臨糧食短缺1.3億噸，穀物則將短缺2500萬噸。其中，本地生產的三大主糧中，作為主要口糧的小麥與稻米不至於供給短缺，但是飼料作物玉米已經有不足的跡象。
不過，于曉華說，中國豬肉的價量供需就算失衡也只會是短期現象，最壞的情況是，老百姓吃不起豬肉或少吃點肉，應不至於釀成真正的糧食危機。
中國農業部也保證，元旦春節期間，中國“米袋子”和“菜籃子”重點品種供給總量充足、品種豐富，“城鄉居民碗裡不會缺糧缺油，也不會缺肉少菜。”
總體而言，于曉華預估，中國的人口和糧食需求應在2030年會穩定下來，總需求產量將達8億噸，以目前6.5億噸的年產量，還有1.5-1.7億噸的年缺口。
糧倉管理不到位？
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毛國瑞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中共將農業貿易作為國際博弈的手段和武器，因此，並不會期待以進口貿易來維持主糧的供給。在“飯碗要牢牢端在手裡”的前提下，其對18億畝(1.2億公頃)種糧耕地紅線的掌控越來越緊，他說，這代表中國對糧食安全的高度重視。
另外，毛國瑞說，中共對存糧的管理也扣得很緊，只不過，當中央下令清查全國糧倉的儲備情況時，近幾年卻傳出部分地區的糧倉相繼失火的消息，這讓人不禁對地方政府和央企在存糧之管理和維護是否到位，以及中央對儲糧一條鞭的管理是否有效，有所質疑，也構成中國糧食安全上的可能警訊。
相對於日本的糧食自給率只有四成，位於台北的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教授羅竹平則說，中國的自給率高達九成應該是很安全的水位。只不過，中國人口太多，對肉類、海鮮的需求又高居全球之首，在美中交惡、美元續貶可能推升全球糧食價格、再加上中國存糧似乎有限的國際大環境下，糧食安全仍面臨不確定因素。
羅竹平向美國之音說：“因為全世界的貿易幾乎都是用美元計價，美元貶值之後，什麼東西都會漲，漲價的結果，可能你工資不會跟著漲，因為，經濟不好，這就是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的話，那窮人就很慘，富人就不會怎麼樣。那你就少浪費，（中國）就不需要進口那麼多。”
他說，這也是為什麼習近平去年要重啟“光盤行動”，甚至要立法，強行禁止中國人對餐飲食物的浪費行徑。 “光盤行動”指的是中國政府早於2013年就開始提倡之餐飲節約、杜絕浪費的用餐文化，也就是，進餐館消費時，點菜要適量、剩餐要打包等習慣。
中國農業前景
羅竹平對中國農業的前景，看法樂觀。他說，為了提高自給率，中國已跟俄羅斯租借了100萬公頃的土地，用於農業生產，以解決糧食的難題。
另外，中國的海水稻種植近期也首度開始上市銷售。如果海水稻在各緯度地區的實驗成功，他說，中國總量高達16億畝的鹽鹼地，只要有2億畝地，成功種出海水稻，就能養活1.6億的人口，屆時中國的糧食自給率可能可以朝100%前進。
針對農業、農村和農民（三農）中存在的問題，即農民苦、農村窮、農業真危險，羅竹平對中國在農民精準脫貧上的成就予以肯定，尤其中國利用金流、物流和資料流的高科技，讓部分極度窮困農村的農產品能對外銷售、並提高產值，都讓人看到中國農業的潛力。
習近平去年底宣示，中國已協助一億人口脫貧，完成脫貧全面摘帽、邁向小康社會的目標。不過，據台灣自由時報導，《日經新聞》質疑，中國官方設定的貧窮線標準，即年收入4,000人民幣(約612美元)，略低於世界銀行所設定的694美元貧窮線，而且中國自2016年以來耗資5,300多億人民幣(約818億美元)來扶貧，卻可能讓地方政府債台高築，變得更窮。
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毛國瑞教授表示，北京政府推出了諸多政策、也投入了極高的行政資源和經費來幫扶農民、農村和農業，非常積極，也達到了相當多短期的成效。但他說，中共威權體制下的治理模式都是運動式、由上而下的政治化運動，也就是，由中央政府制定政策並設定數字考核標準，來動員整個官僚體系、並鞭策地方政府達成績效。不過，他說，這種一條鞭式的管理方式，長期成效如何，卻不無令人存疑。
脫貧結構性問題難解
以脫貧成效而言，毛國瑞說，若中央政府停止對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很多貧困地區基於結構性的問題，可能很快就會返貧，除非地方政府有足夠的自生性財源能持續扶貧，又或者，靠近都市地區的貧困結構已經得到翻轉。
他說：“中國大陸長期的農村貧窮問題是結構性問題。譬如說，你說，甘肅好了，甘肅的黃土高原，你說陝北，你不挖煤，你能幹嘛？譬如說，像貴州這些地方它是長期性的結構問題。精準扶貧是真的投了很多資源......可是，結構性的問題能不能夠靠完全是硬體建設，或者完全靠這種幫扶的方法來解決，那這就需要時間。”
在農業改革方面，毛國瑞說，中國走了40年，有一定的投入、一定的成效，但各地情況各異，也有難解的結構性問題。例如，小農若把土地和規模集中轉包給工廠化的農場來經營，最大的問題是容易出現社會階級分層的現象，這對號召“打土豪、平分土地”起家的共產黨來說必然是條行不通的路。他說，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政策界有一派人士認為，中國並不適合走美國式、注重工業化生產效率、規模經濟的農場發展模式，而是建議參考日本的精耕，以地方農會作為高附加價值生產模式和行銷平台。不過，這二十幾年來，中國集約化、工業化的發展模式仍佔上風，雖然這幾年的農村振興，萬眾創新的論述也是有稍微參考日本發展的經驗。
德國哥廷根大學的于曉華教授則說，由於中國仍有5億的農村人口，人多地少，因此，中國的農業問題不只是生產面的問題、還要考慮農民的生計問題。他說，中國仍維持土地集體所有製，就是要讓農民工即使返鄉後、還能保有1.5畝的農地，“有飯吃、餓不死、社會不亂”，他說，這是中國農業兼具社會保障的功能。
返鄉務農有飯吃 不鬧事
後疫情時代，失業率增加。于曉華估計，約有2,000-3,000萬左右的農民工可能因為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而返鄉務農，雖然收入可能因此只剩六分之一，但務農耕作，仍可勉強維持生計，“有飯吃、別鬧事”，這也是中共維穩的方式之一。
他說，中國的農改急不得，30年後，農民人口若只萎縮到只剩下1億人的專業農工，中國政府也會以吻合人口和社會變動來動態調整其農改政策。
另外，污染問題也是中國農業面臨的一大挑戰。毛國瑞說，中國非常認真、投入資源、並建立法律配套要來解決農業污染或土地重金屬的問題，但中國農村的污染問題積弊之深，已不是點狀、而是面狀的污染，非單一途徑就可解決，而且產業鏈的結構問題也讓污然源之處理變得更加棘手。例如，他說，中西部省份為了經濟成長之目標，在非中央環境督察的時間點上，都很願意接納高污染的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