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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個叛逆的孩子,五兄弟中排行老三,他的與眾不同在於,11歲學會了抽煙,也因此學會了撒謊和偷竊——偷爸爸的煙,騙父母的錢。”

星期四(9月8日),在美國非政府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舉辦的“劉曉波與中國未來”紀念研討會上,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知名中國事務學者林培瑞(Perry Link)口中的劉曉波不完美,卻更鮮活。

再過幾天,就是這位在獄中身患絕症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去世三個月的祭日。

“我們不該把他的人生寫成一部聖徒傳,” 林培瑞說,“他的英雄主義在於他能在回顧人生時,為過去的錯誤懊悔,糾正它們,克服它們,之後才成為一位'民主鐵人'。”

林培瑞多年前在中國和劉曉波相識,幾年前參與編輯劉曉波文集英文版《沒有敵人,沒有仇恨》。劉曉波去世後,人們紛紛討論他給世人留下怎樣的精神遺產。林培瑞說,他更想談談劉曉波的早年,因為那個內心充滿掙扎,帶著人性瑕疵的劉曉波更真實。了解他如何一路走來,可以幫助人們更深入地理解他如何成長為日後那個了不起的人。

面對台下的100多名聽眾,林培瑞開始娓娓道來。

叛逆的“黑馬”

“他的父親是早年的共產黨員,41年參加革命,後來成為東北師範大學的一名語言學家。劉曉波生長在長春,那是一個相對享有特權的紅色大院。他對我們說,他的父親很嚴厲,打他打得很狠。他不喜歡他的父親,他愛他的奶奶。在這個類似'好警察壞警察'的家中,奶奶扮演了好警察的角色。

“他反抗父母,反抗老師。小學時他成績很好,但他批評老師,抱怨小學老師教得太簡單。'文革'爆發時,他11歲,還不到當'紅衛兵'的年紀,他看到'紅衛兵'在街上打砸搶,於是也和他那些'前青春期的朋友們'在街上找茬。有一次他們戲弄一位撿垃圾的乞丐。後來他寫了一篇文章,為自己的行為懊悔,他並不忌諱公開當年的這些事。

“1969年他和家人被下放到內蒙古,相比長春,內蒙無聊得多。他不能上學,但他開始讀書,並由此開始了終其一生的對書的摯愛。他看的書很雜,中國和西方的古代文學、現代文學。在那裡,他和一個叫陶力的女孩展開了一段青春期的羅曼史。陶力來自長春的同一個大院,父母都是教授,兩家人同時被下放。那個時候談戀愛在中國是被禁止的,所以這段關係只能秘密進行。

“1982年,他們回北京後結婚。82年到84年,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念碩士研究生,學習古漢語。這個專業是分配的,不是他自己的選擇。他被分配了一個導師。他和導師的關係不好。導師在他的文章旁做批註,他也在旁邊寫批註,批駁導師的話。後來導師去世時,他參加了葬禮,沒有鞠躬。 這也是他早年叛逆的跡象。

“84年到86年,他在北京師範大學當講師,同時開始創作博士論文。1986年'新時代十年文學研討會'在北京舉行。劉曉波去參加了,儘管他還只是研究所的學生,但他幾乎一夜成名,因為他對會上的每個人大加批判,那些和共產黨關係密切的作家,也包括那些所謂的溫和改良派,比如資深文學評論家劉再复。後來他去找劉再复道歉。我們專門和劉再复核實了這件事。他說,對不起,我那時不得不批判你,因為只有這樣我才能出名。他也因此贏得了'文壇黑馬'的稱號。”

從“自大狂”變謙卑

對於那匹桀驁不馴的“黑馬”,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兼職教授、“中國數字時代”網站創辦人兼主編蕭強並不陌生,儘管二人只在2000年前後有過一次電話上的交談。

“我對他的印象始終是個自大狂,”蕭強說,“他批評所有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包括我尊敬的導師方勵之。”

1989年,中國爆發天安門民主運動,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的劉曉波決定回國,和廣場上的學生們在一起。

當年4月,他寫下這樣的文字:“無論是哪個層次上的反叛,都將或直接或間接地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這樣我怎麼面對國內前所未有的學運而逍遙海外呢?既然不能不關切,既然按捺不住,就應該實實在在做點具體事。就是回國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論道要過癮得多。”

“我為他作出回中國的決定而感動,”蕭強說,“ 但是再一次,他的悔過書讓我感到由衷厭惡。他在台灣出版的那本自傳也充滿自大的,不知所云的說辭。那時我覺得他不是那種能交談的人,不合我的口味。”

蕭強所指的是“六四”之後,劉曉波以“黑手”名義被捕,在北京秦城監獄寫下的悔過書,以及獲釋後在台灣出版的懺悔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

“我們不知道他在悔過書中究竟寫了什麼,”林培瑞說,“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他後來感到無比懊悔。他後悔自己說了太多,有些運動中的人和事,可能被看作是出賣了朋友,儘管那並非他的本意。”

林培瑞說,劉曉波的餘生一直帶著很強負罪感。每年天安門屠殺紀念日,他都會寫詩紀念那些亡靈。

他繼續講述劉曉波的故事:

“在監獄裡,他的妻子陶力向他提出離婚,他簽字了。他意識到,自己沒有善待陶力。從86年起,他就開始不斷找尋別的女朋友。”

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中,劉曉波曾這樣反省自己:“像我這樣生性放蕩而又貪戀社會功名的人,根本就不配有家庭、不配做一個負責的丈夫和父親,不配得到陶力的愛。”

遇到劉霞後,林培瑞說,這匹“黑馬”進入了馴服期。

“劉霞非常忠於他。1996年,他們舉辦了一個聚會,邀請了很多朋友。在他們看來,這是二人的婚禮,但是在法律上他們還不是夫妻。1996年劉曉波再次被捕,關在大連勞改營,劉霞想去給他送書,但是送不成,因為他們沒有合法結婚。所以他們在勞改營裡填了表格,正式結婚了。

“但她依舊不能去看他,直到一年半後,她才獲准探視,可以去送書。劉曉波在勞改營裡讀了很多書,還開始寫詩,他最好的詩都來自於勞改營那三年。這些詩歌都是寫給劉霞的。”

1999年10月,劉曉波勞教期滿,開始了一段相對平靜的日子。

林培瑞說:“1999年到2008年,他寫了很多涉獵廣泛、富於雄辯的文字。他寫孔子、康德、聖奧古斯丁、江甦的農民、奧運會運動員、對比中國和捷克的幽默、 色情、政治、互聯網革命、 奧巴馬當選、虐狗、國際關係、達賴喇嘛、中國的經濟奇蹟……他在警方的監控和騷擾下寫下這些文字。警車常常就停在他家門口。”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蕭強發現,那個時候劉曉波的文風變了,語調變了,變得謙卑,變成了一種他說不上來是怎樣的人。

“我和很多異見人士、民主人士,這類我生命中的英雄共過事,他們中很多人都很自負”蕭強說,“但是經歷了種種這些之後變得謙卑,變得開始思考超然價值,劉曉波是唯一一個。”

蕭強曾試圖向很多人提出同樣的問題:究竟是什麼改變了劉曉波?他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人說是愛;有人說是他在獄中讀過的那些書;還有人說是因為天安門,是人的生命讓他變得謙卑,讓他超越自我,成為了更好的人。

“今天,對我來說,他不僅是一位真正的英雄,還是一位聖人,”蕭強說,“他有一種精神的感召力量,那種沒有仇恨,沒有敵人的超然價值觀超越了當今中國的政治現實。”

“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第二次勞教結束後,除了投身寫作,劉曉波還經常出面支持弱勢群體和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他常常去看望天安門母親群體,組織公開聲明,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零八憲章》。在林培瑞眼中,能把寫作和身體力行結合得如此之好, 劉曉波外,沒有第二人。

2004年,旅美學者李曉蓉經朋友引薦與劉曉波在網上相識。如何促進中國和平轉型成了這群天南海北、志同道合的朋友經常探討的話題。2008年,因為《零八憲章》,二人更是有過很多密切合作。

“《零八憲章》呼籲尊重最基本的普世權利,包括自由、人權、平等、民主、憲治,” 李曉蓉說,“那時300多名中國律師、人權活動人士、自由派知識分已經簽名支持。劉曉波堅持不懈地通過郵件|、Skype等各種方式收集簽名。”

李曉蓉記得,最後一次和劉曉波通話是2008年12月,在他最後一次被拘捕的前一天。

“他對我說,他又收集到一個簽名,是一位受到監視居住的前政府官員,” 李曉蓉回憶道,“他說,你知道我是怎麼做到嗎?凌晨5點我去了北京的一個公園,他正在警察的監視下練太極拳。我走過去假裝也在練太極。在晨霧的籠罩下,我給他看了《零八憲章》。”

出於對劉曉波和朋友們安全的擔心,李曉蓉在電話中建議推遲發表《零八憲章》。

“有……有……有什麼好擔心的,”帶著東北口音和一貫的結巴,劉曉波說,“對我來說最糟糕的結局不過是回去坐牢。但這是值得的:天安門事件過去將近20年,正義卻依然缺席。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之後,他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11年。再之後,他得了諾貝爾獎。聽到這個消息時,劉曉波在北京的一位朋友哭了,不是喜極而泣,而是因為他隱隱地覺得,劉曉波再也不可能活著走出那堵高牆了。

2009年12月,劉曉波在法庭上做最後陳述《我沒有敵人》時,感謝妻子劉霞的愛。他說,“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會用灰燼擁抱你。”

如今,劉曉波化為灰燼,漂入茫茫的大海。劉霞說,她連那個空的骨灰盒也沒有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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